中興名臣–曾國藩
江彥震
曾國藩於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生於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白楊坪（現屬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天子坪）人，宗聖曾子七十世孫 （系出曾氏南宗），乳名寬一，初名子城，譜名傳豫，字伯涵，號滌生。中國近代政治家、軍事家、理學家、文學家，與胡林翼並稱曾胡。是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曾國藩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同治年間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襲罔替，諡文正。
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可以說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
父親曾麟書是塾師，屢試不第，年近五十方才進學，成為生員（秀才）。曾麟書自忖功名僅能及此，從此在家鄉一心一意栽培長子曾國藩科考。曾國藩五歲啓蒙，次年入家塾「利見齋」。道光六年（1826年）春應長沙府童子試，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陽唐氏宗祠讀書，一年後轉入湘鄉漣濱書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應湘鄉縣試，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國藩進入長沙著名的嶽麓書院演習，同年參加湖南鄉試，中第三十六名舉人，並動身入京師準備來年的會試。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國藩會試未中，寓居京師長沙會館讀書。次年恩科會試再次落第，於是返回長沙，於同鄉劉蓉、郭嵩燾等居於湘鄉會館。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再次參加會試，終於中試，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並成為林則徐政敵、主張「鴉片上稅免禁」的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親拔為第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館考試，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侍講。同年，出任四川鄉試正考官。年底，充文淵閣校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升侍講學士。不久，同榜進士李文安之子李鴻章入京會試，投其門下受業，住他北京家至少一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禮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四月，曾國藩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咸豐帝將奏摺怒擲於地。次年，又上《備陳民間疾苦疏》。此時太平軍已攻入湖南，氣勢正盛。1852年（咸豐二年），曾國藩因母喪在家。這時太平天國運動已席捲半個中國，儘管清政府從全國各地調集大量八旗軍、綠營官兵來對付太平軍，可是這支腐朽的武裝已不堪一戰。因此，清政府屢次頒發獎勵團練的命令，力圖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裝來遏制太平軍勢力的發展，這就為曾國藩的湘軍的出現，提供了一個機會。
曾國藩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複雜的人際關係，以湖南同鄉為主，仿傚已經成軍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並整合湖南各地武裝，稱湘軍。咸豐三年（1853年）八月，曾國藩獲准在衡州練兵，「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並派人赴廣東購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在團練湘勇期間，他嚴肅軍紀，開闢新的軍隊，他先後將5000人的湘勇分為塔、羅、王、李等十營，先後將團練地點由長沙遷至湘潭，避免與長沙的綠營發生直接矛盾。
咸豐四年（1854年），發佈《討粵匪檄》，率師出征，不久在靖港水戰中被太平軍石祥貞部擊敗，投水自盡，被部下所救。休整後，重整旗鼓，當年攻佔岳州、武昌。咸豐帝大喜過望，令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然而，大學士祁雋藻進言，稱「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咸豐帝收回成命，僅賞曾國藩兵部侍郎頭銜。咸豐六年（1856年）坐困南昌。9月2日，洪楊內訌，史稱天京事變，南昌解圍。咸豐八年（1858年）5月，湘軍攻佔九江，氣勢頗盛；十年（1860年），湘軍圍安慶。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軍破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對無辜平民展開屠殺與搶掠，當時的南京城被燒毀，平民死傷無數，南京人咸恨湘軍，稱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為「曾剃頭」、「曾屠戶」。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郭廷以在其所著《近代中國史綱》引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記載曾國藩弟曾國荃率湘軍攻入南京城後的情景：「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戳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凡此均為曾國荃幕友趙烈文目睹所記，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是為湘軍版的「南京大屠殺」。7月，朝廷加曾國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國荃賞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與平定太平天國戰功居次之湖廣總督官文雙方形成集團政爭白熱化。8月，奏准裁撤湘軍25,000人。
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改任直隸總督。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其處理「天津教案」。曾國藩十分驚恐，甚至出發前立下遺囑，他深知當時中國遠非西方列強對手，因此主張對外讓步。曾國藩發布《諭天津士民》的告示，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誡其勿再起事端，隨後釋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紳民的不滿。處理「天津教案」，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全國輿論大嘩，「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朝廷官吏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甚至直接稱其為「曾國賊」。
同治九年（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平民張汶祥刺殺於後，朝廷命曾國藩再任兩江總督，前往南京審理該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在金陵總督轅門病逝。朝廷追贈太傅，諡文正。其家族後代多出官宦，如曾紀澤、曾廣鈞等。曾國藩善用人才，晚清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都與他有密切關係。李鴻章等稱呼他為老師。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拚命作官，俞蔭甫拚命著書」。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亦多所汲取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曾國藩在從政和從戎生涯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局限，轉而比較接受心學。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並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着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國藩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稱。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化、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其文風影響。著作收於《曾文正公全集》中。生前出版影響深遠的《曾國藩家書》，另還著有《挺經》、《冰鑒》等現代暢銷書。
咸豐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軍自湖南北出，攻克漢陽。1853年曾國藩建立地方團練，稱為湘軍，分陸軍、水師兩種，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為主，薪俸為一般綠營的三倍左右，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1854年，總計有陸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水師十營五千人，會集湘潭，誓師出征。初戰在岳州、靖港敗於太平軍，接連戰敗，曾國藩幾跳水自盡，在上書時，只能以「屢敗屢戰」自嘲。後重整軍備，復佔岳州、武昌，太平軍勢力退出兩湖。1858年5月，攻佔九江，氣勢很盛；1860年，曾國荃包圍安慶，以「扎硬寨，打呆仗」聞名。1864年，湘軍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軍抵抗湘軍，讓湘軍吃足苦頭，南京城破時，曾國藩說：「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兇酋悍黨，如李開芳守馮官屯、林啟榮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萬餘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曾國藩入南京後，湘軍大肆焚掠，「……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軍一面，則潰敗後之虜掠，或戰勝後之焚殺，尤耳不忍聞，目不忍睹，其慘毒實較『賊』又有過之無不及，餘不欲言，餘亦不敢言也。」太平天國強盛時，南京最多有100萬人，可屠城之後10多年，死走逃亡，到光緒登基時，南京只剩不到50萬人。
攻陷天京後，曾國藩巧言上書「偽宮賊館，一炬成灰，並無所謂賦庫者，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物，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見之事」。曾國藩就地處死太平軍降將李秀成，原因可能是李秀成想效法姜維詐降，也不想把李押解北京以遭受酷刑。趙烈文記述李秀成在臨死前說「中堂厚德，銘刻不忘，今世已誤，來生圖報」。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軍擊斃，清朝廷令曾國藩剿捻。曾國藩採取「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專事近剿，不事尾追」的方針，在河南周家口、山東濟寧、江蘇徐州、安徽臨淮關分置四鎮，駐淮軍和湘軍八萬，將捻包圍在蘇、豫、皖邊區。又在淮北捻軍的根據地修築墟寨，清查戶口，實行保甲連坐法。但捻軍突破湘軍、淮軍的包圍，進入湖北。又突破開封、朱仙鎮間的賈魯河防線，東走山東。曾國藩被撤欽差大臣，李鴻章繼任。曾國藩自剿捻以來，屢受清廷的指責，成為晚年的一大心病，事實上，這時湘軍大部份裁撤，曾國藩只能用李鴻章的淮軍，不如湘軍容易差遣。各部協調不力，被張宗禹率捻軍在賈魯河一帶突破，進入山東。
曾國藩寫過很多關於為人處世的家書，他的部分家書得到很多讀者的青睞。曾國藩一生篤好學問，作文每日不輟，是名副其實的儒家。歐陽兆熊說曾國藩一生三變：早年講理學；辦理團練軍務時講申韓；後學老莊。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後的部分革命黨人斥為「開就地正法之先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各種政治原因，對曾國藩等封建時期的人物大加斥責。但自文化大革命後學術界政治氣氛下降後，對曾國藩的評價日趨活躍，不乏讚譽之聲。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曾國藩已患重病，李揚帆認為「曾國藩實際上死於處理天津教案導致的精神打擊。在如履薄冰的對外關係處理中，他的忠、信、篤、敬四字秘訣，未能挽救自己的名聲乃至生命。」
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內指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左宗棠對曾國藩的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功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民國著名的清史學家蕭一山將曾國藩與左宗棠對比：「國藩以謹慎勝，宗棠以豪邁勝」。雲南的蔡鍔將軍對曾氏以愛兵來打造仁義之師的治兵思想推崇備至：「帶兵如帶子弟一語，最為慈仁貼切。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付之一炬。」
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中如此評價曾：「曾國藩的政治家風度、品格及個人修養很少有人能予匹敵。他或許是十九世紀中國最受人敬仰、最偉大的學者型官員」，他隨後說到「但是他卻被馬克思主義學者斥責為漢奸劊子手，為了滿清異族統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殺了同胞」。徐評論道「曾國藩雖然並非才華橫溢，但卻是一位堅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在居留京城其間，他與一些宋派理學的首要人物交友，並從他們那裡獲取了對「靜」、「耐」和「約」的領悟，這些信念運用到實際事務中，即意味着處變不驚、臨危不懼和務實克己。他在日後的生涯中將大大利益於這些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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