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不怕統一」說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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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30日 上午 04:54

日前馬英九前總統提出了他對兩岸政策的新看法，改變在他執政時期的「不統、不獨、不武」，而代以「不怕統一、不搞臺獨、不用武力」。其實，馬英九提出「不怕統一」意味了要走向統一，相對於他在位時的「不統」，才真正具有新意。

馬英九執政時很堅持「不統」是他的「三不」之首，順序不能弄錯。然而，儘管馬執政時的「不統」，是指在他任內不進行統一的談判，但當遭到外界誤解為「不邁向統一」時，他卻不會像在乎順序那般，予以更正。
馬英九此時的「不怕統一」說，的確反映了臺灣存在有部分人「懼怕統一」的真像。但為何懼怕統一呢？姑且不論其原因為何及是否合理？卻都是追求兩岸和平統一過程中，必須要再努力的核心問題。若謂何者是最容易讓臺灣部分人民對統一存有疑慮者？兩岸當前公共生活的模式和體驗有所不同，當是主因。

不久前習近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及中央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身分，主持由其擔任任務編組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主任的第一次會議，而該委員會成立之目的，在於「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統一領導」，以能「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這目標下，完全看不到要強化人權的保障，只看到「依法防範風險、化解矛盾、維護權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要求」，且還要強化黨對依法治國的統一領導，都和我們將法治理解為人權的保障不同。

事實上，大陸講的社會主義法治和民主，其實更接近儒家的「民本」思想，而與臺灣受西方自由民主觀念的薰陶，便存在著認知與經驗上的差異。中共的領導既要引領民意又要回應民意，再加上他們要靠執政的效能，才可穩固政權。在此過程中，黨意必須和民意趨於一致，然後黨意再化為法律形式而要求被遵守；從而，社會主義法治的「依法治國」成了「民主」的實踐，也加大黨領導與統治的效能。 

中共的依法治國或法治，迥然不同於西方重視個人權利保護的法治，他們將提升人民的生活條件視為「人權」，重視的是積極與集體的權利，而非個人權利消極性的保護。因此，「法治」可謂是強調統治的方法，而透過法治有效能地為人民創造福祉，則既是「民主」的實踐，更是政權穩定的基礎。

「台式民主」發展迄今趨向民粹化，因台灣內部存在著「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交織而難解的結，導致在這套民主體制下其實存在著「內戰」，也使得臺灣的民主和法治發展不僅徒有形式與名義，還已顯現民生日漸衰退。然而，有民主程序並不保證能「以民為本」，更不表示人權保障更為嚴謹。儘管如此，臺灣民眾仍信賴現有的公共生活方式，畢竟其可預測性較高。

兩岸政治體制各有其優缺點，公共事務領域生活的經驗也不同，難免相互間因了解程度不足而造成疑慮。為了化解因疑慮導致「怕統一」，兩岸應該更加放寬心胸，先積極找出彼此得以作為認同基礎的共同點，再透過更廣泛與深度的交流，共同為營造兩岸和平統一的條件而努力。 

馬英九新三不給國民黨帶來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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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9日 上午 03:04

國民黨現行政策綱領中的三不---不統不獨不武，是沿著馬英九於2008年上台執政時所提出，是馬八年任內的兩岸政策指導原則，並於去年被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經由代表大會納入黨的政策綱領。但是，馬英九現在已有新的說法。
 
最近他表示，兩岸關係應是「不怕統一、不搞台獨、不用武力」。其中的變化非常顯著，亦即把不統改為或詮釋為不怕統一。過去他說的不統，大多被認為是不統一，如今變成不怕統一，如果被認為是重大變化，亦屬自然。這對持續拉大的兩岸實力落差及當前危機潛伏台海局勢，應該是具建設性意義的，有助於打開國民黨及台灣的思考空間。
實際上，馬英九過去曾經解釋過其所謂不統，是「任內不談統一」。這就很清楚地表明並未違反中華民國憲法規範的國家統一。而且在這八年期間，兩岸當局發展關係的共識是先經後政，大陸沒有急於要求台灣進行統一問題的談判，所以馬任內不談統一，在法理上站得住腳、在實務上具可行性。

那麼他於卸任後赴各個場合演講時，多次提到兩岸關係終極統一、和平民主統一，其主張和思維便屬一貫。但不容否認地，過去行政體系並未充份解讀及維護不統或任內不談統一的實質意涵，馬本人也沒有接受舆論建議的恢復國家統一委員會和國統綱領，以致在一般認知上，不統常被認為是不統一或不主張國家統一。
 
如今，馬英九以不怕統一為清晰概念的新三不，無疑是服膺憲法的積極主張，也給他所屬的國民黨帶來挑戰和新思維。國民黨把不統不獨不武納入政綱，卻未曾像馬英九那樣說明過不統是指任內不談統一；或者可被視為現任領導層不談統一？或是在野時不談統一？這都有不小的理論空間有待充實，以展現其促成台海和平穩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能力。
 
而且位階高於政綱的國民黨章程中，明確規定了「追求國家富強統一之目標，始終如一」；「實現中華民國為自由、民主、均富和統一的國家」。那麼國統黨章和不統政綱之間的理論聯結，便極重要。馬英九結合了和平與民主為條件的不怕統一，對國民黨而言，應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據接近民進黨的台灣民意基金會七月間民意調查，40.1％認為國民黨有發展台灣經濟的能力，僅17.6％認為民進黨有；至於處理兩岸關係的能力，兩黨落差更大，57.8％認為國民黨有，僅10.1％認為民進黨有。發展經濟與處理兩岸關係，實為一體兩面，畢竟若無兩岸和平，發展經濟必成空談。因此，國民黨與時俱進地提出有效促成台海和平穩定的兩岸政策，更能強化其民意評價。  

2018台灣競爭力高峰會

2018台灣競爭力高峰會

劉盛良(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暨退休人員聯合總會 總會長)

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發布「2018年IMD世界競爭力年報」，台灣在63個受評比國家的世界競爭力排名第17，比去年下降3名。這是台灣競爭力近9年來最差的排名，更是3度被中國大陸超越，不啻為蔡政府的一大警訊。

不可諱言，IMD全球競爭力排名由來已久，雖非完美，但在全球具一定公信力，亦為各國政府施政的參考指標。進一步分析，台灣在2018年IMD全球競爭力排名的四大類指標中全數下滑，其中，「經濟表現」排名降至第14名；「政府效能」掉至12名；「基礎建設」跌至22名，「企業效能」滑落至20名。

檢視我國的細項指標，可發現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呈現大幅退步，還有經商法規、體制架構、勞動市場、基礎建設及技術建設等指標表現不佳。眾所周知，台灣主要貿易國集中在中國大陸、東協國家、美國及歐盟地區，無論是過去的三角貿易，乃至今日的四角貿易，都難以擺脫出口集中度高的現狀。雖然蔡政府力推新南向政策，試圖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賴，但數據顯示情勢難以扭轉。

台灣的國際投資亦礙於相關法規及投資環境遲遲未能改善，包含僑外資來台投資、陸資來台投資都持續衰退。尤有進者，外資對台直接投資（FDI）近3年每季都是低於10億美元的低迷狀態，若改善未能見效，未來排名還會再下滑。再者，勞動市場排名衰退至第38名，反映出台灣企業環境未能吸引外國高階人才。近年，政府雖持續提出許多優惠及彈性方案，以擴大吸引外籍優秀專業人士來台工作，但受限於居留環境制度不夠友善、對台經濟前景疑慮，加上薪資條件難與國外競爭，以致成效不彰。另政府效能不佳，亦反映出企業經理人對政府決策彈性與執行的不滿。

中國大陸近幾年全力拚經濟，高唱大步走出去；經濟發展不以高經濟成長率為目標，而是以「調結構、穩增長」的「穩中求進」為主基調，並往高質量發展，推動全面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不僅在全球競爭力排名節節上升，隨著各項惠台措施出台，正對台灣企業及人才形成強力磁吸效應。反觀台灣這幾十年來，政黨勤於內鬥、政治凌駕經濟，許多結構性問題沉痾已久，如產業結構仍無法成功轉型，不僅產業出走，指標型的世界性品牌企業寥寥無幾，令人不勝唏噓。

政府應明白唯有努力改善「五缺」問題、加速產業轉型、推動法規鬆綁、針對經商法規與體制架構進行改善；檢視修正《外國人投資條例》、《產業創新條例》、《公司法》，同時培養人才及引進人才等，才是拚經濟的正道。[20180705]

如何穩固強化一個國家的核心關鍵價值

如何穩固強化一個國家的核心關鍵價值

報告人：劉盛良(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暨退休人員聯合總會 總會長)

台灣近年來的社會氛圍，似乎都籠罩在一種「無力感」當中，透過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統計資訊可以發現，台灣已穩坐「吊車尾」的態勢，而且台灣落後態勢，似乎越來越「穩固」，在民眾心中，原先的無力感逐漸形成一種內在的憤怒，內在憤怒的結果，除了造成台灣社會的「集體激憤」現象之外，也讓民眾的心理得了「內傷」，連帶造成政府的支持度「節節下滑」。

另一方面，原料成本上漲但卻又要求物價不能漲的後果，也讓社會上各種造假的現象層出不窮，而食安問題連環爆的結果，讓民眾對於生活的根本要素越來越沒有信心，更別提薪資成長緩慢、高房價、失業率、少子化、政府財政困難等問題，都正在分分秒秒的侵蝕許多未來社會中堅世代的信心。

台灣為何落後？因為我們的產業政策已經有將近二十年沒有訂立實質有效的新標的，因此台灣產業的主力，仍然停留在上一世代的「代工模式」，在這樣的框架之下，雖然我們的勞工素質與生產力在過去二十年間已經提升三倍，但是勞工的薪資，卻未見等比例的增長。更明確的說，如果我們仍死守代工模式不放，那麼在強敵環伺的全球化競爭態勢下，為了能讓企業苟延殘喘，企業主只有不斷的「降低成本」，而勞工當然就是這種惡性循環下的犧牲者。也因此，若要讓台灣走出一條新的方向、獲得持續發展的契機，我們除了檢討自身的不足之外，也應該藉由鄰近國家的成功模式，來反思我們國家未來的生路。

目前，政府正積極的探討如何協助台灣的產業在經濟活動的連串環節中，讓產品（或服務）找到關鍵的加值方式或定位，並形塑成為一條關鍵價值鏈。但是這個充滿希望的作法，在本質上卻和台灣目前的政策走向或思維習慣有所衝突，也就是說，台灣社會本身並沒有準備好接受這樣新概念，也因此，在建構關鍵價值鏈的過程中，勢必將困難重重。本文試圖從幾個主要的面向，來分析台灣產業（或社會）在切入關鍵價值鏈之前，應當要先準備好的重點，並提出一些策略性的建議。

建議

一、對未來國際態勢有正確認知，是國家整體命運的關鍵

在冷戰時期，東西方的壁壘分明（台灣海峽就是當時東、西方折衝的分界線），而台灣身處第一島鏈，自然可以在兩極對峙的態勢中獲得種種的奧援與外交利益，但是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之後，東、西方開始交流，也因此，整個國際的氛圍便從圍堵與對峙，轉換為交流與貿易，就整體大勢而言，東西方交流的分界線，便從原本的台灣海峽，逐漸移往麻六甲海峽，也因此，新加坡抓住了這種國際貿易佈局的新態勢，透過其地理位置之便，在其所在的關鍵物流節點上，順勢而為、借力使力，進而營造出世界首屈一指的競爭力。如果台灣仍無法認清這樣的局勢轉變，或仍死守不合時宜的策略，則再多的努力都可能徒然無功。

目前，中國大陸成為最大的世界市場，而基於政治因素，大陸願意讓利給台灣，雖然大陸在經濟上的讓利，必然會需要台灣給予某些政治上的靠攏做為回報，但是在這個抉擇點上，台灣社會的集體智慧，能否對於未來的大局做出正確的解讀（換句話說，就是台灣內部是否願意將「兩岸統一」做為一個可以「討論的選項」），便是國家未來佈局與發展的致要關鍵，如果因為意識型態的偏激而使得某些統獨的選項被摒除在外而無法成為談判桌上的籌碼，則台灣將會喪失非常重要的主動優勢。台灣社會在過去受到部分政治人物的操弄，已經形成一種「集體激情」的盲目現象，這樣的社會已經很難理性探討公共議題，也因此喪失了佈局大陸的最佳契機（以兩岸直航為例，由於延宕多時，大陸各主要機場的最佳起降時段都已經被其他各國佔據，而我國籍的航班，只好爭取離峰時段，也就是所謂的紅眼航班），至為可惜。

最近，上天又給台灣再一次的好機會，因為隨著大陸崛起，美國宣布重返亞洲，這股東西對峙的局面又巧然在台灣海峽成形，種種局勢的白熱化，就在日本宣布釣魚台國有化之後，宣告底定。可想而知，以台灣的關鍵戰略位置與歷史因素，勢必可以成為鄰國爭相爭取的伙伴，此刻，台灣社會是否可以把握這第三次的佈局新機？我們能否在進退之間做出正確的抉擇？尤其是未來十年內的執政者能否有智慧與膽識做出最適當的評斷？這將會決定台灣是否能切入世界整體運作的關鍵價值鏈當中，並成為一個重要的加值節點（這也是最上位的國家級加值策略）。

二、避免重複投資與自我競爭，才是產業發展政策的王道

從記憶體產業、太陽能產業、面板產業或LED產業，大致上都可以看到許多同類型的廠商，彼此為了發揮最大的經濟規模、提升市場佔有率、降低單位成本，進而擴大產能、加速投資。但是，毫無節制的投資，便造成了競爭者眾，除了國內廠商互相競爭之外，也要與其他國際廠商競爭，想當然爾，企業主不得不再度拿出看家的法寶：『降低成本』，做為企業生存的手段。尤其台灣的重要產業往往都以代工為主，因此定價權、採購權都掌握在別人的手中，因此企業拼死拼活工作所得的毛利越來越微薄，台灣沒有順利的跨入「新知識經濟時代」，反而穩步的走向了「新奈米微利時代（利潤越來越薄）」，因此薪資停滯、受人宰割之勢也必將延續。即使台灣在專利發明數量上逐年屢創新高，但是這些專利，往往都是屬於所謂的製造流程專利，而非真正有高附加價值的「規格專利」或「品牌專利」，雖然研發的努力精神非常值得肯定，但是就未來長期的發展而言，我們勢必要找出一條新的出路。

韓國的發展軌跡，在此或許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參考的借鏡：韓國當初透過國家的強力介入整合，讓同質性的產業逐步整併，因此消除了本土產業間的重複投資、自我競爭的弊病。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整併，也造成了韓國現在倚靠幾個家族財閥式的企業來撐起國家整體經濟的局面（例如三星集團的出口額佔韓國整體出口額的二成以上），這樣的現象雖然可以讓韓國的經濟發展有如企業體一般靈活的成長，但是其危機在於，韓國未來的經濟命脈，將會與這些極其巨大的家族式產業共存亡。

以台灣目前的政府力量和社會氛圍，當然不可能走向韓國式的整併道路，但是政府應該逐步減少給予那些過度投資產業的政策支持力道，轉而將政府資源逐漸用於扶持那些具有潛力的中小企業，畢竟，如果以關鍵價值鏈的角度來看，台灣有許多的「隱形冠軍」、「世界唯一」的產業，都隱身在不起眼的中小企業群落當中，但是卻有創造高附加價值的潛力，或具備許多產業都需要的獨門技術，這些極富未來潛力的企業，如果能夠有更多的政府支持，都會有機會成為下一個明星的企業，如此也充分體現了「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哲學。而這些具有潛力的獨特企業，在政府溢注資源的加持之下，將更有機會可以發揮知識螺旋的外擴效應，帶頭形成新的群聚，並拉大與競爭對手的差距。

三、台幣貶值是雙面刃，政府務需謹慎面對

為了拯救出口（特別是競爭力日益衰弱的電子產業），政府利用壓低台幣匯率的手法，企圖讓廠商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具有價格優勢。但持平而論，此種作法只是讓競爭力低弱的廠商苟延殘喘，但是卻賠上了優質廠商再次升級的機會、也抵銷了全體國民辛勤工作後所應獲得的購買力。

回顧民國七十年代，台幣的匯率持續走揚，由40元台幣兌換1美元，逐步上升至民國78年的高峰（25元台幣兌換1美元），當時許多體質不佳的廠商面臨倒閉，但是另一方面，由於當時台幣走揚，廠商可以用更低廉的價格購買國外的新技術、新機具，因此當陣痛期過後，不僅體質不佳的業者消失（如此可以免除同質廠商相互惡性競爭的局面），同時，由於購入新機具、新技術的結果，便是形成新一波的產業升級。

若以庶民經濟（或讓全民有感）的角度而言，台幣貶值，意味著進口原物料的價格必然上漲、出國旅遊深造的成本增加，原本全體國民可以用同樣的薪水，購買更多、更高層級的貨品與服務，但是因為政府刻意壓低匯率，圖利出口廠商，導致全體國民犧牲了原本應該享有的「購買力」去補貼「出口商」，更有甚者，台幣匯率壓低，導致出口賺取的美元在匯兌之後，會持續轉換回巨量的台幣，連帶造成台灣熱錢流竄，一旦沒有適當的投資標的，則這些熱錢會轉向投入股票或房地產市場、進而推升物價，造成資產泡沫，也難怪民怨日益增加，紛紛抱怨辛苦工作之後，所賺的薪水根本無法跟上物價和房價。而這樣的環境正巧也有利於國際貨幣攻擊者發動攻擊，搞垮本國的產業經濟，回顧史上其他國家遭受的貨幣攻擊的案例，不得不更加謹慎面對。

四、建立銷售通路，才是物流戰略的核心

目前各方都積極強調物流策略重要，但是就厚植競爭力和提高銷售機會的角度來看，「發展通路」應該才是最核心的重要策略。換句話說，物流領域所包含的業務，包括了實體流（貨物位置的改變）、商流（貨品所有權的移轉）、金流（繳付貨款或融資借貸）、資訊流（貨品的項目資訊、運送進度、目的地、附加條件），而這些的業務服務、硬體建設、或資本投入的目標，無一不是為了要爭取最後的銷售機會，也因此，如何能夠與最終的銷售端（顧客端、銷售端）連結，才是這一整串物流機制的終極目的。更有甚者，只要有人能夠掌握了最終的消費端，則就可回過頭來指定所需的物流服務（指定物流商），甚至可以影響更上游的原物料採購決策，因此，許多具有未來洞見的廠商開始重視品牌與通路，基本上就是看見了這一個核心策略的重要性。

以台灣內部的物流服務而言，目前面臨的瓶頸在於資金有限、市場有限，且競爭者眾，除了某些自身擁有通路（或與通路商策略結盟）的物流商以外，其餘的物流（貨運）業者多半面臨惡性競爭或是任人宰割的狀況，以上就是空有物流量能，但卻沒有「通路」能力的最佳寫照。也因此，政府在發展關鍵價值鏈時，必須特別瞭解到，在整個價值鏈上，加值效果最高的環節，除了會是在某些專利生產技術或獨門服務之外，在最下游端的銷售通路，將會是整個物流系統未來的成敗關鍵（因為所有的商品價值，都必須以銷售行為來具體變現），因此，在發展產業之餘，也必要積極拓展通路，因為擁有通路者，將擁有權利去改變上游的採購決策。「發展品牌」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策略，但是「通路」，會比「品牌」更貼近消費端。

舉例而言，目前國內有很好且很成熟的B2C或C2C電子商務平台（例如PChome或Yahoo），其實這些都是非常好的銷售通路，但是因為第三方支付的環節無法及時建構完備，導致原本屬於台灣的商機，反而被大陸的電子商務平台（如淘寶網）給吸引，導致現在每天有驚人數量的大陸貨品，透過淘寶網下訂之後，運往台灣（當然淘寶網所指定的物流業者，或與淘寶網有合作的物流業者，就可以分享銷售的果實），以上就是以「通路」做為物流競爭力發展核心的重要體現。

五、公有企業可以配合政府發揮吸引人才的主導力量

在上一波的國營企業民營化的過程之中，政府將許多具有競爭力的機構釋出，當然這樣的民營化歷程，有其時代性的背景，同時也為國庫增加進帳，更重要的是，可以讓國營企業注入私有企業的效率和服務品質，因此，公有企業「民營化」，有其正面的意義。

另一方面，目前台灣為了如何吸引一流人才、留住優秀人才而傷透腦筋，其實，要讓人才主動上門，無非就是透過高於市場薪資行情甚多的天價來吸引，自然能夠讓人才近悅遠來。政府公部門的薪資高低有嚴格規定，同時政府也無法要求民間廠商釋出高薪職缺，但是，某些掌握關鍵服務、且具有公營色彩（政府有控制能力）的公有民營企業其實可以扮演更靈活的角色，跟隨政府的政策走向，策略性的創造新穎且高薪的職缺，藉此吸引人才，舉例而言，新加坡政府所有擁有的國營企業，即發揮了很好的領頭作用，一方面可以配合政府的人才政策釋出相關的職缺，二方面也可以利用其本身獨佔性的豐厚資源，創造高薪的工作機會，藉此吸引優秀人才，進而創造更多的商業利潤（或更多的中低階職缺），例如電信事業、證券交易單位、公有行庫、公法人、或公有機構轉投資的子公司等，政府都應該允許其在薪資的訂定標準上、或新職缺的釋出上更具靈活性，藉此讓優秀人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報酬而前來台灣、或根留台灣。

六、爭取國際企業來台設置營運總部是一帖特效藥

如果台灣能積極爭取國際企業在台設立亞洲營運的據點，這些國際機構自然會帶來一批管理人才而引發知識外擴效應，此外，也有機會可以讓母公司的薪資標準運用到在台的營運據點（在台據點的薪資標準比照母國的水準），如此自然而然會產生一批高薪的職缺，以新加坡的現況來看，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時，國際企業的在台據點勢必會募集台灣本土的員工，除了可以增加就業機會之外，這些本土員工未來一旦有機會升遷至更關鍵的層級，亦可以強化台灣的能見度與影響力。當然，這樣的時機或許已經時不我與，但隨著兩岸經貿與政治態勢的轉變，政府應該持續營造一個對外國投資者友善的環境，因為唯有透過國際級企業的能量，才能為優秀人才提供國際級的視野與國際級的薪資水準。

七、維繫產業多樣性是形塑關鍵加值能力的關鍵

由於商品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可替代的商品種類越來越多元，我們也越來越難以預測未來的市場趨勢或消費需求，更無法明確預知將來會需要哪類特定的人才或技術。如果我們仍然死守在少數幾個特定的產業，並且投注過度的資源的話，一旦國際供需情勢有變，則整個國家的經濟可能都將陷入深淵。台灣的經濟活力，有非常大的一個部分是來自於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中小企業的傑出貢獻，從政府播遷來台至今，台灣已經面臨了幾次的產業轉型，由農業社會，逐步走向製造、服務為主的產業型態。但回顧過去的台灣，雖然沒有國際級的大企業，但是在手工藝、農產品、家具產業、工具產業、輕工業等許多領域，都有一定程度的產業群落，當然時至今日，台灣也新誕生了一批文創產業、遊戲產業與資訊服務業，但基本上，台灣仍是屬於以電子製造業撐起半邊天的局面，這也象徵著台灣產業的多樣性其實在過去的數十年之間正逐步的減少。當大企業透過垂直整合、水平整合的方式企圖鞏固版圖與打擊競爭者，如果要讓未來的產品（或服務）擁有更關鍵的加值能力，必然要借用複合式的製程，結合更多元的技術元素（但不一定是指更先進、更昂貴的高科技技術，而是透過更多樣的產業技術的水平結合，來創造一種難以被取代的獨特競爭力），以凸顯商品或服務的差異化，並擴大與競爭對手之間的差異。尤其高科技業的自動化程度較高，往往鉅額的資本投入僅僅能產生很少的工作機會，反觀許多傳統產業，其資本與機具設備的投入程度較低廉，但是卻可以創造相對多數的職缺，也因此，為了能讓台灣在未來快速變動的供需環境下，能夠具備彈性發展的靈活力，政府應該策略性的扶植更多樣的中小產業，並形成更多樣化的產業群聚，如此才較有機會去創造更多的加值能力，在產業練當中扮演關鍵的節點。

八、關鍵價值鏈的成形未必能使貨運量提升

現今商品的價值密度越來越高（單位體積的價格越來越高），若用傳統的貨量或貨重計算標準，則完全無法呈現這樣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現在的港口、貨運、物流、倉儲的設計、運作準則，多半是以貨物的體積（如貨櫃量、TEU數）或重量來評估各運輸節點的營運表現，同樣的道理，一件貨品在製造的過程中雖然進出許多港口，但是在每個地區的加值程度卻高低不同，因此，以往的營運績效評估、計費準則及競爭力評斷標準，可能都不適用於未來以「附加價值的高低」做為評估依據的環境。舉例而言，在未來，除了某些以民生消費型貨品為主的港埠，其貨運量可能有所增長之外，其餘的交通節點可能都會面臨「貨運量」下滑的現象（但是運送的商品價值卻升高），因此為了減少未來硬體與人員的閒置，建議在整體的交通、港埠硬體的投資、人才的培訓方面，都應該注意到這樣的轉變，尤其政府給予航運業者的各項投資獎勵與回饋措施，應該能夠與時俱進，以免錯誤投資或過度投資，進而浪費資源並減損了產業了競爭力。

最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雖然台灣錯過了前幾波的躍升機會，也因為相對的保守自封，而成為四小龍之末，但是我們也必須了解，韓國或新加坡為了創造現在的競爭優勢，其實也埋藏了很多的不定時危機，例如韓國過於依賴少數的家族式財閥，或者新加坡政府的統治風格與高低階級壁壘分明的社會架構與貧富差距（這方面可以從新加坡的基尼指數來推斷），這些都是新、韓社會日後在因應外界變革時的自發性不安定變數，反觀台灣的社會風氣較為多元、貧富差距相對不嚴重，只要能夠解決政治上的分歧與對立，其實台灣所能展現的活力與機會，以及社會各界所蘊藏的動能，將有機會可以讓台灣再創另一個榮景。[20180612]

曾耀东：闽西客家祖地的外交大使

学者 | 2015-7-20 09:51| 查看: 668| 评论: 0| 原作者: 江彦震 江彦震

摘要: 被誉为“闽西客家祖地的外交大使”的曾耀东打好闽西客家品牌，推动海内外客家实业人士回乡投资，致力把把闽西建设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立闽西客家联谊会加强海峡两岸同胞的交流和交往，促使两岸和平获得更进一步的 ...

古稀之年的客家大老曾耀东先生，历经山风海涛的涵育，军旅生涯的磨砺，博学多思的成熟，传载着客家文化的厚实；华侨子弟，客家少年，加上金丰大山的灵气沐浴他成长的足迹，客家精神的乳汁浇灌他空灵心境，从他的身上总让人感受到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休闲时节经常肩负着沉重的摄影包穿梭在客家祖地青山绿水之间，他的声音是那么宏亮，那么富有磁性，在每一处客家乡亲活动的舞台，他生动而激情的演讲常常鼓动得乡亲心旌荡漾。 　　曾耀东，福建永定人，1933年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亚沙汉，一个传统的客家家庭。幼年时期一个隆冬的季节，他跟随父母，踏着海浪，踩着波光，回到了可爱的家乡─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成年后长期在部队任职，1984年转业地方工作。他从军旅退役后，担任了地（市）委副秘书长，不久又兼任刚刚复刊的《闽西日报》总编辑、龙岩地区侨务办公室主任和侨联主席等职。 　　1994年，曾耀东参加了在广东省梅州市举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使他萌生了成立客联会，并申办世客会的想法。那时闽西只有客家学研究会，还没有成立客联会。会议期间，有记者访问他参加第十二届恳亲会后有什么感想？闽西准备什么时候也举办世客会？他当时就说，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会举办，回到闽西后向市政府作了汇报，龙岩市政府非常支持。 　　要申办世客会，首先要有一个组织，1995年11月，在他的推动下，龙岩市成立了「闽西客家联谊会」，参与世客会的申办。1996年11月在新加坡举办的第十三届世客会上，闽西客联会申办成功了，但其中的艰辛只有曾耀东最清楚。 　　由于他从小就接受了客家文化的熏陶，对客家的事业怀着梦境的憧憬，在他的积极推动下，闽西客家联谊会从无到有，不仅成功地承办了第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还在闽西与全球客家人的交流合作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 　　闽西是客家祖地，是客家民系发育生长的摇篮之一。客家是闽西文化的品牌，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流淌着客家的血液。曾耀东就是要不断打好客家牌，让更多的海内外乡亲认同闽西客家祖地，从而推动闽西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把闽西建设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加强海峡两岸同胞的交流和交往，促使两岸和平获得更进一步的推展。 　　闽西客家联谊会在曾耀东的领导下，从成立之日起就把目标锁定在申办2000年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大会。为了争取海内外更多的客属乡亲的支持，他带领一班人，南下北上，四面出击，广交朋友，联络亲情，宣传闽西是天下客家人的祖地，宣传闽西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就，宣传闽西的各级领导为申办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大会的决心。 　　曾耀东说：「申办单位的竞争非常激烈，当时闽西的交通条件还很差，这样的条件怎么申办，我们说我们有政府的支持，还有四年的时间可以准备。在五个申办单位，陕西和美国的客联会相继退出，只剩下闽西、马来西亚和台湾三地的客联会，由于均有着举办世客会的强烈意愿，而且各有优劣势，最后大会决定 打破常规，1998年在台北举办，1999年在马亚西亚举办，2000年在闽西举办，就这样，我们才拿到了第十六届世客会的举办权。」 　　令人痛心的是，1999年曾耀东跟领导正要前往马来西亚接世客会会旗的当天，他的老伴突然去世。她上午11时去世，而曾耀东预定要搭乘的是下午1时的班机。但他却认为，家里的事小，而世客会的事大。他跟孩子讲，妈妈去世，大家很痛苦，但他必须先完成工作，后事等他回来再处理。而那已经是15天后的事。 　　经过四年的精心而艰苦的准备，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大会于2000年11月18日在闽西举行，3000多名海内外客家乡亲云集龙岩，恳谈情谊，共襄盛举，一时“龙岩”成为海内外客家乡亲中最热门的关键字。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参加盛会并回到永定下洋思贤村祭祖，实现了父辈的遗愿，在海峡两岸传为佳话。 　　第十六届世客会在闽西成功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与会客家乡亲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从此，曾耀东乘势而上，手握“客家牌”，把闽西客家祖地这一品牌发挥到更高的境界，他带领的闽西客家联谊会就像一个坚强的核心团队，横空出世，纵横驰骋请进来恳谈，走出去宣传。闽西逐渐被全球客家乡亲所熟知，他们不远千里来闽西恳亲、祭祖、观光、旅游和投资兴业。可以说，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成功举办，提高了闽西的知名度，为闽西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在联合国举办的非正式会议上、在东南亚各国轮流举办的亚细安历次恳亲大会上、在香港、澳门、台湾客家乡亲举办的各种联谊活动中、在日本、韩国、澳洲的客家联谊活动中，都有来自闽西客家联谊会的声音。“闽西客家祖地”的概念深深嵌入人们的心中，宣传闽西，推介闽西，闽西客家祖地早已成为海内外客家乡亲心向往之的地方。 　　谈到闽西客联会今后的工作重点，曾耀东会长说，客联会将继续通过与海内外客属社团的联谊访问活动，搭建经济文化的交流平台，以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同时，还将加大对闽西客家资源的挖掘、整理、研究和保护，加强与各姓氏宗亲会的联系，充分发挥他们在联络海内外宗亲方面的独特作用，为闽西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2002年6月6日，湖南省炎陵县举办“2002中国炎陵首届世界客家人祭祀炎帝神农氏大典”。闽西客联会长曾耀东亲赴湖南省炎陵县参加祭祀活动。活动期间，炎陵县还举办炎陵客家民俗风情篝火晚会和客家与炎陵客家文化国际论坛。曾耀东作了“突出各自特色，发挥各自优势，同心协力打好客家牌”的发言。 　　2006年，闽西客家联谊会还在上杭主办世界客属首届龙舟文化节，来自印尼、马来西来等国家和广东河源、江西赣州、福建三明和漳州等地的客家乡亲组团参赛。 　　2007年9月，中国国民党中评会主席团主席、原立法院 副院长饶颖奇先生率妻子、女儿趁在厦门举办“海峡高峰论坛”之机，回到武平县中堡镇祭祖，实现了武平旅台饶氏宗亲迁台共计11代之后的首次回乡省亲。 　　2008年7月，闽西客家联谊会主办的“定光古佛和客家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从客家民间信仰的视角切入，邀请两岸同胞进行学术交流，增进闽台“五缘六求”的认同。 　　与此同时，“首届闽西客家妹风采大赛”也正式启动。这是曾耀东对客家式美丽的充分表达。旨在进一步传达客家式美丽，展示客家女性智慧、聪颖、时尚的时代风采，促进海峡两岸客属多元化交流，推进闽西客家文化及旅游产业的发展繁荣。通过“客家妹风采”展示，进一步传达客家女性对客家文化事业的贡献。 　　2008年秋季，闽西客家联谊会还协同《海峡两岸》杂志社、龙岩市台办，共同主办“客家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研讨会”，从客家文化宏观的角度对加强两岸和平发展进行研讨。 　　2008年9月，曾耀东担任《闽西客家大典》编委会主任，以打造客家祖地文化品牌为他一生的愿望。而编纂《闽西客家大典》，只是这愿望中的一朵美丽的浪花。他想通过打造一部全面反映客家祖地大本营的客家百科全书，填补国际客家类百科全书的空白，全景式展现海内外客家人创造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经过三年艰辛的资料搜集、整理、汇编、校稿，这本厚达760页的旷世巨着，终于2011年9月付梓出版，并由曾耀东会长于10月27日亲携来台，连同另一本书张永和所着的《大山寨》一起当面致赠吴荣誉主席伯雄及刘立委盛良先睹为快。又于28日，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举办陈剑生书画展，在隆重的揭幕典礼之后，引起乡亲热烈的回响。 　　曾耀东是一位活跃的长者。他的每一次谈话都让人难忘，他的每一次演讲都给人力量。铿锵有力的话语，充满着浓浓的客家情结，常常令在场的客家乡亲热血沸腾。只要他在，总有一股轻松和谐、奋发向上的气氛在散播。善于观察，把握时机，调动情绪，营造氛围，场面越大，听者越多，越是曾耀东的拿手好戏。因此，他有一个令人尊敬的雅号，即“闽西客家祖地的外交大使”。

總統府國策顧問聯誼會成立大會

總統府國策顧問聯誼會成立大會

會長 劉盛良 致詞稿

敬愛的馬總統、吳副總統、洪主席以及各位德高望重的國策顧問同仁 大家晚安：

五月20日，馬總統與吳副總統任期屆滿，功成身退，其敦聘之無給職國策顧問亦同進退，為了延續大家多年來的情誼，並願作為政府建言的平台，和關懷服務社會大眾的橋樑，為社會永續發展再盡一份心力，特別成立「總統府第十二、十三任國策顧問聯誼會」。

「國策顧問」係來自全國各界的優秀菁英，人才濟濟，臥虎藏龍，過去對政府施政，曾經提供頗多建設性建言，對國家社會貢獻良多，本「聯誼會」主要的目的是凝聚感情，為國惜才，偶有相偕參訪旅遊，但基於心憂天下，關心國事，大家志同道合，有緣相聚。所以在聯誼會大家輕鬆自在，友誼互動，沒有任何法定任務與權責，入會者每年繳交會費5,000元，以自給自足為原則，預定每三個月舉辦聚餐一次，分由居住於北、中、南、東地區之會員，輪續作東，安排餐會或演講、參訪或旅遊節目，互相交流切磋，維持良好互動，並讓每次活動都能留下美麗回憶，增添各位人生的繽紛色彩，營造溫馨洋溢的聯誼會。

目前，已有近50位國策顧問齊心認同本會成立的宗旨與核心價值加入本會，誠摯邀請每一位國策顧問加入本會，一同與各界賢達交流歡聚，關心國事。

馬總統執政八年期間，由於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堅持「不統不獨不武」，開創了兩岸之間六十多年來最和平繁榮的兩岸關係。同時為台灣免簽證國家從54個增加到164個，大幅提升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能見度。來台旅遊的觀光客從每年330萬人次，擴增到1000萬次，成長幅度之大讓世界各國刮目相看。這是馬團隊創下的輝煌政績，讓人懷念。應可獲頒諾貝爾「世界和平貢獻獎」。

劃時代的「馬習會」，為馬總統開創歷史高峰，未來要確保兩岸的和平穩定還是要借重馬總統的威望，雖然馬總統執政期間與大陸簽署23項協議，不過這些協議大致是屬於經濟社會層面的議題，而政治與軍事層面的議題並未觸及，以致兩岸嚴格來說目前仍處於「準內戰狀態」。「兩岸結束法理內戰」應該是國民黨可以著墨的重點，我們期盼馬總統在世紀的「馬習會」之後，能「再一次馬習會」與大陸洽簽結束內戰的「和平協議」，勇敢的向台灣人民證明國民黨存在的價值，同時為馬總統與國民黨再創歷史高峰。

2018自由民主論壇

 2018自由民主論壇

報告人：劉盛良(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暨退休人員聯合總會 總會長)

題目：造成民主危機的挑戰是什麼？有解決方法嗎？

一、全球化與民主

「全球化」對於各國所帶來的挑戰，在台灣似乎大部分人只看見產業競爭力的問題，以及農業產銷失衡和勞工的失業問題，而很少對其本身的政治意涵做進一步反思，特別是其對國內民主的挑戰。

事實上，全球化可以說是對幾世紀來的現代民主體制提出全新挑戰。全球化對民主的根本傷害，乃是在於「市場的要求對民主選擇的範圍提出重大限制。」因為既有的民主體制或對民主的想像都是以民族國家為主要範疇，但是當前的全球化卻使得民選政府的經濟決策能力大為受限，多國企業和國際經濟組織則取得重要的經濟權力。

面對這個問題，很多人提出建立全球體系的民主制度。不過，全球化對民主的挑戰就不只在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層次。全球化所意涵的與全球經濟的整合（包括貿易、生產和金融），以及為達到這個經濟對外整合所必須採行之「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策略」，都會以不同方式影響國內民主；對新興民主國家而言，則是會威脅民主鞏固的進一步發展。

全球化的基本意義就是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體系更緊密整合，而這在當代已經被視為一種經濟發展教條。但這個經濟整合不僅將擴大國內社會不平等，也會造成國內的新政治分歧，而這將進一步傷害社會內部凝聚力，並降低民主審議(deliberation)的可能。

全球化固然多少是一種現實，但也是國際霸權體系為了鞏固利益的政治意識型態，在國際經濟組織和強國的推動下，迫使各國採取同樣的經濟政策。彼得．益溫斯(Peter Evans)就指出「在現在的國家秩序中，盎格魯薩克遜的意識型態處方已經被鐫刻在正式的遊戲規則上，使得每一個國家都必須遵守，否則就成為世界邊緣人」。

這就牽涉到晚進民主化中的重大議題：即所謂「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雙重轉型的兩難。對許多面臨經濟改革的國家而言，全球化所開出的意識型態改革處方，要求一套正統的經濟策略，而會使得民眾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這將使他們不支持經濟改革，或不信任新興的民主制度。

在台灣由於政黨輪替導致國家處理危機的制度性能力減弱；而且經濟整合所造成的社會分歧；另一方面，由於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特殊關係及既有的國家認同衝突，而使台灣民主鞏固面臨新的試煉。

二、經濟轉型與政治民主

(一)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的兩難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與之前最不同的特徵，就是許多其必須同時進行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論是東歐、拉丁美洲或是亞洲。但是，由於當前全球化壓力下所推動的經濟改革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所以和民主改革乃是具有互相矛盾而衝突的邏輯。

民主化的邏輯是開放各種社會及政治力量，讓其可以介入政治場域表達利益、參與決策制訂。但是經濟改革，姑且不論是否一定會帶來經濟成長，卻必然在改革獲得成果前就先造成受害者。

尤其是目前正統的經濟改革策略，乃是由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及美國官方和企業界所主張的新自由主義策略，要求解除市場管制、開放國內市場、與全球經濟進一步整合、削減公共支出及社會福利等。

因此不只傳統意義下的勞工容易成為被犧牲者，原來被視為鐵飯碗的公家部門也會成為裁員目標；或者在國內保護市場下的既得利益者也會起而反彈。但新出現的民主體制則提供了這些不滿的聲音，以選票或街頭抗議的正當機會，進而對這些經濟改革政策提出挑戰。

這個時候新興民主政府會面臨兩難。一種是政治菁英可能會為了持續在位，而停止不受歡迎的政策，導致經濟改革停擺，或是不斷搖擺。但另一種可能則是政治菁英會更集中權力來推動政策，例如違反其選舉承諾，將法案強行通過國會，或以行政命令規避國會逕行決定等等。而不論是搖擺的經濟政策無法挽救經濟，或是人民無法承受經濟改革短期陣痛，乃至政治菁英不遵守民主制度遊戲規則，都將導致人民失去對新生的民主制度的信心。

最近一份對於拉丁美洲新興民主國家所做的調查就指出，幾乎所有國家（除了墨西哥）對民主的支持度都比過去大幅下降。其原因，研究指出，是民眾對民主體制的運作不滿，而這個不滿，主要是來自經濟處境的不滿。同樣，在東歐，許多舊共產黨人也在人民對新民主制度的不滿下重回執政寶座。

而台灣，由於政黨輪替使台灣民主轉型跨入新階段，過去經濟轉型不成功的問題又在全球不景氣下暴露出來，遂使得台灣雙重轉型的矛盾更加惡化。

(二)台灣：政黨輪替、經濟危機與民主鞏固

台灣的雙重轉型的矛盾，在九零年代就已逐漸顯露許多徵兆。如執政黨一方面希望推動產業升級與經濟自由化，但是又欲獲得傳統產業的政治支持，或給予各種新利益團體特殊好處，結果導致台灣經濟轉型與自由化都很有限。其後果就是台灣的經濟改革遲緩不前。

但當兩千年政黨輪替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最終試煉，而對台灣既有政經權力帶來巨大衝擊時，這個經濟改革與民主改革邏輯的矛盾也徹底凸顯。

2001年，台灣面對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當年第二季經濟成長率是負2.35%，全年成長率可能創歷史新低；失業率亦迭創歷史新高。這個經濟危機，加上適逢政黨輪替，為台灣的民主鞏固設定了新的脈絡和政治議程。經濟危機是否會威脅新興民主，關鍵的問題在於制度性變項：越能集中權威的行政權力最能處理經濟和政治危機。相較於政黨輪替前的舊政權，新政府無法有效發動政策解決經濟問題，使得民眾不但對新政府的能力提出諸多批評，也開始懷疑民主制度的運作──這正是當前台灣的政治民主的挑戰。

三、經濟整合、國家認同衝突與對民主的威脅

(一)全球化與新社會分歧

全球化會造成的社會不平等（不論國內或國際）已經是另一種老生常談。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社會不平等不只是傳統工業社會中的階級矛盾，而是一種新的社會對立；如傳統上被視為安全的公部門，也會面臨工作不穩定的危機。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者丹尼羅德利(Dani Rodrik)精確地描述這個新社會矛盾：「全球化的後果將逐漸形成一組新的階級對立：能在全球化經濟獲利者和不能的人之間，能分享其價值和不能的人之間，能分散其風險和不能的人之間」。

這段描述的真意在於，這個新社會矛盾不只是經濟利益的，也是價值層次的衝突。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rgration）的代價很可能就是社會的分裂或不整合( social disintergration)。一位西方學者就觀察到：「一個新的分歧在墨西哥出現了：這個分歧將把那些被整合入美國經濟的人，和那些沒有被整合進去的人給分開了；將那些相信墨西哥的政治仍能決定他們命運的人，和那些相信最影響他們的決策是在華盛頓的人給分開了；將那些在資金、貨物的全球化過程中被邊緣的人，和那些能從這些資金或貨物的全球流動獲利者給分開。」

在台灣，我們也逐漸看到這種情形。隨著中國大陸市場的開放，台灣有越來越多的資金和人移動到中國大陸，這些人主要是大企業或中小企業主，以及高級管理人員或專業人才。而如同上述理論指出的，隨著兩岸經濟的持續整合，台灣內部也將浮現新的社會分歧：即那些有能力在中國市場或股市獲利、並且更關心中國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狀況者，和那些無力移動到「大陸」，只能看著老闆關廠而面臨失業，或者看著大企業在台灣留下龐大債務，把錢拿去大陸投資，承受台灣經濟惡果的弱勢民眾。前者在台灣開放三通和戒急用忍政策後，將對政府幾無所求，也和台灣經濟、社會政策漸行漸遠。這個分歧還不只是經濟利益上的：這群在大陸工作者，及其子女，也將和以台灣為主要生活經驗者，形成更巨大的社會隔閡和價值差異。

台灣和墨西哥所面臨相同的特殊情境是，小國經濟被高度整合在鄰近大國經濟體之下，所以所謂「全球化」似乎就等於「中國化」──不論是目前經濟現實，或是對未來經濟策略的主流想像。這也使得原本丹尼羅德利(Rodrik)理論中指涉的贏家是在各國間流動的多國企業、高技術人員，但在台灣和墨西哥的例子中，這些向外移動的贏家卻是集中在一個單一市場，所以他們的利益更一致，也使這個社會矛盾更聚焦、對立更分明。

(二)國家認同衝突與民主鞏固

但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這個社會矛盾將意涵著不同社會部門及政治團體，在基本價值和公共政策出現不可化解的基本衝突，而影響民主鞏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會衝突本身沒什麼了不起，因為民主政治本來就是解決利益衝突的一套機制。或者說，民主政治的精髓就是在於政治社群的所有成員，願意去參與這個國家的公共政策辯論，願意去透過政治妥協來解決他們的衝突。如伯諾可立克(Bernard Crick)所說：「不同的團體會凝聚為一個社群，是因為他們實踐政治，而不是因為他們對基本政策有共識。」

但問題是，「全球化是不是會藉由降低具有國際流動性的群體的政治參與，而弱化了社會凝聚力、惡化社會分裂？」。例如當某團體的經濟利益對國外政策比國內政策更敏感，則會減低他關心國內政治與經濟政策的誘因。試想，當一家企業大部分的資金都放在中國大陸時，到底他會比較關心中國的外資管理政策或總體經濟條件，還是台灣的經濟政策呢？用歐伯賀斯門(Albert Hirschman)的比喻，當資本家有「退出」(Exit)的選擇時，他們在國內表達「聲音」(voice)──即參與政治決策的誘因可能就會降低。

在台灣，這個問題卻和墨西哥或其他國家有巨大差異：這個由於對外經濟整合所造成的內部社會分歧，是鑲嵌在原有的國家認同衝突脈絡中，使得這個新社會分歧負載了多重意涵，也對台灣民主的發展提出全新的挑戰。

吳乃德(1997)曾經申論米勒(J.S.Mill)分析國家認同對民主的威脅：(1)國家認同的衝突讓公共政策的理性討論成為不可能。(2)由於人民缺乏同胞的感情，社會終將缺乏民主政府運作所必要的團結一致的公共輿論。(3)國家認同的衝突將使得一個國家具有兩組的政治領袖，而任何一組都無法獲得全部人民的信任。

國家認同衝突，和全球化產生的社會緊張，是以類似的方式在威脅民主政治的基礎。所以問題就在於，原本全球化對國內民主的威脅，在台灣卻由於其所造成的社會分歧是和原有國家認同衝突有所重疊，而彼此加強力量，從而對台灣的民主鞏固產生深遠影響。

台灣的民主化動力乃是和國家認同的衝突乃至省籍矛盾糾纏不清。但隨著民主化中選舉競爭的拉力，加上外在中國威脅的拉力，促成台灣民族主義朝向公民式民族主義出現。就在世紀末的前夕，台灣十多年來不論是國家定位或國家認同的分歧，出現匯流的趨勢。

但誠如朱雲漢和林繼文在論述台灣百年來的國家建立和民族認同爭議的文章中，結尾提到：「台灣和大陸間經濟互賴的深化，越來越多台商和移民在大陸生活….必然會使台灣人認同的鞏固複雜化」。我們的確認為兩岸經濟擴大來往的趨勢，和國內民眾對一國兩制的支持，以及政治菁英立場在兩岸問題的分殊化──民眾的立場本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菁英動員出來的──這兩個現象是密切相關的。

特別是政黨輪替這一年，一方面台灣經濟節節滑落，另一方面，台資及台灣人快速流動到中國大陸，而使他們的經濟利益被緊緊綁在中國土地上──這正是對外經濟整合所造成的國內分歧。只是在台灣，兩岸經濟的整合被視為是台灣經濟的唯一出路。中國大陸，成為纏繞台灣政治和經濟想像的「魅影」(phanton)。這使得即使許多目前沒有移往中國的人，也認為個人及台灣的希望在中國大陸。

因此，這個經濟利益和價值的社會分歧很可能會逐漸取代過去的省籍或統獨分歧。當然，這個論證還有待進一步檢證，包括其和民族認同（自認是中國人或台灣人），統獨選擇，乃至對兩岸經貿的意見之間的關係。但目前，許多人都已經觀察到部分原本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企業家或政治人物，當其經濟利益和大陸發展緊密結合，亦逐漸改變對兩岸經貿政策，甚至台灣前途的看法。

兩岸經濟整合是否會使原來國家認同的暫訂妥協，以不同的面貌產生衝突？這些問題或許都還是未來式。但如果一個政治社群內的成員對國家無法產生共同認同，將使得民主的運作無從可能。正如比較政治學大師羅斯托(Rustow)在三十年前提醒我們的，「民主是一個由暫時多數來統治的制度。為了讓統治者和政策可以自由地變換，國家疆界必須延續，公民的組合也必須有持續性。」而「一個想要成為民主的國家，絕大部分公民必須對他們屬於那一個政治社群這件事毫無疑問、毫無保留。」而林斯和史德朋(Linz&Stepan)則說：「民主是一種國家的統治形式。所以除非其先成為一個國家，否則沒有一個現代政體可以達成民主鞏固。」

四、結論：以徹底民主及社會正義為主軸的CBD

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對各國國內所施加的經濟改革方向，以及對外經濟整合的壓力，會影響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鞏固：這正是未來台灣面臨的重大挑戰。前者使得台灣舊有經濟發展模式出現問題，而新自由主義經濟策略的社會成本又不斷浮現，再加上政黨輪替後的民進黨政府缺乏足夠的資源與制度性能力來處理危機，遂導致政府的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 )，並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民主體制的信心。另一方面，兩岸經濟整合做為全球化的一種特殊形式，不僅如其他國家形成了新的國內社會矛盾，更特別的是，這個社會矛盾乃是鑲嵌於台灣既有的國家認同衝突的脈絡中，因此強化、轉化原來的國家認同衝突----目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支持一國兩制的比例上升，而這將嚴重威脅台灣的民主鞏固。

台灣民主前景面臨的另一個嚴肅考驗，乃是中國大陸的強勢崛起影響台灣內部選舉，更遑論其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面對這個國家安全與民主威脅，CBD（以群眾為基礎的防衛體系）無疑是一種重要出路。

CBD強調的是超軍事的武器系統，以及群眾動員。但正如歷史上，國家對民眾的動員總是伴隨著公民身份及其相應的一套權利──即公民權(citizenship)──的賦予，所以要讓群眾成為國防的新基礎，也同時必須賦予民眾更多的權利，才能讓其願意參與，並強化凝聚力。

換言之，CBD必須建立在徹底的民主實踐與社會正義上。就前者而言，民主必須落實在更草根的層次。面對全球化造成的社會分歧，唯有透過讓民眾不斷在生活各層面(從社區到全國事務)參與公共事務的審議、討論，讓民主真正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才能對抗全球化帶來的離心力，也才能建立民眾防衛的基礎。

CBD的另一個基礎乃是社會正義。面對全球化帶來的高風險，以及經濟改革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台灣必須建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尤其是，相較於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和社會安全乃是台灣的絕對長處。唯有在這兩原則的實踐下，民眾可以被賦予力量，可以感受到這個社會的基本制度是合理的，那麼他們才會願意獻身於參與國家的集體防衛，這也才真正是台灣國家安全與民主發展的唯一道路。[20180606]

國策顧問聯誼會會長劉盛良序

國策顧問聯誼會會長劉盛良序

本書作者江彥震與本人共事相知十餘年，本人當選「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時，他即擔任總會文宣部主任，本人每次代表「世界客屬總會」出席海內外各項客家活動的場合，多借重其文筆撰寫文稿，以便發表演講或在媒體發表文章，頗獲得各界的好評，尤其是在總會主辦「世界客屬第二十一屆懇親大會」期間，大會委派其主責各項論壇活動，並主編大會特刊等，正好發揮其所長而有傑出的表現，為總會建立口碑。

之後本人又獲中國國民黨提名，連續當選兩屆不分區立委的職務，乃請江彥震轉到立法院工作，由其負責法案的處理，質詢稿的撰寫，選民服務的辦理，也都能勝任愉快，本人曾經獲得評鑑第一名立委之榮譽，江彥震出力不少。

2012年初，本人陸續擔任五屆立委的公職生涯告一段落，正準備解甲歸田，恢復平民百姓的身分，未料不久卻欣聞，榮獲總統府敦聘為「國策顧問」之榮銜，此時江彥震已遷居龍潭鄉間，渡其退休生活，然而為不辜負層峰厚望，於是又再度邀請其回台北負責國策顧問辦公室的工作，而且每一次國策顧問座談之前，都能夠提供書面的國是建言作為與總統座談的建議資料，對國家社會多所貢獻。或許本人在每次國策顧問座談時都有耀眼的表現，所以在卸任後，同仁成立「總統府第十二、十三任國策顧問聯誼會」，本人竟然被推選為會長。

這段期間由本人擔任理事長的「中華世界民族和平展望會」秘書長林烈豪也已屆耄耋之齡，告老請退，正好請江彥震接續其秘書長之職。兩年來也把展望會辦得虎虎生風，活了起來，會務越來越旺，不但獲得馬總統及政商名流的青睞，還獲得媒體的普遍肯定。

去年8月31日，本人雖已是退休之齡，仍被選為「中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理事長，兩岸客家交流工作江彥震也非常熟悉，因此請江彥震兼任該會之副秘書長，以協助會務發展。

據本人所知，江彥震閒暇之餘喜好筆耕，經常撰寫有關客家文化、客家地區鄉土民情、歷史故事、客家傑出人物傳記，以及關於時事評論等文章，投諸報端或期刊、雜誌等媒體，每每引起熱烈迴響。

由於江彥震的文章經常見諸各類媒體，累積相當知名度，因而各個地方舉辦論壇，多會邀其撰稿，參與論壇，乃至成為相關學術論壇之常客，而被歸類為學者專家。同時也被龍岩學院的『閩台客家研究院』聘為客座研究員、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聘為顧問、以及台北的《客家雜誌》顧問、世界客屬總會顧問、台北市中原客家崇正會顧問、龍岩《環球客家》雜誌簽約作家等。

2007年江彥震在《環球客家》期刊發表一篇〈台灣南部客家文化重鎮–美濃〉的文章，竟然被大陸梅州市引用為各中學畢業考試語文試題題目。此後大陸其他地區幾乎每年多有學校引為考試試題，為兩岸文化交流跨出了一大步，也大大的提升了『台灣美濃』的知名度。

綜上所述可知，在江彥震的履歷生涯當中，從任職《中國時報》開始在媒體啟蒙、學習、訓練，歷經客家社團的歷練、國會生態的體驗，加上其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已經培養成為學驗俱豐的傑出人才和勤於筆耕的「一枝健筆」，尤其對客家的發源、遷徙、繁衍、各地的鄉土民情，以及文化內涵、「客家精神」等多有透徹研究與心得，堪稱客家學界的「後起之秀」。

 劉盛良 敬筆  201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