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肝病之父─宋瑞樓
江彥震
宋瑞樓，享譽盛名的 醫師和中央研究院院士，被譽為台灣的肝病之父、台灣消化內視鏡之父；他首開國內胃鏡檢查先河，完成第一例人體胃部檢查，後來還引進精密儀器，進行胃潰瘍、胃炎、胃癌鑑別診斷，開啟早期胃癌探討。宋瑞樓，這個名字，在過去數十年、未來百年，註定要與台灣肝炎畫上等號。他的血清研究，拉開與肝炎對戰序幕；由於父親身教言教，讓他挺過嚴苛的檢驗訓練；他以「病患為尊」，常訓練學生思考最必要的醫療檢查；他走過近一個世紀，傾畢生之力，讓台灣的人更健康的“仁醫”。
新竹中學畢業後，入台北高等學校然後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後1942年進入第三內科，開始他的臨床與研究生涯。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光復，日本教授回日後，次年宋瑞樓成為台大醫學院內科講師，他努力自我充實淬鍊，並領導台大醫學院內科的消化系醫學部門，積極展開內科、尤其是消化系內科三足鼎立的臨床、教學、研究。第一個研究就是肝生化學檢查，即後來發表的《澤田、宋、昇汞反應》，並以此於1951年獲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在那個還搞不清肝病還有分不同型別的時代，台灣幾乎每五個人就有一人曾是肝病患者。日本的肝病患者本就較歐美國家多，台灣更勝於日本。他看到當年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三內科的日籍 教授澤田藤一郎研究報告，看到台灣人的原發肝癌特多，在日本從沒見過。
這個發現讓宋瑞樓感觸很深。「為什麼他們下課後都有忙不完的工作？」宋瑞樓其實從小就有一點社會主義性，看到家境較差的同學不能和他一樣念書求學，他都會暗自難過；何況是看到台灣肝病幾乎在全球獨占鰲頭。因此，他對肝病研究動心起念。加上實習時，聽到許多病人稱讚內科，生化研究也活潑有趣，讓他決定投入。澤田藤一郎是他的啟蒙 老師，帶領他接觸胃腸肝膽的消化系統領域，這也打開台灣科學對抗肝炎的序幕。
更於1953年先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後到杜克大學進修考察，並帶回半曲型硬式胃鏡和Vim Silverman針，於1954年起開始在台大醫院做胃鏡檢查及針式穿刺肝生檢（liver needle biopsy）做明確的病理診斷，從此並行消化道、肝臟兩方面疾病的診療，並訓練後進，同時進行相關疾病的臨床與基礎研究，1955年升任 教授。之後歷任內科主任、消化系醫學會理事長、台灣醫學會理事長、台灣衛生署肝炎防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榮譽院長。
他從研究中證實肝炎病毒是導致肝硬化和肝癌的主因，將台灣肝炎的研究推向國際舞台。於1980年代推動台灣政府全面地為新生兒和國小學童接種B型肝炎疫苗(使台灣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全面施打B肝疫苗的國家)，而使台灣的肝炎、肝硬化、及肝癌發生率大幅下降，從原本五分之一人口感染率、自母體垂直感染每年約四萬名的肝炎新生兒降低到現今的每年僅數千名。
中國傳統社會都將肝病歸咎於勞累，即使現在很多醫藥廣告中，還是以消除疲勞為肝病治療的訴求。但「肝病是病毒感染，而且與飲食的經口傳染有關。」宋瑞樓的血清研究基本上切斷了「勞累」與「肝病」的必然關係，同時也將「分食」的概念帶進肝病預防領域，後來國內盛行的衛生筷與公筷母匙的觀念，都間接來自宋瑞樓的功勞。
「我看到不少病人，來診時就已經是末期了。」宋瑞樓每想起這些病患都很感慨，「如肝硬化，幾乎都已經是大肚子、有腹水的，我都沒辦法治療。」但是，A型肝炎血清檢查，可以在未發病前就確認，提前治療。
1970年，發現B肝病毒的澳洲學者布侖伯格（B. S. Blumberg）對B肝的分布調查發現，台灣幾乎高居世界之冠，一百名正常人口中，就有13人帶B肝病毒，同研究中的其他地區感染率皆相當低，台灣B型肝炎的盛行，才廣受重視。 宋瑞樓的肝炎血清研究，界定B型肝炎的體液傳染途徑，另發現本土B肝患者多經由母體垂直感染，再經大弟子、也是中研院院士陳定信的發揚光大，師徒共同推動的B型肝炎疫苗大規模接種，雖然有些雜音，但確讓台灣B肝得以控制下來。其實也間接帶出了後來治療B肝、C肝等的藥物干擾素等的發展。說他是台灣、甚至全球肝炎先驅都不為過。
不僅在學術成就及對國人的貢獻。宋瑞樓對研究及醫療工作的執著，也成後輩的典範。有一次，他用口吸一份A肝患者的血清，因太專注了，聽見有人喊「宋 教授」，猛回頭、一分神，就不小心把血清吸到嘴裡，兩周後出現急性肝炎症狀，四十多年後，體內還有A肝抗體。
還有一次，專注胃內視鏡片子，沒想到走著走著，一腳踏空，整個人從高處墜下，當場昏厥。後來恢復意識，才發現自己掉入電梯與牆壁間的狹小空間，幸好敲打呼叫、引人注意，才被救出，這起事件隔天還上了報紙，他事後回想仍心有餘悸，若當時有人按電梯就慘了。
「以病患為尊」則是宋瑞樓最念茲在茲的身教。陳定信回憶，當年有一病患手頭不寬裕，身上僅三百元，扣掉車費只剩二百八十元，宋瑞樓當場要學生回答「剩餘的錢會做哪些檢查？」透過問答互動，讓學生設身處地，給予病患最必要的檢查及醫療處置。
有次宋瑞樓巡診，一旁學生報告病人肚子痛，他一聽很不高興，當場問對方是什麼樣的痛？陣痛或絞痛？何時痛？怎樣痛法？哪種姿勢最痛？飯前與飯後的疼痛差異？他認為醫師必須仔細詢問病史，「花三分鐘怎麼看病？」
宋瑞樓喜歡啟發學生動腦思考，一旦對方犯錯或答案不適當，他也不罵人，反而會怪自己「沒教好。」陳定信記得有位女同學曾被問哭了，宋說「不好意思，不是故意把妳弄哭，但我下次照樣問。」嚴格目的是要讓學生記住、不再犯錯，成為一名好醫師，以免日後害人，因為「吃虧的、永遠是病人」。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執行長許金川也說，宋瑞樓視醫學為良心事業，看到健保制度下，醫病緊張關係與疏離，他非常自責，認為自己沒把學生教好，口中常掛著要「切腹自殺」。
另一名大弟子、也是中研院士廖運範說，宋瑞樓啟發式教學奠定紮實基礎，「老師不會拉著你的手走，不會為你鋪路，可是適當時機、不著聲色的提問，關鍵問題提醒你注意研究進度及方向。」廖運範第一次寫論文時，自認自己寫得很好，結果整篇文章被宋瑞樓改到「體無完膚」、乾坤大挪移；但他也從中學習到論文架構及寫作技巧，虛心檢討後，果然文章被改情況愈來愈少。
宋瑞樓認為「討論學問無階級之分」，即使師生爭得面紅耳赤，他也不生氣，因真理只有一個；當他聽到學生有成就、成為院士，反而比自己獲選還興奮。「四十歲以上的台大醫學畢業生只要聽到宋 教授就會肅然起敬。」陳定信說。
隨著醫學科技的進步，台大醫學院與醫院的消化系和肝臟方面的研究日有進展，成績卓越，迄1987年70歲從台大醫學院榮退，兩方面都已馳名國際，尤其是肝炎與肝癌的研究。此外，在他的領導下先後成立台灣消化系醫學會和台灣肝臟研究學會，帶動國內相關研究，自1980年起也有亮麗表現，帶領台灣在世界學術地圖上佔有一席之地。
這段期間，宋瑞樓 教授最重要的貢獻：一為1965年台大醫院設立血庫時，建議以SGOT/SGPT篩檢捐血人，這個在HBsAg發現前的做法深具識見，這可能是全球首創，也因而減少台灣受輸血後肝炎之害；二為1971-1972年以病例對照研究率先證明B型肝炎感染與肝癌之關聯；三為1980年代初期受命出任「行政院衛生署肝炎防治委員會」主任委員，率領國內專家學者訂定肝炎調查、研究與公衛宣導等策略，支持B型肝炎疫苗試種計劃，說服政府推動1984年起領先全球的「全面B型肝炎疫苗施種計劃」，這是台灣HBsAg帶原率從1980年代初期的15-20%降到如今低於1%、而且兒童與青少年的肝癌也隨之減少的關鍵，可以預期再過三、四十年之後台灣的B型肝炎相關疾病將趨近零，1984年以後出生的台灣人受益之大，無法勝計。
除了傑出的臨床診療與研究之外，宋瑞樓 教授是台大醫學院最受學生敬愛的老師，1990以前畢業的台大醫學院醫科及醫學系校友最津津樂道、終生難忘的，是他那深具啟發性的互動式臨床教學；因為他在專業領域研究上的引領，門下傑出學者輩出，因此台大醫學院消化系醫學部門在他榮退之後仍能持續進展甚至發揚光大，門生們獲得各種學術獎項和榮銜，包括三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對醫學教育的關心不限於台大醫學院，例如他大力支持教育性質的《當代醫學》雜誌，不斷撰稿之外，長期義務出任編輯顧問。
從台大榮退之後，年過九十仍持續他在台大醫院與和信醫院的教學活動，也到其他醫院教學，如林口長庚醫院二年每週一天的教學。雖已退休，仍為了理想的醫療與教學接受邀請出任「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前身「孫逸仙治療中心」創院院長，之後為了台灣醫療制度與醫學教育的改革，接受國家衛生研究院之邀出任「論壇」總召集人，集思廣義為國家獻策。
他常感歎在醫學教育界多年該為今日諸多醫療問題切腹謝罪，因此像唐吉訶德一樣，寫文章、出書、放下身段求見台大內科主任甚至醫學院院長等後輩進言，他在辭世前二、三個星期，還強要家人帶他去見台大醫學院院長，顯然他對醫學教育仍有滿腹建言急著提醒當道。
宋瑞樓妻子吳芳英，為前桃園縣長吳鴻麟女兒，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胞姐。事業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默默付出的偉大女性，宋瑞樓能全心投入工作是因為妻子的支持，兩人相識結婚也是眼科名醫的岳父吳鴻麟一手促成。「父親與母親感情很深厚。」宋瑞樓二女兒宋文玲說，母親全心全意照顧父親，還扮演父女溝通橋梁角色，宋文玲印象中的父親溫和、話不多，喜歡她們提出問題，即使意見不同，他也不生氣，會仔細聽孩子的想法，適時給予意見。
宋瑞樓的小舅子、醫師公會全聯會前理事長吳運東也說，姊姊與姊夫的感情非常好，即使兩人相差十多歲，八十多歲的姊姊仍一直照顧九十四歲的姊夫。宋文玲也透露，兩人互相扶持，彼此感謝對方，母親曾開玩笑說「下輩子還要在一起，但男女角色互換。」
素有「台灣消化系醫學之父」及「台灣肝炎鼻祖」尊稱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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