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良醫─徐傍興
江彥震
在六堆客家庄提到徐傍興博士，幾乎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名聲響叮噹的人物。他的成就不僅在醫學領域，還跨越體壇、杏壇與政壇，徐博士不但心地善良，而且熱心助人，是一位值得大家效法學習的客籍先賢。徐博士好讀三國、水滸，為人處事具俠義而大器，因此，熟識的人都會以日語暱稱他「大將」。
徐傍興是民國50年代知名的外科醫學博士，號稱「臺灣第一刀」，曾任台大醫學院教授、中山醫專校長並創辦美和中學及護專，帶領美和棒球隊到處長征享譽國際，其醫德、事功均受後人景仰，對台灣尤其對六堆客家地區的影響至深且遠。
徐博士當年以「台灣省地方性甲狀腺腫瘤疾病之研究」榮獲日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是臺灣知名的甲狀腺權威。他為人樂善好施，常為窮人免費看病醫療。他的醫術精湛，當時在台北的客家人都會指名到徐外科看病，仁心仁術，備受推崇與信賴。徐博士深知教育的重要，民國44年協助陳啟川先生及杜聰明博士創立高雄醫學院，民國49年任中山醫專（中山醫學院前身）校長長達十一年，之後為嘉惠地方子弟，民國50年創辦美和中學。於四年後再創辦美和護理專科學校，是臺灣南部地區最早成立的護專，至今許多醫院的護理長多出自美和護專。徐博士終其一生犧牲奉獻於教育的百年大業之上，而今桃李滿天下。
由於徐博士熱愛體育，因此在美和中學組了一支美和棒球隊，不但榮獲六次青少棒冠軍、五次青棒冠軍，更培育了不少的優秀棒球選手，包括張泰山、彭政閔、陳峰民、沈鈺傑等，其中教練曾紀恩、徐生明、趙士強，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優秀棒球人。此外，徐博士在政治上也具有非常的熱忱，不管參選人是什麼黨派，只要是優秀的人才，他一定出錢出力予以支持。
徐傍興是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人，從小就有「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的抱負。徐家祖先自乾隆年間就從粵東遷徙來臺移墾，於老田尾（今麟洛鄉新田村）開基，傳至第三代的徐敬修（譜名懷禮），已成富甲一方的鄉紳，於清末又遷居忠心崙（今內埔鄉美和村）。其子徐友祥繼承父業，不僅善於持家理財，教育子侄尤其嚴格。徐友祥先娶竹圍村秀才黃菊如之女為妻，生二女為桂枝與蘭枝，因無生男丁而從頭崙抱來養子安興繼嗣；繼而再娶長興庄新潭頭邱家孤女為繼室，徐傍興即為邱氏所出，於明治42年（1909）1月29日（農曆1月8日）出世。
徐友祥獎勵徐家後輩讀書上進不遺餘力。早先徐家出了一位優秀的堂侄，友祥先生喜出望外，為期造就此侄以揚家聲，以雪內埔街人譏諷徐家為「土富豪」之恥，公學校一畢業就送他去日本東京留學，結果學業未有成就，卻因交友不慎中途輟學，返鄉不久罹患癆疾逝世。徐友祥灰心至極，對子侄言明不准去日本留學，一定要在臺灣考上中學，否則就要「鎖書籠」去牧牛耕田。徐傍興雖為繼室所生，其童年仍在父親礪志耕讀傳家的家風下度過。
六堆早期移墾的客家先民對子女栽培方式在徐傍興身上展現無遺，他的一生經歷成為當時典型例子。開荒墾地的生活，儘管因為六堆地區土地肥沃、水源充沛而能維持食衣不缺的日子，但農墾畢竟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尤其當年的水利技術不發達，除了要靠老天爺的幫忙之外，自然災害也令這些墾民心生不安，所以六堆的墾民都努力栽培自己的子女讀書，期望將來能有所成就，不要再從事耕種這種勞苦看天的行業，而徐傍興就在這樣的環境成長，秉持著特有的天份加上自身的努力向上，終於成就了一番非凡的事業。
徐傍興在大正12年（1924）自內埔公學校初等科畢業後，便參加了高雄中學第一屆的招生考試，連考了二年都未考上，只好繼續讀公學校的高等科，假日則在內埔公墓放牧，又受到父親的苛責而發憤讀書，第三年終於和叔伯兄弟來興聯榜考上高雄中學。徐傍興在校五年都是住校，與佳冬出身的林發香醫師、萬丹出身的前司法院長戴炎輝都是同學，這段住校生活易於養成團體生活的公共道德，在學業和為人處世方面獲益良多，更對他青年人格的養成影響甚巨。
明治4年（1929），徐傍興從雄中畢業時，已年逾20歲，曾想研習東洋哲學，準備到東京投考第一高等學校，以作為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捷徑，然而畢竟競爭者眾未能如願而名落孫山之外。返臺後，他與尾崙庄（今竹田鄉美崙村）正就讀於高雄女中的邱壬妹訂親，獲悉壬妹對醫專畢業之人有好印象的刺激，而他以準備第一高等學校的實力要考上臺北醫專實非難事；他又向吉川祐戒校長詢問要如何開創前途，吉川校長指出，行醫地位高又易致富，就算考不上醫科，也可學作美容師，在日本官吏頂上動刀。
此外，當時臺灣知識分子在文科與法科方面受日人限制，只能在醫科方面有所發展，都很想當醫生，社會上都以醫生為高尚地位的職業象徵。他遂聽了校長的建議，乃放棄學習文科的想法，轉而投考臺北醫專，終於一矢中的而以行醫為畢生之志業。他曾以詩為紀：「不作良相作良醫，這個心機那得知；皇天普照人情異，願與爾類慶有餘。」可見他原先的志向是想做良相的，但他換個途徑減少了阻力而從良醫做起，在功成名就之後轉而直接奉獻社會大眾，其功業自不下於良相。
昭和9年（1934）3月，徐傍興自臺北醫專畢業，先是在臺北赤十字醫院接受實習訓練，並在臺北醫專外科主任竹林教授指導下作研究；自昭和13年（1938）以後，他在外科手術上膽大心細又認真的態度，為臺灣大學附屬醫院第一外科主任澤田平十郎所欣賞，遂留校擔任助手，這是一項得授予日本文官職銜的低薪工作，但有接替醫學教職的機會。徐傍興犧牲了在畢業後返鄉賺大錢的機會，將自己的年輕光陰投注在校內與醫院的工作上，並對學術研究充滿熱誠而不敢稍有懈怠，尤其專攻外科手術知識，每年皆有新的論文發表，他也希望能藉論文審查的方式通過日本當局「論文博士」的授予，遂在醫專畢業十年後（1944），在澤田主任的指導之下，以「臺灣地方性甲狀腺腫瘤疾病之研究」一題作為學位論文，通過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審查，榮獲帝國大學頒發的醫學博士學位，在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也取得講師資格，是當時在本島的臺灣人之中最早擔任外科專業醫師的第一人，時人也都認為徐博士是「全臺第一名的外科醫師」。
在太平洋戰事末期，日本統治者對臺官民發布疏散令，徐博士在得到博士學位不久後也攜妻兒返回六堆鄉間，在忠心崙的徐家伙房過了一年多的避難日子。然而，作為一個外科專業醫師，外科本身在技能方面具有的獨特性與無可取代的醫學角色，使得他在戰後復員工作需才孔急之時，無法避世而自外於其間。光復之初，多數的日籍主治大夫都遣送回國後，轉由臺灣醫師獨撐大局，在民國34年（1945）12月的外科人事命令案發布，第一外科主任（原為澤田外科）由徐傍興接任，第二外科主任（原為河石外科）由方錫玉接任；徐傍興也同時受聘為臺灣大學醫學院副教授，次年10月獲聘為臺灣大學臨時醫院專門部兼任教授，一年後又成為正教授。
至此，他也開始提攜醫學後進人才，當時在第一外科實習的醫科學生，除了臺北帝大醫學部的畢業生以外，還有許多是剛從日本返臺的年輕醫生，也有從大陸流亡來臺的學生，可舉出名字者有陳加祥、林敬邦、邱水生、廖丙熔、陳欽、林秋江、溫宏宗、曾瑞鵠、邱魁雄、曾森炎、楊森敬、耿殿棟等人，而這些人也都成為戰後臺灣自力培育出的第一代外科醫生，在徐博士興辦徐外科醫院時，也大多參與團隊為其執業，形成當時臺本島外科醫學的主幹力量。
民國38年（1949）元月，國民政府遷臺前夕，傅斯年被任命接掌臺灣大學校長，他認為臺灣第一等人才之中以醫學院吸收的最多，肯為醫學院的事向外爭取資源，為了養成師資、增加編制名額，積極向上級爭取預算，補助醫學院教授出國進修；他對於臺大醫院也特別關心，特將其改名為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由醫學院的附屬醫院一變而為直接由校長指揮之機構，他在臺大的時間也有一半放在巡視醫院等瑣事上。他對臺大醫院的關心雖出自好意，也堅持臺大醫院與醫學院這兩個機構要由臺灣人主持，惟他認為這一批醫生都是由日本培養出來的，與中國國情稍有不合之處，有些則以自己意見來盡力矯正。尤其在駐院醫師的任用資格上，他參考了臺大醫院院長魏火曜的意見，認為臺北醫專畢業的教授資格有必要重新檢討，因而臺北醫專畢業的徐博士難免的與傅斯年校長之間產生衝突。
次年夏季，由於臺大醫院的護士長對病房消毒不夠徹底，在院內引發了破傷風感染事件，本次事件雖無人因此死亡，醫生也沒必要負責，卻遭到傅斯年校長對外科部門管理疏失的指責，徐博士乃一肩挑起責任引咎辭職。在當時的臺大醫院裡，相對於第二外科主任變動頻繁，在戰後五年內即更替了四人，第一外科在徐博士的領導之下則相對和諧平順；而且當時徐博士醫術精湛，號稱全臺灣外科手術「最準最快的一把手術刀」，以「胃切除手術從切皮到縫皮只需四十分鐘」聞名。因而徐博士在民國39年（1950）9月辭去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與臺大醫院第一外科主任的職務，遂成為當年轟動杏壇的一件大事。
他在離開臺大醫院後，曾為了生計而與臺北市立第三外科的邱雲鵠醫師（苗栗人）合作為其捉刀，惟數月後似乎即感到不甚愉快，而轉念要自行開業。在離開臺大醫院的第二年（1951）3月3日，他在邱雲福內科的出資協助之下，在當時台北市政府斜對面的長安西路140號開設台北徐外科醫院。由於其醫術遠近聞名，上門求診的病人絡繹於途，診間門庭若市，病房常告客滿，過去是臺大醫院第一外科的醫生聞訊也都來幫忙，因而徐博士很快的清償債務，並計劃擴大經營規模。
由於有不少六堆鄉親千里迢迢來到臺北看病，抱病奔波趟頗為辛苦，於是乎他決定在高雄開設分院以方便鄉親就醫，就選在今日新興區的高雄郵局隔壁設置醫院，又將當時在鐵路醫院服務的堂弟徐富興找來，委由其負責高雄徐外科醫院的院務，高雄徐外科醫院遂在在民國43年（1954）8月15日竣工開業。又歷經3年（1957），在臺北的徐外科醫院聲名遠播，病患擁擠不堪而醫院空間不敷使用，徐博士遂再向邱雲福內科用金子質借了三分利，貸下巨款而以四百萬元買下在臺北盛極一時的酒家，位於南京西路圓環附近的蓬萊閣作為新醫院的地址，從此在這裡展開了徐外科醫院黃金歲月的十五年光陰，成為當時臺灣最大的私人連鎖醫院。
徐博士在徐外科醫院興辦之初，除了延聘出身於臺大醫院第一外科的醫生作為主力之外，又有六堆出身的醫科子弟駐院作為後盾，同時也常延請臺大與榮總的名醫來院會診，逐漸打響了醫院名號。在高雄醫學院與中山醫專陸續興辦後，分設在臺北與高雄兩地的徐外科醫院，往往成為兩校畢業的實習醫生優先的選擇，不僅是由於徐博士與兩校的淵源，也是由於徐博士事畢躬親的細心態度令人敬佩想要就近學習效法。當時徐博士的深謀遠慮為年輕醫師所敬重，親暱的用日語喚作「大將」；徐博士的夫人邱壬妹在醫院內作總務主任，也為大家稱作「參謀長」，院內又提供駐院醫生的招待住所及衛生食堂，僅是臺北這裡，全院經常駐院醫生即可達三十名，加上院內護士與員工可達百餘人，大家經常在一起用餐，與住院病患的感情亦甚為融洽，就像在一個大家庭一般。
當時徐博士每天一早到醫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帶領一群剛踏出校門的醫師及護士，到各個病房會診，巡視每位病人的情況並教導學生。他關心病人，認真、負責的態度，以及在開刀時專注的神情和純熟的操刀技術，令人由衷的敬佩。他的開刀技術，堪稱世界超人。徐博士專攻甲狀腺開刀，60分鐘以內完成手術，肝、膽、胃、大小腸開刀（BillothⅠ，最快約50分鐘，BillothⅡ，普通約80分鐘），因而經常有外國的醫師前來參觀徐博士的開刀技術。
由於徐外科醫院的聲名享譽海內外，更與臺大、榮總、三總並稱「臺灣四大醫院」。徐博士對待病患不分省籍族群的細心照顧，其醫術與醫德獲得各界一致肯定和讚揚，連帶的使得與徐博士相關之六堆子弟勤儉、刻苦、奮鬥的形象，逐漸形塑成為一般人對客家人難以磨滅的美好既定印象。
在70年代美和棒球隊揚名全球時，臺灣新生報曾選舉臺灣的百位名人，徐博士亦是其中之一，並據當時報載專文對徐博士在外科手術上的統計，徐博士行醫四十年為病患治病，曾經其切割胃的約有六千人，作甲狀腺手術的有三千人，作膽手術的約有一千五百人，其他如盲腸等手術，已不可勝計。可見他與他所經營的徐外科醫院在外科醫學上的高超技術，早已獲得臺灣民眾普遍的信任。
徐外科醫院在創業之初即蒸蒸日上，兼又有善於理財的「參謀長」─醫師娘照應，不僅早已清償債務，在開業的第四年（1954）儲蓄更已逾四十萬元。財富增加後的徐傍興，一直具有「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觀念，徐博士乃有新的構想，一方面為方便六堆鄉親在南部看診，他準備在高雄購地四百坪以成立徐外科醫院的南部分院；一方面也計劃利用高雄徐外科醫院病床與設備，成立一所私立醫學院以教育後進。他希望高雄的徐外科醫院一年增加四百坪，很快地便能建成一所完整的綜合醫院，以作為申請高雄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並將曾在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取得醫學博士的徐富興找來商量，以日本佐藤家成立順天堂大學而終成為醫師家族的百年大計，作為徐家惕勵自勉的榜樣。
當時，原任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的杜聰明，剛剛在一年前（1953）因與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不和而卸任，也有建立醫學院的打算。他先是在臺北計劃，但遍尋不到適合的校地，恰在此時適因臺灣醫學會召開理監事會而與徐傍興碰面，得知高雄徐外科的宏大藍圖，乃有意移師高雄相互合作，以徐外科醫院為實習醫院；陳啟川表示願將高雄市大港埔私有土地捐出做高雄醫學院的校地，但雖有土地卻無資金，一時也無法動手策劃，湊巧此時徐傍興也準備在高雄籌設醫科大學，經過陳啟川、杜聰明、徐傍興三人共同商議結果，因此高雄醫學院乃順利成立，所有建校的經費，由徐傍興捐出，也就是原先準備用來建設高雄徐外科醫院費用上，先行動支。乃順利在高雄徐外科醫院開業的同時，申請成立高雄醫學院。惟空有校地而無現款以建築校舍及購置圖書儀器，是辦不成學校的，教育部雖同意高雄醫學院開辦招生，學校則只能暫借愛國國小禮堂充當上課教室，頗受學界人士批評。
於是杜聰明與陳啟川連袂北上拜訪徐傍興，希望能得到建校基金以組成董事會。徐博士的資金既是用於建設高雄醫科大學的預備金，乃在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下，同意將徐外科歷年的積蓄四十萬餘元寄給杜聰明、陳啟川等人創辦高雄醫學院之用，徐傍興也成為高雄醫學院董事會的董事之一。然而在高雄徐外科成立之初，這筆歷年積蓄亦已告磬，而杜聰明又需錢孔急，硬是向徐傍興要求兌現承諾的支票，徐傍興乃責成在高雄負責院務的富興以醫院的收入來抵付，自該年（1954）底起每月支付三萬元，歷一年餘而止。
然而高雄醫學院並未善待這位創校的元老董事，三年後徐傍興的董事資格為董事長陳啟川所解聘，高雄醫學院也開始籌設附設醫院，反而成為高雄徐外科醫院的競爭者。然而徐傍興卻不以為意，並將長子旦鄰、二子於菟送往高雄醫學院就讀，以示支持之意，可見其恢宏的氣度。之後也義務擔任私立中山醫專校長十一年，對實習醫師培育的出路多所照顧。他還將醫院所得收入回饋地方的教育建設工作上，投身於當時頗為薄弱的護理教育事業，與堂弟徐富興等人合作創辦美和護專，成為今日美和技術學院的前身。
到了民國49年（1960）受聘出任中山醫專校長，又再度了回到教育的崗位。而他在中山醫專校長任內的十一年間，從未支領過一毛薪水最受人尊崇，他將所有薪水都捐給學校，作為圖書館購買藏書支用，這種奉獻的精神實令人感動。
1961年創立美和中學的時期，徐傍興是一直是以三分蠢氣來勉勵自己，他以私塾式學園教育的理念來辦學，師生全部住校起居與共，身教與言教並重，他一直認為「小國寡民式」的生活教育，用盡量「重質不重量」的方式，才是真正在辦教育，因此他在中山醫專校長退休後擔任美和中學董事長時，自己就住在學校裡，三餐也在學校與師生共同進食，學校一直也不願增班增科，盡可能以有限的規模讓學生愉快求學，老師安定。徐傍興在美和中學另一重大的事蹟，就是在1970年時籌組美和棒球隊，這些早年的球員目前都是國內職棒界的精英，而美和棒球隊在徐傍興的支持下，不但有計畫的發展為國增光，對帶動國內棒運的發展也有不可磨滅的功蹟。美和中學創立後四年即1965年，徐傍興又在美和中學的隔壁創立了美和護專，繼續其辦學的志向，但他一直到了1971年中山醫專校長退休後，才到美和護專擔任校長職務，他擔任校長獨自一個人住在護專的校長室，過著非常儉樸的生活，平常除了固定在早上巡堂外，下午則可看他坐在美和中學運動場邊，觀看棒球隊練球。
提到美和，不能令人連想到棒球。美和中學是臺灣培養優秀棒球選手的重鎮，從徐生明、趙士強、李居明、洪一中、到張泰山、彭政閔、潘威倫、高國慶等人，「美和幫」球員為臺灣棒球撐起了一片天。幕後推手徐傍興無私的付出，不但改變許多貧窮孩子的棒球夢，也為臺灣掙得國際體壇一席之地。
1970年代，台灣面臨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外交危機，在那樣動盪的時期，徐傍興大力支持棒球運動與教育。因此，徐傍興對台灣的影響，不僅止於醫學，還橫跨體壇、杏壇與政壇，尤其是體壇方面，棒球界的知名教練曾紀恩、徐生明，都曾在美和中學教導棒球與他共事，並造就了今日許多棒球名將，除了前述諸人外，還有如陳峰民、沈鈺傑等。可以說如果沒有徐傍興當初大力支持棒球運動，棒球在今天台灣社會的盛況也不就會有現在這種局面。
徐傍興在1984年因第二度中風辭世，享年七十六歲，終觀其一生，以四十多歲年紀，成為日本撤退後的台灣第一位外科醫生，接著離開台大教職創立徐外科醫院，經常對貧苦病患減免醫療費，嘉惠了廣大的病患，尤其是他那種對病患先診治再辦其他手續的方式，也不是平常醫院能做得到的，這種醫德令人敬佩。徐傍興的一生儉樸，並極力幫助別人，以「要幫助人家得到希望」作為個人努力的方向，使他成為一位值得尊敬的台灣客家人物。
徐傍興故居為上百年客家傳統三合院建築，據聞為日人據台初期1874年所營建，作為贈勳郭氏的官舍，郭氏後代轉售徐氏，現已改為「徐氏宗祠」。目前仍掛著匾額只保留「忠義可嘉」四字，受贈人、贈予人及朝代款均已去除。「徐氏宗祠」的許多歷史傳聞有待考證，佔地22公畝62平方公尺，三合院建築三開間及左右護龍、內庭、外庭及花胎，前後以圍牆區隔，前庭並設有門樓，格局恢弘，實體建築約50O坪。尤以假山化胎及花塢案山，傳承風水觀，使空間舒朗與美化，格局方式完美。
徐氏後代子孫至今仍保存完好，其內部依循客家傳統祖堂，考究風水格局及建築美學，室內仍保存上百年居室文物，古椅古床妝奩，內容豐富足堪整理為提供做為民間認識一代名醫徐傍興博士，及客家傳統三合院建築的聚落博物館。
徐家的人為求生出博士及醫生，娶媳婦時一定被安排在徐博士寢室為洞房。徐家祠堂有種滿草坡的小土丘，客家人稱為化胎，化胎意義是「化育萬物」，就是希望子孫綿延不斷。宗祠現由退休教師徐才鄰夫婦管理，經與徐氏族人商議，贊同闢為文化館，收藏整理已故徐傍興博士生前文物，提供研究參觀與鄉土教學的場所。徐氏後代也孕育出許多傑出人士，或為知名醫師、教育家、法官等等，也都在外發展有所成就。[970203]
（下圖為謝晉元與其手下的四名連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