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學鼻祖─羅香林

客家學鼻祖─羅香林

江彥震

羅香林，1906年10月19日出生於廣東興寧縣寧新鎮水樓村石陂窩的客家人，字元一，號乙堂。羅香林在全家五個孩子中，排行最小，上有兄長四人，兩位姊姊，故倍受父母寵愛。羅家世居東門外俠坡鄉，其先世原居江西寧都。是著名歷史學家、客家學開創者、中國族譜學肇基人。梁啟超等撰文指客家人非漢種，後來羅香林的研究作出結論，指客家人為最正宗漢人，引發後來中國及世界名人是否客家人的爭奪戰。

其父羅師揚(幼山、希山)先從教，後從政，曾擔任鄧仲元的幕寮，歷任興甯中學、龍州師範學校的校長；興甯縣縣長，以及廣東省議員等職務。他思想開明，富於革命情和愛國心，成爲當時興寧縣德高望重的士紳。在興甯縣的革命志士中，有不少曾受教於他。

羅香林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在家鄉接受教育，成績出色。1924年畢業於興民中學後離鄉赴上海讀書，主修英文和數理化學。1926年，考入北京清華大學經濟系，由於性喜史學不久轉入歷史系學習，先後從師于多位名師大家，如朱希祖、陳寅恪、王國維、顧頡剛、馮友蘭、許地山和梁啓超等人。1930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後，他升入該校研究所繼續深造，專門從事唐史與百越源流等問題的研究。並於1931年兼往燕京大學研究所深造。

據其同鄉兼同學，曾擔任過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的榮啓東博士日後回憶，他如此評價羅香林說：「在清華求學期間，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青年，我們一班同學都覺得羅教授是一個老成持重、生活樸素、不苟言笑、勤學明理的青年，課餘時間多在圖書館用功，很少參加一般同學通常的娛樂生活，亦很少在運動場活動。但他並不是一名書癡，而是一個和藹可親常肯幫助別人的同學，對於學術時事和人生的問題，都有心得，非常健談，且常有高見。惜其父于1932年去世，羅香林請假休學返鄉奔喪，此後再未複學。」

1932年，羅香林在廣州中山大學擔任秘書職務，兼任廣東通志館纂修；同時接受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邀請，在廣州從事粵東人種研究。1933年，他升任副教授職，主授地方誌之研究。1934年，他受聘爲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教授，主授中國民族史和隋唐五代史等科目，同年九月兼任國立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講授南洋史和華僑史等課程。1935年，羅香林在南京與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希祖教授的女兒朱倓結婚。1936年，應廣州市長曾養甫的邀請，羅香林出任市立中山圖書館館長，同時在中山大學歷史系兼課。任職館長期間，他創辦了《書林半月刊》和《廣州學報》等刊物，推動學術研究之風。

1938年，抗日戰局吃緊，爲保圖書館藏珍貴圖書不落入敵手，羅香林奉命用船將大批圖書運往大後方廣西，得以保全。此後，他在專心任教於當時已遷至雲南徵江的中山大學。不久，他又隨學校遷回粵北。執教之同時，羅香林亦潛心於考古研究，並取得重大成就。他先後在桂林西山觀音峰上發現唐代摩崖佛像，在廣東東江的紫金忠壩發現孫中山先生前世家譜的原本。他亦因此成爲研究國父孫中山的權威學者之一。

1940年，編撰《國父家世源流考》一書。次年，發起「中國史學會」。1942至1949年間，羅香林先後在重慶和廣州，任教、任職於中央政校和中山大學；擔任廣東省政府委員，以及廣東省文理學院院長，仍兼各大學教席。1947年至1949年，任私立廣東國民大學特約教授。

1949年，羅香林移居香港，先後在文化、新亞等學校任教。1951年受聘爲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更曾出任系主任，此後十七年之久，他一直在中大任教，直到1968年榮退爲止。之後，他又應聘擔任香港珠海文史研究所所長兼文學院院長，直到去世。他後半生在香港繼續以教學和研究爲職志，多年在教壇上辛勤耕耘，培養出大批人才，可謂桃李滿天下。並且他長年筆耕不輟，出版專著四十餘種，論文二百餘篇，其在教學和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確立了他在學術界的重要地位。

1949年，在香港廣大書院，新亞書院和香港大學任教。1956年至1968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更曾出任系主任。1969年後，任香港珠海書院文學院院長及中國文史研究所所長。羅香林致力於學術教育凡四十七年。

其學術思想受其父親與浙東事功學派影響最大，主張學問與學業並重，提出道器並溶理論，故其學術研究範圍與時代息息相關。如民國二十九年以前，國家多難，於是研究民族史，因民族問題而涉及方志之研究，及在上庠講學，兼授唐史，蓋唐之豐功偉績，足以提高國人之民族自信心。

　1937年，羅先生在廣州發現花縣官祿士洪族所藏的洪秀全家譜《花縣洪氏宗譜》，根據研究分析證明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是出自客家系統。寫成論文《太平天國洪秀全家世考》。

1941年，羅先生根據在廣東紫金忠壩孫桂香家譜索閱的《孫氏家譜》舊鈔本，研究得出這是與孫中山上代有關的唯一族譜。隨後又查閱有關資料，得出孫中山上代原居廣東紫金，第十二世連昌公（孫中山祖先）于康熙年間，因抗清失敗而遷居增城，後再遷香山涌口門村，稍後移居翠亨村，提出孫中山是客家人的論斷。1942年，羅先生撰寫成《國父家世源流考》，詳細説明孫中山家世系統、歷史史跡以及其民族思想淵源，開孫中山研究之先河。

在基督教信仰方面，羅香林可謂"大器晚成"。其前半生雖曾有機會接觸過基督教，但因其醉心于治學和研究，屢屢錯過。雖有問道之心，但並不熱心於"宗教"之事。1949年到香港後的他，已經飽經戰亂與顛沛流離之苦，歷盡世間之滄桑。加之他是史學家，看盡人類歷史之過眼煙雲，以及現實世界中的變幻不定，故追求信仰之心愈加強烈與迫切。羅香林與全家定居在新界的粉嶺，在該地有一所信義宗崇真會所建立的客家人教堂–崇謙堂。該堂主任牧師萬福民熱心向客家人傳福音，通過鄉誼關係，他到羅家探訪，與羅香林相見交談甚歡。此後，在萬福民的引導下，羅香林對基督信仰認識日深，不久即決定受洗歸入基督。其夫人朱倓亦早有皈信基督之心，於是夫妻倆偕子女二人於1951年1月在崇謙堂，由萬福民牧師主禮，正式受洗成爲基督徒。此後他對信仰孜孜以求，在生活中努力實踐。每逢主日，必偕夫人去崇謙堂作禮拜，風雨無阻，數十年如一日，從不間斷。

1954年，羅香林擔任崇謙堂董事會副主席；次年又被按立爲長老，與其他牧師、長老一起負起牧養教會的責任。由於他熱心侍奉，謙卑仁厚，不僅在教會中德高望重，而且也爲崇真會總會所倚重。他先後出任總會董事、教育部長，和副會長等要職，1977年又被推選爲崇真會會長，領導在港九所屬的各堂會和學校。他還代表崇真會加入香港基督教的聯合組織「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除教會事工外，羅香林也在教會歷史研究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在其八種"乙堂叢書"中，有《中國族譜研究》、《國父之家世及學養》、《唐元二代之景教》和《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等四種，皆爲其中國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佳作，大大推動了基督教史的研究和發展。爲此，他享有中國基督教史的"史學大師"之美譽。

抗戰軍興，認為團結圖強，非有精神領袖，以作國人思想與行為之榜樣不可，於是研究　國父。國父之研究，始於發現孫氏族譜，逐擴而研究譜牒之學。晚年避灘海隅，意有所鬱結，又鑑於大陸「破舊立新」，摧毀我國文化，於是發憤著述，宣揚我國傳統文化不遺餘力，惜天不假年，於1978年4月20日因肝病逝世於香港，享年72歲。香港學界和教會界人士共1200餘人參加了他的安息禮拜。人們讚譽他爲"基督的好見證，信徒的榜樣，衆人的模範"，這幾句話可說是對這爲集學者和基督徒爲一身的前輩的美好概括。

羅香林服膺學以致用之原則，曾於抗戰時期任職於中央黨部。任教於香港大學達十七年之久，著述亦以此時期最多，然若謂致力於自己之理想，則以晚年主持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文史研究所凡十年，最為稱心。其夫人朱倓，為史學大師朱希祖長女，育有四男一女，除一子夭折外，男文、武、康，女榆，均能克承箕裘，各有專長。

羅香林學術成就卓越，著述豐贍，其「乙堂叢著」，更屬享譽士林、學人傳誦之作。出版著作有：《粵東之風》、《客家研究導論》、《藩鎮制度沿革考》、《高級中學本國史》（修訂本即《中國通史》）、《劉永福歷史草》、《先考幼山府君年譜》、《羅芳伯所建婆羅洲坤甸蘭芳大總制考》、《唐代桂林西域人摩崖題刻考》、《國父家世源流考》（1972年與《國父之大學時代》合而為《國父之家世與學養》、《中夏系統中之百越》、《唐代文化史研究》、《中國憲政之進程》、《乙堂文存》、《中國民族史》、《客家史料匯編》、《國父的高明光大》、《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客家源流考》(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籌備委員會，1973)等等眾多著作。曾經主編過《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等刊物。[20120110]

臺灣肝病之父─宋瑞樓

臺灣肝病之父─宋瑞樓

江彥震

宋瑞樓，享譽盛名的醫師和中央研究院院士，被譽為台灣的肝病之父、台灣消化內視鏡之父；他首開國內胃鏡檢查先河，完成第一例人體胃部檢查，後來還引進精密儀器，進行胃潰瘍、胃炎、胃癌鑑別診斷，開啟早期胃癌探討。宋瑞樓，這個名字，在過去數十年、未來百年，註定要與台灣肝炎畫上等號。他的血清研究，拉開與肝炎對戰序幕；由於父親身教言教，讓他挺過嚴苛的檢驗訓練；他以「病患為尊」，常訓練學生思考最必要的醫療檢查；他走過近一個世紀，傾畢生之力，讓台灣的人更健康的“仁醫”。

1917年8月6日出生在台灣省新竹縣竹東鎮的宋瑞樓，先祖係來自廣東省梅縣的客家人。父親宋燕貽於1909年在竹東當地開設當時唯一的醫院—長春醫院。宋瑞樓在家中排行老三，由祖父宋六成取名。就讀日據時代的小學時即成績優異，除第一年第六名外，皆保持為第二名，因為當時在日本統治之下，台籍子弟不允許獲頒第一名資格。

新竹中學畢業後，入台北高等學校然後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後1942年進入第三內科，開始他的臨床與研究生涯。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光復，日本教授回日後，次年宋瑞樓成為台大醫學院內科講師，他努力自我充實淬鍊，並領導台大醫學院內科的消化系醫學部門，積極展開內科、尤其是消化系內科三足鼎立的臨床、教學、研究。第一個研究就是肝生化學檢查，即後來發表的《澤田、宋、昇汞反應》，並以此於1951年獲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在那個還搞不清肝病還有分不同型別的時代，台灣幾乎每五個人就有一人曾是肝病患者。日本的肝病患者本就較歐美國家多，台灣更勝於日本。他看到當年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三內科的日籍教授澤田藤一郎研究報告，看到台灣人的原發肝癌特多，在日本從沒見過。

這個發現讓宋瑞樓感觸很深。「為什麼他們下課後都有忙不完的工作？」宋瑞樓其實從小就有一點社會主義性，看到家境較差的同學不能和他一樣念書求學，他都會暗自難過；何況是看到台灣肝病幾乎在全球獨占鰲頭。因此，他對肝病研究動心起念。加上實習時，聽到許多病人稱讚內科，生化研究也活潑有趣，讓他決定投入。澤田藤一郎是他的啟蒙老師，帶領他接觸胃腸肝膽的消化系統領域，這也打開台灣科學對抗肝炎的序幕。

更於1953年先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後到杜克大學進修考察，並帶回半曲型硬式胃鏡和Vim Silverman針，於1954年起開始在台大醫院做胃鏡檢查及針式穿刺肝生檢（liver needle biopsy）做明確的病理診斷，從此並行消化道、肝臟兩方面疾病的診療，並訓練後進，同時進行相關疾病的臨床與基礎研究，1955年升任教授。之後歷任內科主任、消化系醫學會理事長、台灣醫學會理事長、台灣衛生署肝炎防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榮譽院長。

他從研究中證實肝炎病毒是導致肝硬化和肝癌的主因，將台灣肝炎的研究推向國際舞台。於1980年代推動台灣政府全面地為新生兒和國小學童接種B型肝炎疫苗(使台灣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全面施打B肝疫苗的國家)，而使台灣的肝炎、肝硬化、及肝癌發生率大幅下降，從原本五分之一人口感染率、自母體垂直感染每年約四萬名的肝炎新生兒降低到現今的每年僅數千名。

中國傳統社會都將肝病歸咎於勞累，即使現在很多醫藥廣告中，還是以消除疲勞為肝病治療的訴求。但「肝病是病毒感染，而且與飲食的經口傳染有關。」宋瑞樓的血清研究基本上切斷了「勞累」與「肝病」的必然關係，同時也將「分食」的概念帶進肝病預防領域，後來國內盛行的衛生筷與公筷母匙的觀念，都間接來自宋瑞樓的功勞。

「我看到不少病人，來診時就已經是末期了。」宋瑞樓每想起這些病患都很感慨，「如肝硬化，幾乎都已經是大肚子、有腹水的，我都沒辦法治療。」但是，A型肝炎血清檢查，可以在未發病前就確認，提前治療。

1970年，發現B肝病毒的澳洲學者布侖伯格（B. S. Blumberg）對B肝的分布調查發現，台灣幾乎高居世界之冠，一百名正常人口中，就有13人帶B肝病毒，同研究中的其他地區感染率皆相當低，台灣B型肝炎的盛行，才廣受重視。宋瑞樓的肝炎血清研究，界定B型肝炎的體液傳染途徑，另發現本土B肝患者多經由母體垂直感染，再經大弟子、也是中研院院士陳定信的發揚光大，師徒共同推動的B型肝炎疫苗大規模接種，雖然有些雜音，但確讓台灣B肝得以控制下來。其實也間接帶出了後來治療B肝、C肝等的藥物干擾素等的發展。說他是台灣、甚至全球肝炎先驅都不為過。

不僅在學術成就及對國人的貢獻。宋瑞樓對研究及醫療工作的執著，也成後輩的典範。有一次，他用口吸一份A肝患者的血清，因太專注了，聽見有人喊「宋教授」，猛回頭、一分神，就不小心把血清吸到嘴裡，兩周後出現急性肝炎症狀，四十多年後，體內還有A肝抗體。

還有一次，專注胃內視鏡片子，沒想到走著走著，一腳踏空，整個人從高處墜下，當場昏厥。後來恢復意識，才發現自己掉入電梯與牆壁間的狹小空間，幸好敲打呼叫、引人注意，才被救出，這起事件隔天還上了報紙，他事後回想仍心有餘悸，若當時有人按電梯就慘了。

「以病患為尊」則是宋瑞樓最念茲在茲的身教。陳定信回憶，當年有一病患手頭不寬裕，身上僅三百元，扣掉車費只剩二百八十元，宋瑞樓當場要學生回答「剩餘的錢會做哪些檢查？」透過問答互動，讓學生設身處地，給予病患最必要的檢查及醫療處置。

有次宋瑞樓巡診，一旁學生報告病人肚子痛，他一聽很不高興，當場問對方是什麼樣的痛？陣痛或絞痛？何時痛？怎樣痛法？哪種姿勢最痛？飯前與飯後的疼痛差異？他認為醫師必須仔細詢問病史，「花三分鐘怎麼看病？」

宋瑞樓喜歡啟發學生動腦思考，一旦對方犯錯或答案不適當，他也不罵人，反而會怪自己「沒教好。」陳定信記得有位女同學曾被問哭了，宋說「不好意思，不是故意把妳弄哭，但我下次照樣問。」嚴格目的是要讓學生記住、不再犯錯，成為一名好醫師，以免日後害人，因為「吃虧的、永遠是病人」。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執行長許金川也說，宋瑞樓視醫學為良心事業，看到健保制度下，醫病緊張關係與疏離，他非常自責，認為自己沒把學生教好，口中常掛著要「切腹自殺」。

另一名大弟子、也是中研院士廖運範說，宋瑞樓啟發式教學奠定紮實基礎，「老師不會拉著你的手走，不會為你鋪路，可是適當時機、不著聲色的提問，關鍵問題提醒你注意研究進度及方向。」廖運範第一次寫論文時，自認自己寫得很好，結果整篇文章被宋瑞樓改到「體無完膚」、乾坤大挪移；但他也從中學習到論文架構及寫作技巧，虛心檢討後，果然文章被改情況愈來愈少。

宋瑞樓認為「討論學問無階級之分」，即使師生爭得面紅耳赤，他也不生氣，因真理只有一個；當他聽到學生有成就、成為院士，反而比自己獲選還興奮。「四十歲以上的台大醫學畢業生只要聽到宋教授就會肅然起敬。」陳定信說。

隨著醫學科技的進步，台大醫學院與醫院的消化系和肝臟方面的研究日有進展，成績卓越，迄1987年70歲從台大醫學院榮退，兩方面都已馳名國際，尤其是肝炎與肝癌的研究。此外，在他的領導下先後成立台灣消化系醫學會和台灣肝臟研究學會，帶動國內相關研究，自1980年起也有亮麗表現，帶領台灣在世界學術地圖上佔有一席之地。

這段期間，宋瑞樓教授最重要的貢獻：一為1965年台大醫院設立血庫時，建議以SGOT/SGPT篩檢捐血人，這個在HBsAg發現前的做法深具識見，這可能是全球首創，也因而減少台灣受輸血後肝炎之害；二為1971-1972年以病例對照研究率先證明B型肝炎感染與肝癌之關聯；三為1980年代初期受命出任「行政院衛生署肝炎防治委員會」主任委員，率領國內專家學者訂定肝炎調查、研究與公衛宣導等策略，支持B型肝炎疫苗試種計劃，說服政府推動1984年起領先全球的「全面B型肝炎疫苗施種計劃」，這是台灣HBsAg帶原率從1980年代初期的15-20%降到如今低於1%、而且兒童與青少年的肝癌也隨之減少的關鍵，可以預期再過三、四十年之後台灣的B型肝炎相關疾病將趨近零，1984年以後出生的台灣人受益之大，無法勝計。

宋瑞樓醫師因他在台大醫學院各方的表現，於1982年成為第一位以臨床醫學獲選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後因他的研究與肝炎防治計劃的推動，榮獲2001年第一屆總統科學獎及第廿一屆醫療奉獻特殊貢獻獎，都是實至名歸。肝病侵擾中國人數千年，宋瑞樓的肝炎血清研究真正拉開全面對抗、預防與治療的長河；台灣肝炎聖戰的英名在國際發光發亮，肝炎研究這一門系，徒子徒孫連同他，至今已出了四位中研院院士，是醫界中最興旺的院士家族。

除了傑出的臨床診療與研究之外，宋瑞樓教授是台大醫學院最受學生敬愛的老師，1990以前畢業的台大醫學院醫科及醫學系校友最津津樂道、終生難忘的，是他那深具啟發性的互動式臨床教學；因為他在專業領域研究上的引領，門下傑出學者輩出，因此台大醫學院消化系醫學部門在他榮退之後仍能持續進展甚至發揚光大，門生們獲得各種學術獎項和榮銜，包括三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對醫學教育的關心不限於台大醫學院，例如他大力支持教育性質的《當代醫學》雜誌，不斷撰稿之外，長期義務出任編輯顧問。

從台大榮退之後，年過九十仍持續他在台大醫院與和信醫院的教學活動，也到其他醫院教學，如林口長庚醫院二年每週一天的教學。雖已退休，仍為了理想的醫療與教學接受邀請出任「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前身「孫逸仙治療中心」創院院長，之後為了台灣醫療制度與醫學教育的改革，接受國家衛生研究院之邀出任「論壇」總召集人，集思廣義為國家獻策。

他常感歎在醫學教育界多年該為今日諸多醫療問題切腹謝罪，因此像唐吉訶德一樣，寫文章、出書、放下身段求見台大內科主任甚至醫學院院長等後輩進言，他在辭世前二、三個星期，還強要家人帶他去見台大醫學院院長，顯然他對醫學教育仍有滿腹建言急著提醒當道。

宋瑞樓醫師在醫界一般的評論為：他是一位「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謙沖為懷的正人君子；在專業上，他是一位醫術高明、視病如親的良醫；是一位著有國際聲望的傑出醫學研究者；是一位深具識見的醫療公共政策先導者；是一位桃李滿天下、關愛學生又深受學生愛戴的老師；是一位了不起的精神導師（mentor）；是醫學改革的唐吉訶德；是身體力行、寫下無形《The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的台灣版Sir William Osler。這樣的一代醫學宗師，不但足為醫界不朽的典範，也值得台灣人的感謝和懷念。

宋瑞樓妻子吳芳英，為前桃園縣長吳鴻麟女兒，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胞姐。事業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默默付出的偉大女性，宋瑞樓能全心投入工作是因為妻子的支持，兩人相識結婚也是眼科名醫的岳父吳鴻麟一手促成。「父親與母親感情很深厚。」宋瑞樓二女兒宋文玲說，母親全心全意照顧父親，還扮演父女溝通橋梁角色，宋文玲印象中的父親溫和、話不多，喜歡她們提出問題，即使意見不同，他也不生氣，會仔細聽孩子的想法，適時給予意見。

宋瑞樓的小舅子、醫師公會全聯會前理事長吳運東也說，姊姊與姊夫的感情非常好，即使兩人相差十多歲，八十多歲的姊姊仍一直照顧九十四歲的姊夫。宋文玲也透露，兩人互相扶持，彼此感謝對方，母親曾開玩笑說「下輩子還要在一起，但男女角色互換。」

　　素有「台灣消化系醫學之父」及「台灣肝炎鼻祖」尊稱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宋瑞樓醫師於2013年5月26日走完他的人生旅程，享壽96歲。他的一生除醫學專業為人景仰外，家庭美滿，夫人賢淑聰慧，三對女兒與女婿孝順又事業有成，他的一生可說豐富精彩而且圓滿。[20140726]

嶺南第一人─張九齡

嶺南第一人─張九齡

江彥震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諡文獻。唐朝韶州曲江（今廣東省韶關市）人，世稱“張曲江”或“文獻公”。唐儀鳳三年（678年）出生於世代仕宦的家庭，唐玄宗開元年間尚書丞相，詩人。曾祖父張君政，曾任韶州別駕；祖父張子虔出任過竇州（治所在今廣東信宜縣）錄事參軍；父親張弘愈，曾為新州索盧縣（今廣東新興縣南部）縣丞。西漢留侯張良之後，西晉開國功勳壯武郡公張華十四世孫。

張九齡幼時聰明敏捷，擅長寫文章。七歲知屬文，十三歲能寫出好文章，時用書信斡求廣州刺史王方慶，王方慶非常讚賞他，說： “這個人一定能有所作為。” 王方慶的讚歎，對鼓勵他立下遠大志向有積極作用。青年時期的張九齡，才智過人，勤奮好學，能詩善文。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登進士第，為考功郎沈佺期所賞識。被授予校書郎官職。長安三年，宰相張說因直言得罪了武則天的寵臣張昌宗，被流放到嶺南，過韶州，得閱張九齡文章，誇獎他的文章“有如輕縑素練”，能“濟時適用”，一見而厚遇之。張說博學多才，是當時文人的領袖，又是朝中多有建樹的重臣，他的激勵對剛剛走上人生道路的張九齡是很大的鼓舞。

神龍三年（707年），張九齡赴京應吏部試，才堪經邦科登第，授秘書省校書郎。神龍四年夏，奉使嶺南，就便省親。他當了幾年秘書郎，得不到調遷，萌生歸鄉之念。正好太子李隆基有所作為，舉天下文藻之士，親自策問，九齡應試道牟伊呂科，對策優等，升為右拾遺。李隆基即位為玄宗，張九齡改任左拾遺。但是，張九齡與宰相姚崇的矛盾卻越來越大。姚崇是唐玄宗所器重的大臣，執掌軍國大權。張九齡在唐玄宗上臺的第二年，就上書姚崇，提醒他“遠餡躁，進純厚”。姚崇複書嘉納其言，在選官用人中消除過去緣親是舉的流弊，堅持以才取人，整頓吏治。

先天元年（712年）12月，玄宗于東宮舉文學士，張九齡名列前茅，授左拾遺；他曾上書唐玄宗李隆基，主張重視地方官人選，糾正重內輕外風氣；選官應重賢能，不循資歷。然而，意見並不總是一致，過了三年，開元四年（716年）秋，張九齡又以“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招致了姚崇不滿，這年秋天，他以秩滿為辭，去官歸養。張九齡回到嶺南，住了一年多時間。他並不閒居，而是想為家鄉辦點實事。甫到家中，便向朝廷狀請開大庾嶺路。張九齡出入嶺南，也走過這必經之路，對大庾嶺梅關“人苦峻極”的險阻深有感受。

開元年間的唐王朝，經貞觀以來近百年的勵精圖治，社會繁榮。嶺南以沿海之利，海外貿易交通有了很大發展，廣州已成為中外海上交通門戶的大商港。在這種情況下，開鑿梅關古道，改善南北交通顯得非常迫切。張九齡的建議得到朝廷批准，於是他自任開路主管，趁著農閒徵集民夫，開始開鑿工程。張九齡親自到現場踏勘，緣磴道，披灌叢，不辭勞苦，指揮施工。古道修通後，全長十幾公里，路寬近17米，路兩旁遍植松樹。路修成之後，張九齡撰寫了《開鑿大庾嶺路序》，記述大庾嶺開鑿後，公私販運“轉輸不以告勞，高深為之失險。於是乎鐻耳貫胸之類，珠琛絕贐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由於梅關古道的修通，南北交通大為改觀。梅嶺古道成了連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孔道，後人譽之為“古代的京廣線”，不僅為唐代南北交通作出巨大貢獻，而且造福子孫後代。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嶺路對他們來說是最快捷便當的通衢大道。張九齡居家時間，與曲江縣尉王履震、韶州王司馬來往密切，詩酒唱酬，結成知己。開元五年（717年）夏秋之間，他與王履震連袂來到廣州，寫下《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詩。

開元六年（718年）春，張九齡被召入京，返京時，王司馬一直送到大庾嶺上。到京後，因修大庚嶺路有功，拜左補闕，主持吏部選拔人才。張九齡的才學與能幹漸為大家所認識。吏部考試選拔人才，他與右拾遺趙冬曦四次奉命參與評定等第，都能公允服人。開元七年，改任禮部員外郎，開元八年，又升遷司勳員外郎。開元九年（721年），張說入拜宰相。張說對張九齡早寄以厚望，見他果然文才出眾，又和自己同姓，便與他論譜敘輩，誇獎張九齡“後出詞人之冠也”。靠張說的賞識和提拔，張九齡提升為中書舍人內供奉。張九齡並不因為和張說關係密切而隨聲附和，他對張說的斷然行事多有勸說，體現出辦事公允和卓有預見。玄宗東巡泰山封禪，封禪之後有進階行賞之事，張九齡因此提醒張說選擇隨行人員要注意選那些清流高品，以免引起非議。然而張說選定從行登山的官員，許多是官階較低且己之所親者，果然招致一片怨言。張說對玄宗所賞識的禦史中丞宇文融奏事多壓制不理，張九齡提醒他“不可不備”，張說沒放在心上。

開元十年，多次升遷擔任司勳員外郎。當時，張說擔任中書令，他與張九齡同姓，（按年齡）排序結為宗族兄弟，張說特別親近、看重他，張九齡很高興張說瞭解自己，所以也願意依傍跟從他。開元十一年（723年），張九齡被任為中書舍人。開元十三年，皇帝東巡，舉行祭祀天地的大禮。張說親自決定侍從皇帝登山的官員，他多推薦兩省錄事、主書和自己親近的官員代理官職登山，於是（對他們）特別加以晉級，破格授予（他們）五品官職。當初，張說命令張九齡草擬詔書時，張九齡對張說說： “官爵是天下共用的器物，應該把道德名望高的人排在前面，有功勞的舊臣排在後面。如果顛倒了順序，指責和批評就會產生。

現在登山封禪，廣施恩澤，這是千年—遇的大事。有名望和品德高尚的人，不能蒙受恩澤，官府中辦理文書的小吏末流卻先被加官晉爵，（我）只是擔心制度出臺之後，天下各地的人會感到失望。現在制訂草表的時候，事情還可以更改，只是希望您仔細研究謀劃這件事，不要留下悔恨。”張說說： “事情已經定下來， 荒唐無據的議論，哪裡值得擔心呢？”最終沒有聽從。等到制度出臺時，朝廷內外的人對張說有很多指責。當時，禦史中丞宇文融剛掌管田戶租稅的事情，每次向皇帝陳奏，張說多建議皇帝不要聽從他，宇文融也因此對張說不滿，張九齡勸張說對宇文融要有所防備，張說又不聽從他的話。

開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宇文融和李林甫等人彈劾張說，張說被罷相，張九齡也受牽連，張九齡改任太常少卿。六月，奉命祭南嶽及南海，就便歸省。是年秋張九齡回京，仍被指為親附張說，調任外官，出為冀州刺史。張九齡以老母不欲從之任所為由，表請罷官。翌年三月，改任洪州（治所今江西南昌）都督。在洪州任上，寫了《在郡懷秋》詩二首，表達了時不能用，憂鬱思歸的心情，其一為：秋風入前林，蕭瑟鳴高枝。寂寞遊子思，寤歎何人知。臣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操割效，忽複寒暑移。物情自古然，身退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雲涯。路下霜且降，澤中草離披。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為。

開元十七年（729年），張說又被玄宗拜任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開元十八年一病不起，終於病逝。他多次推薦張九齡做集賢院學士。開元十八年（730年），張九齡轉任桂州（治所今廣西桂林）刺史兼嶺南道按察使攝禦史中丞。便道歸省，與家人歡聚。開元十九年春，他從桂林乘船順流巡行按察來到廣州。

開元十九年（731年）三月，張九齡被召入京，擢秘書少監，兼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他奉旨代撰敕文，對禦而作，不須草稿，援筆立成，深為玄宗倚重。在他的文集中，代皇帝起草的敕文多達114篇。兩次升任他為中書侍郎。開元二十年二月轉為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八月，兼知制誥。張九齡時已55歲，屢乞歸養。玄宗對他加以重用，並不批准，只是把他弟弟張九皋、張九章就近家鄉封官，以便照顧老母。張九皋後官至廣州都督兼五府節度經略使，張九章後官至嶺南節度使、廣州都督，都是統治嶺南的封疆大吏。

九齡為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僚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禦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為當時之所稱。開元二十二年五月，張九齡遷升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開元二十三年，加封為金紫光祿大夫，累官封他為始興縣伯，食邑四百戶。李林甫自己不學無術，因為張九齡的品行被皇帝賞識，心理非常妒忌他。於是推薦牛仙客擔任知政事“掌管政事”，張九齡多次說不行，皇上不高興。 

唐玄宗被李林甫的讒言所惑，玄宗遂於開元二十四年遷九齡為尚書右丞相，免去了知政事。後來宰相每次推薦公卿時，皇上一定會問： “節操、品質、度量能夠像張九齡嗎？”舊例，士大夫者要把笏板插在腰帶上，然後乘馬，張九齡體弱，常派人拿著笏板，朝廷於是設立了笏囊。笏囊的設立，從張九齡開始。罷相後不久又因他薦舉的監察禦史周子諒彈劾牛仙客，觸怒玄宗，坐“舉非其人”，貶為荊州長史。其時，唐朝處在全盛時期 ，但卻又隱伏著種種社會危機。張九齡針對社會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從政之道，強調保民育人，反對窮兵黷武；主張省刑罰，薄征徭，扶持農桑；堅持革新吏治，選賢擇能，以德才兼備之士任為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針，緩解了社會矛盾，對鞏固中央集權，維護“開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後世譽為“開元之世清貞任宰相”的三傑之一。

在主理朝政時敢於直言向皇帝進諫，多次規勸玄宗居安思危，整頓朝綱。玄宗的寵妃武惠妃，欲謀廢太子李瑛而立己子時，命宮中官奴遊說九齡，九齡叱退使者，及時據理力爭，從而平息了宮廷內亂穩定了政局。而對安祿山、李林甫等奸佞所為，張九齡更痛斥其非，並竭力挫敗其陰謀。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安祿山任平盧將軍，在討伐契丹時失利，張守珪奏請朝廷斬首。之前，安祿山曾入京朝見，拜見過時任宰相的張九齡。張九齡頗有識人之道，明察秋毫，看出安祿山是奸詐之徒，斷定日後此人必會作亂。宰相張九齡對侍中裴光庭說：“亂幽州者，必此胡也。”此次適逢安祿山干犯軍法，被押送京城，奏請朝廷判決。張九齡毫不猶豫在奏文上批示，為嚴肅軍紀，將安祿山斬首，奏文說：“穰苴出軍，必斬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唐玄宗不明華夷之辨，看了批文後說：“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唐玄宗沒有最終批准，卻為示皇恩，將安祿山釋放。最終安祿山反叛，重演了西晉末年，羯族石勒反晉亂華的一幕。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千秋節玄宗生日，張九齡送《千秋金鑒錄》作賀儀，勸皇帝勵精圖治。當初，張九齡擔任宰相，舉薦長安尉周子諒擔任監察禦史。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周子諒因為胡亂講吉凶，皇上親自加以質問，命令在朝堂上判決殺掉他。張九齡因犯了舉薦不稱職的罪，降職擔任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開元二十七年，張九齡被封為始興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開元二十八年（740年）春，他請求回鄉拜掃先人之墓，因為遇到疾病而五月七日去世，終年六十八歲，皇上贈封他為荊州大都督，諡號叫文獻。在他死後不久，曾被其斷言“必反”的安祿山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亂”，從而導致唐朝迅速從“全盛”走向沒落。唐玄宗奔蜀，因追思張九齡的卓見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張九齡，追贈其為司徒。

作為開元盛世的最後一個名相，他深為時人所敬仰，王維、杜甫都作有頌美他的詩篇。他曾辟孟浩然為荊州府幕僚，提拔王維為右拾遺；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獻給他，未能如願，晚年追憶，猶覺得可惜。是唐代有名的賢相；舉止優雅，風度不凡。自張九齡去世後，唐玄宗對宰相推薦之士，總要問“風度得如九齡否？”因此，張九齡一直為後世人所崇敬、仰慕。 

張曲江也是一位有膽識、有遠見的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詩人、名相。他忠耿盡職，秉公守則，直言敢諫，選賢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趨炎附勢，敢與惡勢力作鬥爭，為“開元之治”作出了積極貢獻。他的五言古詩，詩風清淡，以素練質樸的語言，寄託深遠的人生慨望，對掃除唐初所沿習的六朝綺靡詩風，貢獻尤大。有《曲江集》。譽為“嶺南第一人”。在舊《廣東通志》中被稱為廣東古八賢之一，與東晉程旼、唐代韓愈，北宋劉元城、狄青，南宋文天祥、蔡蒙吉及明末抗清名將陳子壯齊名。

張九齡七歲知屬文，有文名，張說稱他“後出詞人之冠”。有詩《感遇》12首，名列《唐詩三百首》第一首，和陳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並論，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聯，更是他高潔情操的寫照。另外，張九齡的五言律詩情致深婉，如：《望月懷遠》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唱絕千古。可以說，他是張說之後又一個既有權位又受人欽慕的文壇宗匠。張九齡的詩文創作在精神上和張說有一脈相承之處。他高度評價張說以王霸之氣充實詩文，在他的詩裏，也不時可以讀到“中覽霸王說，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貽》），弱歲讀群史，抗跡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薪”（《敘懷二首》之一）之類的句子。

他寫月夜的詩，情韻最為雋永，如《西江夜行》、《望月懷遠》。這些詩中所展現的澄澈柔美的夜景，處處滲透著婉約深長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語，哪是情語，詩裏的物色和意興已經渾然一體了。胡應麟說：“曲江諸作，含清拔於綺繪之中，寓神俊于莊嚴之內。”（《詩藪》）又說“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同上），認為他下開孟浩然、王維等一路的詩風。這是十分中肯的。 

張九齡詩歌成就頗高，獨具“雅正沖淡”的神韻，寫出了不少留存後世的名詩，並對嶺南詩派的開創起了啟迪作用。九齡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詩意超逸，其《感遇》、《望月懷遠》等更為千古傳頌之詩。有《曲江集》二十卷傳世。張九齡的詩早年詞采清麗，情致深婉，為詩壇前輩張說所激賞。被貶後風格轉趨樸素遒勁。[20151230]

                             

蠶豆症非客家人專利

蠶豆症非客家人專利

江彥震

很多人都聽過「蠶豆症」這個名詞，但對它多半都是一知半解，有些以為是客家人才有，有些以為不吃蠶豆就沒有問題了，其實不盡然，根據研究顯示，平均每一百個人中有三個人會患有蠶豆症，其中又以客家族群發生的比例較多，但並非所有或只有客家人才會有這種疾病，而就交叉分析結果比較血統與這項遺傳性疾病間並無顯著的關係存在。不過單就得病的人來比較，罹患蠶豆症或海洋性貧血症以客家血統的人比例確是比較高。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就歷史背景來看，客家人在中華民族各種族中，是屬於較封閉且較少和外族通婚的民族，客家祖先遠在五胡亂華即遷居到廣東等嶺南地區，自古以來，人們提到嶺南，常常與一種可怕的疫病聯繫在一起，這便是瘴氣（主要是瘧疾）。這本是由傳染媒介─即蚊[anopheles;malarial mosquito]的攻擊而感染瘧原蟲而引發的傳染性疾病。古人雖然不知道瘧疾的病源，但他們認為瘴疾是由地理環境所引發的一種疾病。用現在的眼光看，瘴氣有些其實就是瘧疾，瘧疾原蟲也是侵犯紅血球，寄生在紅血球以進行繁殖，但如果紅血球有缺陷，反而造成瘧疾原蟲不容易增生，相對感染瘧疾的機率就比較少。所以在殘酷的『天擇』下，有蠶豆症的人較易存活下來。所以能留存下來的客家人其蠶豆症帶原者的比例要較其他族群偏高一些。

如今醫學發達，經過各方研究發現，「蠶豆症」的正式醫學名稱是 G6PD 缺乏症(Glu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G6PD的中文名稱是葡萄糖-六-磷酸鹽脫氫脢，它是一種在我們體內幫忙代謝葡萄糖的酵素。蠶豆症的患者因為體內缺乏G6PD，所以在踫到某些感染、某些藥物、樟腦丸、或吃到蠶豆時可能引起溶血反應，這種溶血反應若未經治療可能導致死亡。因為吃到蠶豆(fava beans)可能發病溶血，所以俗稱蠶豆症(favism)。

根據醫學報告，台灣平均約每一百個新生兒就會有三個蠶豆症的患者，客家人的罹患比率較非客家人稍高。就全世界來說，蠶豆症好發於非洲、中東及東南亞等地區。據估計全世界至少有2億名以上的蠶豆症患者。

有趣的是，蠶豆症患者不會受到瘧疾的感染，因為他們有缺陷的紅血球不適合瘧原虫的生長，這可能是唯一的好處。據醫學的研究發現，蠶豆症患者之所以會容易發生溶血，和他們的紅血球對抗氧自由基的能力降低有關。正常人的紅血球內含有足量的G6PD這個酵素，G6PD在參與葡萄糖代謝的過程當中會產生一種重要物質─還原型的Glutathione，還原型的Glutathione有很強的抗氧化能力。

當人類受到某些細菌或是病毒的感染、吃到某些藥物或是蠶豆時，體內的氧自由基的產生會增加，而使氧化壓力(oxidant stress)增強。在正常人身上，此時G6PD所參與的葡萄糖代謝反應會增強好幾倍，從而產生大量的還原型的Glutathione，用來還原這些對身體有害的氧化壓力。

而蠶豆症的患者因為紅血球內的G6PD不足，當體內的氧化壓力增加時，無法產生足夠的還原型Glutathione以清除過多的氧自由基，使得紅血球內的血紅素及紅血球細胞膜受到破壞而發生溶血反應。

蠶豆症患者由於基因變異上的差異，至少有四百種以上的不同類型。所以，他們在臨床表現上的差異很大，從能忍受各種氧化壓力而完全沒有症狀，到即使沒有超額的氧化壓力下也會溶血，都有可能。無論如何，蠶豆症患者可能踫到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新生兒黃疸期延長(prolonged neonatal jaundice) ，及當氧化壓力增加時發生急性溶血危象(acute hemolytic crisis)。

黃疸在新生兒是常見的情形，但新生兒黃疸通常在1-2星期會自行消退。若黃疸期不正常的延長就必須考慮有沒有蠶豆症的可能。罹患蠶豆症的新生兒之所以黃疸期會延長是因為肝臟中的G6PD酵素不夠所致。這種黃疸期過長的情形，若未經適當處置，有時會使新生兒神經系統受到傷害，嚴重時，甚至可能造成死亡！

急性的細菌或是病毒感染、接觸到某些氧化效較強的藥物或是毒物、吃到蠶豆都是可能引發急性溶血的原因。病毒性肝炎、肺炎、及傷寒是較常見可能引起蠶豆症患者溶血的感染。而蠶豆症患者不能踫的藥毒物包括抗瘧藥、磺胺類抗生素、阿斯匹靈類的解熱鎮痛劑、龍膽紫、樟腦丸。溶血發生時患者會出現眼白及皮膚變黃、茶色尿、貧血、頭暈及容易倦怠的症狀，溶血嚴重時若未經適當醫療處置可能使患者陷入休克、昏迷，甚至死亡。

輕微的新生兒黃疸只需照光治療，而輕微的急性溶血通常為自限性疾病，只需要給予支持性的治療。但是新生兒黃疸或是溶血厲害時有時會需要輸血及換血。當溶血厲害引起血紅素尿時，則需要注意水分的補充，以免造成腎臟的傷害。
不管新生兒黃疸或是急性溶血，只要給予適當的治療，通常很快就會恢復健康，不會留下後遺症。但蠶豆症由於是基因缺陷所致，所以，目前沒有治癒的方法。

蠶豆症是一種性聯隱性(X-linked recessive)遺傳。要了解什麼是性聯隱性遺傳必須先了解一下我們的染色體。人體有23對染色體，其中只有一對大小看起來不登對，那就是性染色體(X及Y染色體)。大家都知道其中的Y染色體決定了一個人的性別。所以男性的性染色體是XY型，而女性則是XX型。

G6PD的基因就是位於X染色體上，所以蠶豆症是性聯遺傳，而且只要有一個X染色體上的G6PD基因的是正常的，G6PD的功能就完全表現，而不會表現出蠶豆症體質，所以是隱性遺傳。男性只有一個X染色體，所以，只要這個X染色體的G6PD基因不正常，這個男性就會表現出蠶豆症體質。而女性有兩個X染色體，必須兩個X染色體上的G6PD基因皆不正常才會表現出蠶豆症體質。當女性只有一個X染色體帶有不正常的G6PD基因，而沒有表現出蠶豆症體質時，稱之為蠶豆症的帶因者。

據臨床的分析報告，當父親有蠶豆症，而母親正常時，他們的兒子將都是正常人，而女兒全為帶因者。而當母親有蠶豆症(兩個X上的G6PD基因皆不正常)，而父親正常時，他們的兒子將全為蠶豆症患者，而女兒全為帶因者。另當母親為帶因者(有一個X上的G6PD不正常)，而父親正常時，他們的兒子有一半機會是蠶豆症患者，而女兒有一半的機會是帶因者。

蠶豆症目前雖然沒有治癒的方法，但因它早已列為新生兒例行篩檢項目之一，所以在台灣的蠶豆症患者通常出生後不久即已測知。因此，事實上只要在日常生活上多加注意，並不會為患者帶來多少困擾。但須注意下列事項：1.看病用藥時，須主動告知醫師及藥師自己有蠶豆症，以免用到不該用的藥物。2.絕不可隨意服藥，所有的藥物都應該經過醫師處方，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3.居家環境、衣櫥、廁所內避免使用樟腦丸。4.受傷時或口腔唸珠菌感染時不要使用含有龍膽紫的藥水，如紫藥水。5.避免吃蠶豆及其製品。6.一但出現皮膚變黃、臉色蒼白、或茶色尿時，應立即送醫，尋求診治，不可延誤。[2011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