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彥震
李光耀,GCMG,CH(Lee Kuan Yew,出生姓名「Harry Lee Kuan Yew」;1923年9月16日出生於新加坡甘榜爪哇路(Kampong Java Road)92號的一座2層高的別墅內,是父親李進坤與母親蔡壬娘的長子。而其祖父李雲龍對他施以英語教育的舉措,使得他成為自幼受到了英國文化強烈影響的客家人。
祖籍廣東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曾祖父李沐文於1862年從大埔(介於今廣東梅州市與福建永定縣之間山區)移居到海峽殖民地,大埔縣為純客家區域,李光耀祖輩均為客家人。李光耀有三弟一妹,其二弟李金耀(Dennis)與李光耀一樣曾於劍橋大學修讀法律,其後與兄長開設律師行;三弟李天耀(Freddy)曾經為一間股票證券行主席;四弟李祥耀為一名醫生,曾於劍橋大學修讀醫學。
1935年,12歲的李光耀考入當地的英校萊佛士書院(初中部);1940年,18歲的他考入該校的高中部,但在日軍占領新加坡後中斷學業。1942年開始學習中文和日文,成為首屆官
方日語考試畢業生後1943-1945年間於大日本帝國大本營陸軍參謀部報道部工作。二戰結束後的1946年,李光耀在親友的幫助下湊集學費,並獲大英帝國女王獎學金,遠赴英國留學。在留英初期,李光耀就讀於倫敦經濟學院,並在學習時受到導師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影響,逐漸展現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傾向,但卻在後期一直以「反共者」著稱。他曾在回憶錄中表示,「之所以討厭共產黨人,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一年後,李光耀轉到劍橋大學攻讀法律,並於1949年考獲雙重一等榮譽學位,名列榜首畢業,隨後取得律師資格。1950年,他與以前在萊佛士書院的同學柯玉芝結婚。
1950年,還在英國的李光耀加入了一個由旅居當地的東南亞人所組成的、以爭取馬來亞獨立為目標的團體「馬來亞論壇」。同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開始從事律師工作。1952年,李光耀因為代表「新加坡罷工的郵差」與政府談判而聲名大噪,在工會中建立了群眾基礎,從而為其將來的從政之路奠定了基石。1954年10月,李光耀與一些從英國回來的華人、當地受華文教育的左派學生和工會領袖成立人民行動黨,參加次年舉行的首屆選舉。這次選舉中,李光耀本人順利當選立法議會議員,開始與新加坡方面馬來亞共產黨(馬共)負責人林清祥等人合作,為新加坡爭取自治地位。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動黨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選舉中成為立法議院第一大黨,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總理。此後,李光耀一直希望與馬來亞合併成立「馬來西亞」,從而為新加坡經濟發展提供保障,最後還可以剷除在當地日漸壯大的馬共勢力。
1961年,行動黨內以李光耀為首的「反共分子」與「親共分子」決裂,李光耀逐漸右傾。1963年2月,尚未獨立的新加坡在李光耀帶領下,配合馬來亞、英國殖民政府發起大規模保安行動(即著名的「冷藏行動」),拘捕及拘留至少133人,包括反對派重量級政客、新聞記者和編輯以及學生,外界普遍認為這次行動是針對共產主義者,打壓反對新加坡和馬來亞合併的聲音。同年7月,李光耀在倫敦與馬來亞東姑阿都拉曼政府達成協議,新馬正式合併。合併後的馬來西亞聯邦政府與李光耀主導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採取行動,逮捕了新加坡的多名馬共高層。
新馬合併後,馬來西亞聯邦政府與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經濟等多項政策上很快就產生嚴重的分歧。1964年,新加坡發生種族騷亂,李光耀政府藉此指責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與聯邦政府試圖推行「種族沙文主義」,使馬來人在聯邦內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並在幕後煽動在新加坡的馬來人反對新加坡自治邦政府。而聯邦政府高層則對此十分反感,也因隨後雙方多次協商未果,導致新加坡最終在1965年被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並於8月9日被迫宣布獨立。
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積極的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在位期間推動了開發裕廊工業園區、創立公積金制度、成立貪污調查局,並進行教育改革等多項政策,成功使得新加坡在三十年內發展成為最富裕繁榮的國家之一。新加坡政府以高效率、廉潔著稱,且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但自由備受限制。
1990年,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擔任內閣資政(Senior Minister),維持其在政壇的影響力,被指「垂簾聽政」。2004年,他改任「Minister Mentor」(中文仍稱內閣資政)。他始終提倡亞洲價值觀,認為亞洲國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價值觀行事。李光耀因此也一直對西方國家對他專制獨裁的批評不加理會,他認為西方民主不能強加給亞洲人民。
2011年5月14日,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得建國以來最低得票率,並首次在阿裕尼集選區敗給反對黨新加坡工人黨 (人民行動黨在獨立後首次在集選區失利)。李光耀與另一位前總理吳作棟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不會出任新內閣任何職務。他結束長達二十年的資政,連同總理生涯,正式結束在政府內閣長達52年的生涯,亦代表其長子李顯龍正式接班。
2013年,李光耀出版自傳,表示感到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希望早日離開人世。2015年2月5日,李光耀因重症肺炎被送至新加坡中央醫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治療,並啟用呼吸機。新加坡總理公署21日發表聲明說,李被入住加護病房進行治療,當時病情處於穩定狀態,在3月6日病情仍沒有太大的變化。3月17日,新加坡總理辦公室發表聲明稱,李光耀的病情因感染出現惡化,醫護人員對李光耀使用抗生素,並密切監控其病情。2015年3月23日凌晨3時18分(新加坡標準時間),李光耀因重症肺炎醫治無效逝世,享壽91歲。3月29日下午14時,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化中心舉行國葬。
李光耀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十分密切。1970年代,新加坡和中華民國進行了包括軍事在內的多項合作,李本人也多次訪問臺灣,與時任總統蔣經國私交很好。1988年李登輝上臺後,雙李也交往甚密,1989年3月李登輝就任總統後首次訪問即是新加坡。後來基於對李光耀友誼,李登輝在「辜汪會談」地點讓原本不是第一選擇的新加坡脫穎而出。2000年陳水扁的民主進步黨政府上任後,李光耀曾兩度訪問臺北,但與陳水扁關係一般。其他臺灣政治人物方面,包括蘇貞昌、謝長廷和馬英九等,皆與李光耀有所來往,曾分別進行多次私人訪問。
李光耀評價總統蔣經國「沉默冷靜、想法務實」,他認為蔣經國從不擺出思想家的模樣,但想法務實,社會知識豐富,善於識人,確保留在身邊都是可靠之士,隨時願坦誠提出己見,哪怕是逆耳忠言。蔣經國在開口前,必定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絕不信口開河。1973年李光耀首次訪台北,帶著女兒李瑋玲,李瑋玲能說流利華語,言談舉止也是個華人,因此讓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對李光耀夫婦和李瑋玲有不同的看法,從此確立了新台的獨特關係,此後到1990年,李光耀每年都會訪台1至2次。書中形容蔣經國與李光耀私交甚篤,蔣經國能理解李光耀講的英語,李光耀也能說華語,因此雙方無須通譯,就能建立友好關係。
李光耀來臺出訪溪頭,蔣經國見其與鄉民以閩南語相談甚歡,感到沮喪。在國民黨會議上,與黨政要員們說:「我們一直想要打進臺灣人的圈子裏邊,臺灣人不習慣、不認同,因為我們不親切。我們就是先天劣勢,連李光耀都能跟臺灣人通話,我們不能。」蔣經國還沮喪的對立法委員康寧祥說:「國外的元首訪問臺灣,竟然可直接與臺灣民眾交談,而我身為臺灣的總統,不會講臺灣話,連李光耀與臺灣民眾說甚麼都聽不懂。」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說,有一年李光耀來訪,與蔣經國到溪頭,當時李光耀可用閩南語跟臺灣民眾直接溝通,讓蔣經國好羨慕,蔣經國自慚自己身為國家領導人,反而聽不懂臺灣民眾說甚麼,於是才開始學閩南語,到蔣後期,雖仍不太會講,但聽都已經聽得懂。而這就是傳說中,蔣經國開啟「吹台青」提拔本省人的原因之一。
李光耀觀察在李登輝出任總統的12年內,公開抒發了一直在臺灣潛伏著的分離主義情緒,但他認為李登輝低估了中國大陸領導人和人民實現統一的意願。書中提到,在李光耀看來,李登輝充滿自信、博學,因為臺灣遭受孤立而無法理解世界領袖為何不能像日本一樣同情臺灣處境,李登輝視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對臺灣至為重要。不過,李光耀摸不透李登輝的立場。儘管如此,許多人喜歡比較李光耀與李登輝。兩人年齡相仿,高大身材臉型體型相仿,都喜運動與博覽群籍,都留學西方具名校高學歷,兩人中國祖籍地緊緊相鄰(雖然隔著省界分屬廣東省大埔縣,福建省永定縣),兩人都是客家血統,都是姓李,而且兩者原鄉祖籍村子地理位置非常接近,連兩人的性格脾氣與智力毅力都相似。但文化背景相差甚大,李光耀受英國文化薰陶深,李登輝受日本文化影響深,兩人思維與決策格局最後也出現差異。
李登輝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曾提及在1994年時,臺灣曾有構想由兩岸及新加坡合資成立船務公司,專門經營兩岸之間的海線運輸,並希望公司在新加坡註冊,以避免兩岸在主權上爭議。然而在9月李光耀訪問臺灣時,除了表達新加坡想當老闆外,更對李登輝鼓吹民族主義,認為美國人不可靠,臺灣不應該相信美國保護。對此李登輝僅表示臺灣最重要是民主化,前途應由人民決定。雙方呈現分歧,但並未破壞談話氣氛。然而李光耀之後言論開始轉向,將新加坡生意做不成的原因完全怪罪臺灣,並指責李登輝。李登輝對此懷疑李光耀是受到與江澤民會面時受其影響。陳水扁總統上臺後,一位美國共和黨重要人士在李光耀訪問前曾到臺灣私下會見李登輝、陳水扁,即向台灣當局暗示千萬不要找李光耀當調人,該人士更直陳「與其找李光耀,還不如找南韓的金大中」,表明美國對李光耀在亞太地區功能的觀點。
由於李光耀祖輩均為客家人,故其本人亦被視作為客家族裔的傑出代表之一。鑒於其對世界客家事務的影響和貢獻,李光耀被特別聘請為當地最大的客屬團體(組織)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永遠榮譽主席一職。李光耀於1994年獲頒搞笑諾貝爾獎心理學獎,表彰其30年來「對300萬新加坡公民不管何時何地吐痰、嚼口香糖、餵鴿處罰之影響的研究」。為表揚李光耀促進新加坡和西班牙巴塞羅那之間的關係所作出的貢獻,巴塞羅那市市長伯赫於2010年9月3日頒發「巴塞羅那榮譽市民」(Honorary Citizen of Barcelona)殊榮給李光耀。
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政府在1970年代開始與中國大陸交往。1976年5月,李光耀應周恩來逝世前的邀請首次訪華,會晤過主席毛澤東、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等多位領導人。之後,他多次訪大陸,和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等國家領導人會面。
1990年10月16日,李光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中新建交後的第一次訪問,這也是他對中國的第5次訪問,也是他總理任內最後一次訪華。這次訪問,李光耀與國務院總理李鵬進行了會談,還會見了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家主席楊尚昆。1992年,在李光耀和訪新的主席楊尚昆促成下,海峽兩岸曾於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汪辜會談」,極具象徵意義。
李光耀對鄧小平一直十分尊重,兩人首次見面在1978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出訪新加坡,並獲李的高規格接待。兩人確實有許多共同點,例如在經濟上皆力主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皆留學歐洲,皆喜博覽群籍智識豐富,極具理想抱負遠見,施政手法精明務實,政治鬥爭經驗豐富,有戰爭經驗皆遇過生死關頭,自奉甚儉而正直廉潔,兩人都深具領導魅力等。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共和國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成為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最晚的亞洲國家之一。此前,李光耀曾多次表示,新加坡將會是東南亞國協中最後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會員國。另外,蘇州工業園區也是由李光耀主導建設的。1992年9月,新加坡國務資政李光耀赴江蘇考察,最後選擇在蘇州金雞湖邊的這片農田上啟動了蘇州園區的開發項目。
李光耀主張「亞洲價值」。美國《外交》雜誌1994年3-4月號刊登了李光耀與該刊編輯法里德·扎卡利亞的長篇談話紀錄《文化是決定命運的》,李光耀說:「坦率地說,如果我們不曾以西方的優點作為自己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擺脫落後,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迄今會處於落後狀態。但是我們不想要西方的一切。」「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是不會改變的。人性中有惡的東西,你必須防止它。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個好的政府制度,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東方人是不相信的。東方人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家庭屬於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與社會。政府並不想給一個人以家庭所能給他的東西。在西方,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後,政府被認為可以對個人完成過去由家庭完成的義務;這種情況鼓勵了單親家庭的出現,因為政府被認為可以代替父親,這是我這個東亞人所厭惡的。家庭是久經考驗的規範,是建成社會的磚瓦。」;對亞洲價值闡明得最清楚的可能是新加坡提出的五大原則:一、社會、國家比個人更重要;二、國之本在家;三、國家和社會要尊重個人;四、和諧比衝突(指言論多元的社會)更能維持社會秩序。五、宗教與宗教之間不僅應和平共處,而且應互補。用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最概括的話來說,就是「社會第一,個人第二」(1994年9月16日《今日美國報》。
鄧小平上臺後,李光耀與鄧維持極佳之私人關係,許多建言被鄧慎重深思考慮。李光耀同時與蔣經國也維持極佳之私人關係,是當時調和兩岸關係的最具影響力人物。1990年後,新加坡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與日俱增,2000年後更成為全球在東南亞投資的最重要經營據點。李光耀對世局發展之洞察能力,受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極為推崇。[2016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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