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全大局的葉劍英
江彥震
葉劍英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的那段時間，其為人和為政，一直是以“受先帝之託”的老臣自居，以輔佐“先帝接班人”為己任。相對於葉劍英，鄧小平則是以“太上皇”自居，以“垂廉聽政”為統治手段。有人借用古人的兩句名言分別概括葉劍英與鄧小平的政治生涯，稱葉劍英是“量小非君子”，而鄧小平則是“無毒不丈夫”。真是恰如其人！
葉劍英原名宜偉，字滄白，於1897年4月28日出生在廣東省梅縣雁洋堡下虎形村，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導人、中國共產黨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者之一。文革期間，林彪倒台後，由葉劍英接替其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等職，成為解放軍的主要領導之一。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即密謀粉碎四人幫，葉劍英與李先念、汪東興等均為參與其事的主要人物。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華國鋒的支持下，葉劍英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成為僅次於華國鋒的中共二號人物。葉劍英對鄧小平在文革後重新出山起主要作用。葉劍英之子葉選平亦為中共高官。毛澤東曾贈葉劍英一對聯：「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以評價其為人。
葉劍英於1917年入雲南講武堂。1920年夏，參加了孫中山 先生所組織的驅逐桂系軍閥之役。 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初期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攻克南昌後，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二師師長，後任四軍參謀長。192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2月率領所部教導團參加廣州起義，任軍事指揮部副總指揮。1928年冬赴蘇聯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特別班學習。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長，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兼紅一方面軍參謀長，西北軍委會參謀長兼紅一方面軍參謀長，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瑞金衛戍區司令，閩贛及福建軍區司令員。
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任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任紅一方面軍和軍委參謀長。193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參謀長。10月，任八路軍駐南京代表。1941年2月返回延安，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兼十八集團軍參謀長。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46年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首席代表。1948年5月，任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書記。1949年8月，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此後先後擔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華南軍區司令員，中南軍區代司令員，中共中央中南局代書記等職務。
1950年4月任廣東省政府主席。1950年9月至1954年7月任廣東省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兼）。1953年1月任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6月，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1955年與朱德、彭德懷等人同時被授予元帥軍銜，並稱「十大元帥」。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被選為中央委員。1958年3月任軍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兼政委。196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8月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74年，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任國防部長。1978年3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983年辭）。198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83年6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去世。
對葉劍英的評價，站在不同的角度評價葉劍英當年主動讓出黨內首席政治元老地位的舉動，自然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自葉劍英去世之後，外界對他無論是褒是貶，幾乎沒有人把他晚年的榮辱毀譽與中國大陸的對外開放，特別是廣東省的特區政策聯繫在一起。其實，若深入探究一下當時的上海之所以沒有能夠與廣東的深圳、珠海等地一同被列為經濟特區的政治背景，就應該可以得出廣東最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葉劍英的結論。
當年的鄧小平受到楊尚昆、習仲勛諫言的啟發，對在廣東施行一些“特殊政策”表示出濃厚興趣的時候，首先考慮的當然不是要籍此取悅或者說報答對他恩重如山的葉劍英，而是廣東作為對外開放“窗囗”的地理優勢。但是，在決定了在廣東同時建立三個特區，並給整個廣東省以相當的經濟自主權之後，安排葉劍英的長子葉選平主持該省的經濟工作，無疑是鄧小平與葉劍英之間的一種政治默契。
關於葉劍英與鄧小平之間的恩恩怨怨，如果每一細節都加以描述，遠非一篇長文的篇幅所能容納。只是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葉劍英雖然已經去世十幾年，但其餘蔭不但繼續保護著自己的親屬和子女，也仍然能夠對相當一批仍然在世的中共元老起一種精神上的號召作用，對廣東地方的影響更不待說。
毫無疑問，鄧小平廢除華國鋒的理由是堅持“兩個凡是”，不但受到黨內開明派的支持，從實際效用講確實也給中國社會的進步，特別是經濟方面的進步掃平了意識形態上的障礙。由此，鄧小平在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都應該被留下一筆他應得的地位。但是，若從人品和黨內囗碑角度，鄧小平在黨內樹敵的範圍絕對要比葉劍英廣得多。人們都知道鄧小平在廢除華國鋒之後又連接導演了廢胡、罷趙和棄楊的三次宮廷政變，使得原本忠實於他、死心踏地追隨他的人個個寒心。
根據薄一波的回憶，六十年代初期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薄一波正在發言的時候，毛澤東突然站出來講了一句”“劍英我送你一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薄一波在其回憶文章中還贊嘆：葉劍英“一直至死，始終是‘大事不糊塗’。”一位黨史界人士讀過這篇文章後曾揶揄說，薄老頭這是用吹捧葉劍英“老不糊塗”的辦法，反諷鄧小平已經“老糊塗”了。之所以如此揶揄，是因為在此之前的八九學潮過程中，許多大學生和知識界人士均認為鄧小平在“老糊塗”了的情況下，越來越不明智，仍還要垂廉聽政。當時大學生的遊行隊伍裏曾有一則標語寫著“小平，小平，八十高齡，身體還行，腦袋不靈”。據說當時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等人，專門撿出來這類的“動亂囗號”來剌激鄧小平。
也許他葉劍英在給自己子女們留下的政治囑托中，也體現了這所謂的“大事不糊塗”。在鄧小平除了一手導演了中共執政史上第一次老臣“廢帝”的政治把戲，還把葉劍英的政治門生或逐出政壇、或趕到“二線”，而葉劍英那裏全然沒有反彈。導致當時的葉劍英如此委屈求全的原因之一，或者說主要原因，應該是江澤民在評價葉劍英時所說的“顧全大局”。
當初葉劍英力主鄧小平重新出山，並主動表示要把黨內首席政治元老的位置給他鄧小平坐時，無疑是基於對他鄧小平多方面的高度信任。但鄧小平當仁不讓地接替了葉劍英首席政治元老位置以後的許多作為，卻又令葉劍英有苦說不出。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當時的葉劍英確實也有身體方面的“力不從心”，即使他葉劍英當時的身體尚好，也沒有可能做出與鄧小平政治反目的事情。
鄧小平去世後，曾有人根據他一生，特別是生平最後十幾年的經歷，認為他是個重親情但不重友情的人。這話應該說有幾番道理。只要對鄧小平多少有些了解的人，恐怕沒有誰會否認他重親情的一面。而不重友情的一面，他導演的棄胡、罷趙、倒楊的政治三部曲，以及他在倒楊之後對萬里的疏遠，均是很有說服力的佐證。臨去世之前的幾年，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了政治上的孤家寡人。
不過，無論是胡耀邦、趙紫陽，還是對於楊尚昆、萬里，這四個人在八十年代的政治輝煌，均是鄧小平提攜的結果。如果沒有鄧小平當初的政治信任，胡、趙二人直到退休都未能於他們在毛時代的政治起點上再進一步，是很正常的事情。
同樣道理，萬里在毛時代不過是副省部級幹部，七十年代中期出任鐵道部長，算是行政上升了一級，但也是有賴於當時剛剛復出工作不久的鄧小平的“伯樂相馬”。趙紫陽接替李鵬的總書記職務後，鄧小平雖然一度曾經有所考慮但最終還是沒有把國務院總理職務安排給萬里擔負，可一屆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職務，足以令他萬里退位之後仍可享受一級政治元老的終身待遇。前述四人中，唯楊尚昆在毛時代已經熬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政治層面，於1956年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被安排為中央書記處的候補書記。不過當時的楊尚昆在全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中，排名倒數第二，落在他後面的只有一個胡喬木，但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裏，他楊尚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從五十年代後半期至六十年代前半期的“黨內倒數第二”躍升至八十年代實際的“正數第二”。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此公更是以“攝政王”身份，除了代“太上皇”主持日常軍務，還要代表“太上皇”向“兒皇帝”和所有“黨務大臣”、“政務大臣”發號施令，政治權力可謂如日中天。除了這些實際權力之外，另外還得到了一屆國家主席的表面風光。
總之，胡耀邦、趙紫陽也好，楊尚昆、萬里也好，他們當年的政治輝煌均是鄧小平造就的結果。說一句沒有鄧小平當年的鼎力提拔、放手使用，便沒有他們在八十年代各自曾有過的那段政治輝煌。無論這段政治輝煌在他們的政治生涯中或長或短，胡耀邦、趙紫陽、楊尚昆、萬里四人誰都會認同。這也決定了此四人在需要作出重大政治決策的關鍵時刻，即使內心裏的想法與鄧小平的主張截然相反，也不能放開膽子抗爭到底，甚至完全沒有抗爭。
相比於胡耀邦、趙紫陽和楊尚昆三人，萬里在擔任過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之後，於屆滿時刻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我總算是‘平安降落’了”，給人以無限的政治聯想。
事實上，萬里早在1989年“六四”鎮壓前夜，也就是他在擔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期間，即已經因為出訪期間發表了同情學生運動的講話而令鄧小平氣憤難當，從國外回去的時候，竟然被鄧小平下令擋在上海“養病”﹗前往擋駕者便是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黨委書記江澤民。從那以後，萬里便因為“政治上右”遭到鄧小平的政治冷落。更何況他在趙紫陽下臺之後，仍然與趙紫陽本人及隨趙紫陽下臺的那批人沒有“劃清界限”；在鄧小平同意倒楊的問題上，也是牢騷滿腹。
萬里最後退得畢竟還算體面，而胡耀邦、趙紫陽和楊尚昆三人，真可謂“成也鄧小平，敗也鄧小平”。但正因為他們當年的“成”是因為鄧小平，所以在他們“敗”的問題上，鄧小平無疑是心底坦然，認為自己對他們不虧不欠。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功在葉劍英，相比於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和楊尚昆，葉劍英在世時與鄧小平的關係恰恰相反，不是鄧小平曾經有恩於葉劍英，而是葉劍英曾經施恩於他鄧小平。
試想，如果沒有葉劍英的積極推動，“文革”中期鄧小平的首次政治復出至少會困難許多。不好說完全沒有可能，畢竟當時還有一個周恩來也在向毛澤東諫言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問題上起了積極的作用。
按照中共官修“文革”片斷史的說法，1971年林彪、“倉徨出逃”、“折戟沉沙”，因此而深受感情刺激的毛澤東決定安排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不久，葉劍英便想到了已經被打倒數年之久的鄧小平，多次向毛澤東、周恩來建議，有必要迅速解除鄧小平的政治“流放”，恢復他的工作。
1973年春，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葉劍英當即前往看望，幫助解決生活問題。同時，向他介紹了軍隊的情況，徵求他對當時一次軍委擴大會議籌備小組工作的意見。為了加強對中央軍委的領導，葉劍英當面向毛澤東建議說：“小平同志回來了，我提一個要求，讓他來參加和主持軍委工作”。毛澤東採納了葉劍英的建議，同周恩來商議，決定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並參加中央政治局的中央軍委工作。
這個時候的葉劍英，還沒有毛澤東去世之後請鄧小平再次出山那種薄一波稱之為“讓賢”的想法，不過是“國難思良將”，希望讓鄧小平復出作他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副手而已。另外，當時的周恩來身體尚可，總理接班人人選問題至少沒有被正式議論過，所以，毛澤東剛剛決定讓鄧小平“出來工作”時，也許有一種“再考驗一下鄧小平”的意思，但並沒有從周恩來“接班人”的角色多作考慮。
接下來，鄧小平便被安排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一月鄧小平又被安排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黨的中央副主席，但排名在周恩來、王洪文、康生之後。在回顧中共黨史方面比較權威的一份月刊《炎黃春秋》1995年四月號上刊登的揚言東和石文作者的文章，比較詳細地記述了這個過程。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出當年的葉劍英在鄧小平第一次復出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也導致了在鄧小平再次失信於毛澤東的時候，用不著“四人幫”之間挑撥離間，毛澤東自然就會認為葉劍英與鄧小平在政治上“合穿一條褲子還賺肥，合坐一條板凳還嫌板凳寬”的。
不過，雖然葉劍英在林彪死後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初衷並不是要自己讓位，但在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後，葉劍英卻對他非常尊重，幾次親自到比自己年齡小的鄧小平家裏商量工作。在下級面前，更是特別注意樹立鄧小平“軍委主要領導人”的形象。周恩來去世前，鄧小平的政治處境已經非常艱難，在決定周來恩追悼會上至悼詞的人選時，江青等人希望王洪文擔當此任，葉劍英則堅決主張由鄧小平致悼詞，利用這個機會讓鄧小平與群眾見面。葉劍英對鄧小平的政治“包庇”觸怒了毛 夫人及其政治同伙，也弄得毛澤東老大不高興。1976年2月2日 ，按毛澤東旨意發出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實際上停止了鄧小平的工作，同時通知全黨“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 鄧小平再次被毛澤東趕下臺後，葉劍英曾暗地讓人前往慰問，聽說鄧小平患了前列腺炎，葉劍英趕緊給301醫院打招呼，叮囑院領導一定要治好，保護好。
毛澤東駕崩，毛 夫人下獄後，如果不是葉劍英的力主和催促，鄧小平即使能夠二次復出，也沒有當時那麼快。毛 夫人入獄後五個月，也就是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最近一個時期，在黨內和群眾中圍繞著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有不少議論，在這樣一些問題上，我們要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澤東決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幫”批鄧另搞一套，對鄧小平同志進行打擊、誣陷，是其篡黨奪權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囗號，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和其它反革命勢力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任何借囗，從而有利於穩定全國的局勢，有利於對“四人幫”鬥爭的全面勝利。[9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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