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政」為何會拖垮政府？
【聯合報╱社論】 2012.10.09
政務委員薛承泰指出，七○年代的十八％，八○年代的敬老福利津貼，九○年代的廣設高等教育學府，因為忽略人口變化的因素，三大「德政」都面臨成為拖垮政府的惡果。
德政會拖垮政府，不在德政不「德」，而在執政者不知道或沒有勇氣隨時代變化加以調整。薛承泰提到的三大德政，在決策當時都出自一片善意，但歷經環境變化，不僅成為財政的莫大負擔，更帶來種種後遺症。以十八％為例，後來造成了社會所得分配的偏差，更導致其他階層民眾仇視軍公教；敬老津貼因朝野競相叫價加碼，隱形的財務重軛不斷落在青壯世代身上；而大學門戶大開的結果，是高等教育品質的稀薄化，青年高失業更證明高教的低效。
薛承泰看到德政的衰變，只是從台灣人口結構的老化及少子化出發，但實際問題卻遠較人口因素複雜許多。若沿著時間的軸線觀察，近二十、三十年的台灣，經濟發展演化出極不同的面貌，社會財富分配一路倒向兩極化；同時，由於政治的民主化，也引發社會價值觀的劇烈位移。這些，都是造成「德政」道德光環剝落的原因。
亦即，政府以為的「德政」，若不經常回顧、檢討、刷洗，歲月的汙垢日積月累，加上財政及價值支柱的傾頹，不僅會使它變質為「窳政」，甚至可能惡化至難以修補。十八％優惠雖已喊停，但改革之後仍留下不少尾大不掉的負擔，且此一汙名儼然成為軍公教原罪的代名詞。不僅如此，敬老津貼、老農津貼的出現，無一不是為了彌補其他階層的不滿而發，可知這個雪球滾得有多大！
現代的財經立法，往往附有「落日條款」的設計，目的就在避免法令因市場或環境變動而過度向一方傾斜；明訂落日期限，也可讓適用者能及早因應調整。像十八％或開放大學這類有延續性的政策，雖難以預設落日期限，卻不是無法定期檢討調整；在發現主客觀情勢變化後，就應及時修正。然而，在台灣民主走上藍綠對峙之後，所有討論往往被化約成「為反對而反對」與「維護決策尊嚴」的對決；理性思辨的空間被壓縮，政策調整又如何找得到新出路？
以廣設大學政策為例，實施多年來，證明此一政策不僅沒有提升台灣新一代的教育品質，甚至因過度追求鬆綁的結果，使他們喪失了和鄰近國家同一代人的競爭力。當青年失業問題正如火如荼，有博士生成為鐵路工人，有碩士生在國外當屠宰工，政府提不出好的解決對策，卻馬上又開始汲汲推動免試的十二年國教，以為是在為台灣締造新的教育里程碑。這些手握決策大權的人，真的知道要把教育帶到哪裡嗎？
德政會變成政府包袱，原因包括：第一，決策思維過度理想化，甚至偏離現實。第二，「德政」戴著很大的道德帽子，妨礙了理性討論。第三，政治的媚俗化，寧可討好，不敢得罪。第四，主政者缺乏真正的改革勇氣，而人民則耽於現狀、畏懼改變。
事實上，德政變成包袱，不僅是一個滴水穿石的演變，它也是一個包袱傳遞的過程。上一代人的決策，決定下一代人的命運；上一代人的享受，變成下一代人的負擔。薛承泰的預警中，最驚悚的一點就在：台灣的老年人口正在急劇增加，而要背負此一巨大包袱的新世代，無論人數、競爭力、生產力都在下墜。一個食之者眾而生之者寡的社會，要如何追求幸福和前景？而薛承泰把全民健保略而不談，那恐怕才是更深不可測的「德政」。
凡德政，都有「效期」，過了賞味期限就可能會變成不良品；再不修改，就會變成窳政。這幾個德政衰變的例子，提供了朝野政黨和全體人民一個「效期」的觀念；政策若不能與時俱進調整，套用馬總統運動論的名言，那是因為政府「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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