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

 

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

江彥震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筆名呂赫若，1914年8月25日出生於日據時期臺中廳葫蘆墩支廳潭仔墘區（今台中市潭子區栗林里），曾祖父原居桃園龍潭，後遷居台中，父親是個小地主，家庭算是富裕。祖籍廣東饒平縣客家人。呂赫若不僅是文學家，音樂、戲劇方面也有優秀表現，還通曉英、法、義、日語等多國語言，才華洋溢。呂石堆之所以用呂赫若為筆名，是擷取他所敬佩的兩位左翼作家，大陸四川作家郭沫若與朝鮮作家張赫宙各取其中一字組合而成。活躍於日據時期到戰後初期客籍小說家的呂赫若，亦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的一生可以說既是光彩奪目，又是撲朔迷離。

呂赫若出身地主家庭，因此接受新式教育與新式思想，並在15歲時考上台中師範學校。在1934年台中師範學校（今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畢業後，出任新竹州峨嵋公學校（今峨嵋國小）訓導（日本舊制教員職階）。在此時和林雪絨女士結婚。1935年轉調臺中州營盤公學校（今南投縣營盤國小）訓導，也在此時開始以呂赫若為筆名寫作，發表第一篇日文小說〈牛車〉而成為文壇矚目對象，被譽為「文學天才」。也是第一位作品被介紹到中國大陸的作家之一。1938年任臺中州潭子公學校（今臺中市潭子國小）訓導。

1940年，熱愛音樂的呂赫若辭去教職，到日本東京學習音樂，在東京的他一邊念書還一邊在劇場工作甚至參與東寶劇團，演出歌劇「詩人與農夫」，展開約一年多的舞台生涯。1942年呂赫若因肺病返台，居住在台北士林。呂赫若對舞台劇的編寫與演出非常熱衷。他也舉辦過個人演唱會，成為當時「臺北第一男高音」。

不久即加入張文環的《台灣文學》擔任編輯，後擔任興南新聞記者。其後亦參與作家張文環、音樂家呂泉生所組成的「厚生演劇研究會」，熱衷於舞台劇的編寫與演出。呂赫若在戲劇、音樂與文學各方面，才情橫溢，曾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1944年，他出版了小說集《清秋》，收錄〈鄰居〉、〈財子壽〉、〈石榴〉、〈合家平安〉、〈廟庭〉、〈月夜〉、〈清秋〉。後來，他進入興業統制會社電影公司，一邊上班、一邊創作，認識前來應徵的蘇玉蘭女士，日後成為他的紅粉知己，兩人也育有一子一女，元配不以為忤。呂赫若在戲劇、音樂與文學方面也頗有造詣，不過他還是最鍾情於文學的創作；二戰結束之後，呂赫若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但不久後便出任《人民導報》記者，挖掘戰後台灣政治經濟的黑暗面。

呂赫若除了有教師、戲劇家、作家和記者等身分，其在文學上的版圖，也跨足小說和戲劇兩者，因此才能被稱為跨越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統治兩個時代的「臺灣第一才子」。 (附註：呂赫若這個「臺灣第一才子」的美稱是林至潔女士在其所翻譯、彙編的《呂赫若小說全集》中給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呂赫若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該團中央直屬區團臺中分團籌備處股長，並沉醉於臺灣光復的亢奮情緒中。緣於早年就讀師範學校時之漢文課程、留日期間對中文的鑽研及平素翻譯中文書籍的關係，並因在臺北第一女中及建國中學擔任教職，接觸中文的機會較一般人為多，加上身為《人民導報》記者之身分積極勤學中文，這種種因素，使呂赫若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即轉換語言而陸續創作出〈故鄉的戰事一：改姓名〉、〈故鄉的戰事二：一個獎〉、〈月光光：光復以前〉及〈冬夜〉等4篇中文小說，不論在質與量上，皆顯然勝過日據時期同輩臺灣作家，允為「跨越語言的一代」的成功典型。之後肇因於對國民政府統治的徹底失望，加上受到當時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的影響，思想逐漸左傾，遂棄筆改以實際行動投身赤色革命，最後因「鹿窟武裝基地事件」遭蛇咬傷而死。身後並留有《呂赫若日記》（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17日），對於瞭解該時期之呂赫若個人生活處境及其創作歷程，甚而該時期之時代環境，皆有莫大裨益。

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呂赫若開始用中文從事小說創作，證明他繼續走文學道路的決心。而此時他一面批判皇民化運動期間的社會怪現象，也一面暗諷國民政府在台推行的國語政策。他認真學習華語，用中文創作小說。然而，政策不良，時局板蕩，呂赫若逐漸發現，與強權的對抗尚未結束。1946年，他擔任一份敢於直言批判的媒體《人民導報》的記者。1947年，呂赫若在《台灣文化》發表其最後一篇作品〈冬夜〉。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呂赫若轉向社會主義並加入中國共產黨，除主編中共地下黨機關刊物《光明報》之外，並且開設由中共地下黨員直接領導的大安印刷廠，印製社會主義刊物與宣傳品。呂赫若應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的邀約，先後到建國中學及北一女中學擔任音樂教師。1949年8月爆發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光明報》被國民政府宣布為共產黨的地下報紙，國防部保密局開始搜捕相關人員，擔任負責人的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因此被槍決，同校相關人士陸續遭到逮捕判刑，涉及本案的台灣大學相關師生也被逮捕，而當時擔任北一女中音樂教師的呂赫若，也因負責編輯工作，開始過著逃亡生活。不久之後前往臺北縣石碇鄉鹿窟等基地活動，史稱「鹿窟基地案」。1950 年某天夜裡，呂赫若在返回某藏身住所時，遭到埋伏的便衣拘捕，而他這個「呂赫若」的筆名在這個危急的時刻拯救了他，因為他的證件上是本名「呂石堆」，但沒有人認得這個名字，保密局人員只知道呂赫若而已。他就這樣逃過一劫。

之後可能在1951年於鹿窟基地死亡，確切日期與死亡原因不明，其遺孀蘇玉蘭(另有原配林雪絨女士）表示有人說呂是被毒蛇咬死，但也有人說是同伴怕呂赫若出來自首而搶先槍殺呂，之後鹿窟基地遭國民政府圍剿，呂赫若的屍體一直未被找到。根據張炎憲《鹿窟事件調查研究》中的〈李石城訪問記錄〉， 李石城表示呂赫若是1950年農曆5月23日遭蛇吻而過世 ，由其姊夫蘇金英與陳春慶共同埋葬。

「鹿窟基地」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根據官方資料聲稱，中國共產黨分子在鹿窟山上（今新北市石碇區）建立了避難所與武裝基地，意圖顛覆政府。1952 年底，國民黨政府決定清剿這個「鹿窟基地」，派遣武裝軍警封鎖各方道路，並大肆進行搜捕行動，許多鄰近地區的居民受到牽連。整起事件中，軍警共逮捕兩百多人，成為白色恐怖時期規模最大的單一事件，我們稱作「鹿窟事件」。2000 年 12 月 29 日，台北縣（今新北市）政府在「鹿窟事件」現場設立紀念碑，其碑文如此闡述此事件：

「1952 年 12 月 29 日凌晨，軍警包圍鹿窟山區，逮捕被疑為中共支持的武裝基地成員之村民，至3月3日為止。其間因案波及， 於 2 月 26 日至瑞芳圍捕，3 月 26 日又至石碇玉桂嶺抓人。前後近四個月，牽連者二百多人。經判決死刑者35人， 有期徒刑者百人，是 1950 年代最大的政治事件，史稱鹿窟事件。」碑文最後說的：「今日立碑，除追悼冤魂，緬懷往事，更要記取當時任意逮捕判刑，蹂躝人權的教訓，共同攜手為建設台灣成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社會而努力。」

呂赫若身後的手稿及書籍因家人對政治肅殺的恐懼而悉數掩埋於家前的荔枝園，僅有一本日記（記錄昭和17－19年）因為詳實紀錄了子女的出生年月日而保留傳世，2020年8月25日呂赫若106歲冥誕，由其長子呂芳卿代表將其日記贈予國立台灣文學館。台文館25日舉行《呂赫若日記》捐贈儀式。文化部長李永得出席致詞時，感謝呂赫若家屬將這部重要文物捐出，感佩他們在當時威權下，走過這條孤單、堅毅的道路，呂赫若集作家、劇作家、聲樂家、教師、記者身分於一身，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短暫且豐富的一生，也被改編為電視劇《台北歌手》。

1935 年，他的日文小說作品〈牛車〉，以筆名「呂赫若」發表在《文學評論》上。此作一出，立刻震驚文壇，聲名大噪。此後陸續有小說作品問世。呂赫若的小說作品，主要描繪下層人們的生活，探討階級、性別等問題，具有濃烈的人道關懷，反對封建與家庭的病態為主要創作對象，但是呂赫若小說中的女性題材也是比較特殊的。其中《暴風雨的故事》、《婚約奇談》、《女人心》等作品，特別能反映時代、描繪出當時女性與殖民地人民受壓迫的悲哀。

其作品〈牛車〉，係短篇小說，是呂赫若描寫殖民時期，無產階級，勞動者之家庭的小說作品，1935年載於東京《文學評論》雜誌，為呂赫若的第一篇小說，以日文發表。〈牛車〉一文以全知觀點敘事者的角度來敘述，描述在汽車進入農村之後，因為牛車的地位不如往昔，夫妻倆的生計受到重挫。因而在尋找出路時，不斷的遭遇挫折與不幸，甚而絕望。作者透過描寫家庭內部不和諧的貧困原因，帶出當時庶民階級因無法和資本家對抗，種種壓迫所產生的苦難悲劇。

主角楊添丁為了改善家庭經濟，試過多種方法，卻都無疾而終。最終夫妻倆因無路可走，妻子不得不出賣身體，楊添丁也因重罰後的偷鵝事件，淪落被警察追捕，以悲劇結局告終。

〈牛車〉以現實日常生活為題材、語言質樸，為鄉土小說的典型。透過楊添丁與阿梅這對夫妻的困境，描寫了在社會變遷下，底層人民的真實寫照，與過渡時期的頑抗心理。文章多次著重於阿梅的言行，展現了呂赫若對女性的重視，使讀者省思。

〈冬夜〉，亦為短篇小說，為日據光復後作品，原載於1947年2月《台灣文化》二卷二期，後收錄於2006年3月《呂赫若小說全集（下）》。〈冬夜〉全文以第三人稱限知視角描寫，以順敘法及倒敘法相插，首先敘寫冬夜中，主角家裡父親與弟弟賣零碎小物維繫經濟，母親卻好賭成性，將主角賺來的錢全賭光，透過主角彩鳳回憶哀傷的過去與現有境況的描摹，帶出日據時期的戰爭使得當時家庭被拆散，抗戰結束光復後卻遭逢通貨膨脹與制度改革，民生艱困又加上失業潮，使得女子獨自一人扛起家計，淪落於酒館之中的哀戚，寫出當時人民的貧苦與現實社會中所承受的痛。

第一場婚姻，彩鳳的丈夫因為在二次大戰期間，被日本總督府徵收，強迫當了「志願兵」，派去菲律賓前線，卻因遭受美軍掃射而失蹤。成為寡婦的她為了負擔娘家的經濟困境，只能去當時林立的酒家賺錢，卻不幸被外省籍的大財子相中，強暴而娶回家，第二段婚姻卻因丈夫感染梅毒。被休棄後仍然為了負擔家計重歸酒館，卻被客人揶揄或是麻木出賣自己的貞潔。文末以彩鳳在接嫖客時，遇上清查盜匪的槍聲、警察的嚇阻，倉皇逃跑作結。

以「冬夜」象徵當時肅殺的政治環境，以及百姓的淒涼處境，透過傳統男尊女卑的形象，象徵統治者及被統治者，外省丈夫則代表來台接收的醜惡官員，透出作者對於當時的國民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否定與反抗。

〈玉蘭花〉，也是短篇小說，是呂赫若寫本島家族為主的小說作品，原載於1943年12月《台灣文學》四卷一號，後收錄於1991年2月《呂赫若集》。〈玉蘭花〉以第一人稱「我」為敘事者，從一張舊相片延伸至主角的幼年時光。主角的叔父去東京留學，並帶回一位日本友人—鈴木善兵衛，而鈴木善兵衛作為新時代的知識份子，帶給七歲的主角特別的童年。主角從初見鈴木善兵衛時的極度畏懼，到後來的慢慢親近，逐漸克服從小對日本人的刻板印象與恐懼。此處表現出超越種族與殖民關係的情誼，寫出對土地的愛，並透過主角與鈴木善兵衛的友好，展現台日之間和平相處的可能。

接著由於鈴木善兵衛感染熱病而虛弱，用小孩的眼光描述年輕祖母去釣魚的水邊招魂，用舊時代的方式祈求鈴木善兵衛痊癒。展現出對傳統文化的包容，以及人性的善與美，創造舊時代正面的家族形象。最後鈴木善兵衛動身回日本，主角以矛盾的情緒和鈴木善兵衛別離，反映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糾結的情感。

〈玉蘭花〉是日台親善的小說，表現出呂赫若極具人道關懷的特性。呂赫若在〈玉蘭花〉中表達出根植於鄉土，吸收外來文明融合為己用的結論，這是他經歷留日返台，掙扎於日本與台灣價值的認同，最後回歸到認同台灣的歷程，呂赫若試圖藉此指引迷失在日本、南洋的台灣青年，回到認同台灣的路途。

呂赫若的作品，深具人道關懷，並多有濃厚的社會主義思想傾向。字裡行間流露出對社會的批判意識，表現出當時殖民地人民的悲哀，與弱勢族群受壓迫的狀態。其關懷意識，可從深具女性意識的作品，見其一二。呂赫若的作品，多描寫了女性多樣的面貌。從〈山川草木〉中的寶蓮，為受教育女性的代表；至〈牛車〉中的阿梅，作為目不識丁的鄉下婦女代表，都探討、關懷著在社會上，相對處於較弱勢一方的女性立場。而社會主義思想更可從作品中，對資本主義經濟造成的種種庶民悲劇可知。

呂赫若於當時廣泛接觸文學、音樂還有演劇，為當時出名的「斜槓青年」。早年受過日式教育，雖原本非科班出身，但基於對聲樂演唱的興趣，曾前往日本東京學習音樂，輾轉由下八川圭祐聲樂研究所、東京聲專音樂學校（今昭和音樂大學）聲樂科，還曾經接受長坂好子的個人指導。呂赫若更曾經在「東京寶塚劇場」擔任歌手。於當時的台灣文學圈更有「台北第一男高音」的美譽，當時與江文也享譽全台。直至1942年5月，因身體健康欠佳，才返台不再登場演出。

1943年4月，呂赫若與王井泉、張文環等人共同籌組「厚生演劇研究會」，同年11月，「台灣音樂奉公會」成立，日本政府於各地推動全體國民歌唱的「新台灣音樂運動」，多唱昂揚勞動士氣的軍歌，呂赫若對此種政治化的音樂運動嗤之以鼻，並於日記中以「荒唐可笑」為註腳顯示自己的反抗與被迫動員的不滿。[2020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