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在秘魯

 

客家人在秘魯

江彥震

客家人移民秘魯有階段性，而且與當時中國和秘魯的某些歷史事件息息相關。對於華人移民史，此前秘魯人類學家羅德里格斯將1850-2010年間分為“四個階段”，維爾瑪•德碧琪則集中在1849年到20世紀初、提出“兩次移民浪潮”。研究者參考羅香林教授的觀點，將19世紀中期進入秘魯的客家移民放到客家人第五次移民浪潮的大背景中，並認為秘魯是海外幾個目的地國中比較主要的目標，標誌著該民系向美洲移民的開始，前期可分為1849-1854、1854-1874、1874-1911年三大階段，來源地主要為閩南和粵北，之後轉移到珠三角、廣東東南惠陽、惠州地區，最後變到廣東南部赤溪、田頭地區。

當時的中國開始關注秘魯，大環境在於經歷了鴉片戰爭、《南京條約》五口通商、出現契約華工貿易且中心從廈門（1844年）轉移到澳門（1854-74年）、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以及客家人與廣東本地人家族械鬥（1854-1867年），而秘魯1821年獨立，1849年頒佈准許為期8年的契約華工入境的《中國法》，1854年廢奴、發生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在原始野蠻的“豬仔”貿易之後，李鴻章簽署《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條約》（1874年），陳蘭彬、鄭藻如、張蔭桓、崔國因等大使陸續實地考察秘魯，特使傅雲龍也展開過拉美之旅；秘魯一方的重要變化包括1856-61年限制華人移民入境，1860年接納加利福尼亞華人，1909年議定書取消華工契約制、明確設定華人移民條件等等。可以說，客家人之為“客”雖然是一種主動的選擇，但無不產生於重重危機之中，而選中秘魯也是出於諸多歷史機遇。

1872年臺山六村張勤赴秘魯賣豬仔契約書，在這個歷史分期中，可以進一步勾劃出客家人的動線和生存狀態。最初的半個世紀，他們多採用日本-加利福尼亞-沿太平洋南下的路線，約1908年起又採取了另一條更長的路線，即從中國南海-印度洋-利物浦或里斯本-巴西馬瑙斯-秘魯伊基托斯、契克拉約，後來還有從厄瓜多爾的瓜亞基爾入境。如果結合歷次人口普查資料，可以看到客家人的分佈範圍在擴散中呈現某些特點，如有從事農業生產和採礦的傳統，與善於經商的廣東粵人有很大區別。

用研究者的話說，面對異國的語言、律法和習俗，客家人一直試圖進行“擬態”，不僅忍受雇主的盤剝，大部分時候也沒有反抗解放後的黑奴欺壓，這在秘魯前外交部長費爾南多•德特拉塞格涅斯《沙國之夢》裡有具體的描述；而面對同胞持續的敵意，與粵人的爭鬥在出發前、登船時就已經是常態，因而又多將“隱形”作為自保的策略。

19世紀末20世紀初，繼苦力移民階段之後，自由華人一代開始在秘魯紮根，出現制度化的貿易行會、客棧、農場等，隨後便是政治文化層面的黨團組織、廟宇宗祠、子弟學校、墓地等，其中有客家人主導的“同義堂”“同陞會館”，其文化遺產和精神特質逐漸凸顯出來，尤其體現在婚姻、宗教和烹飪三個方面。許多華人移民群體選擇同當地女性通婚、直接地融入秘魯的社會關係之中，但客家人很少同非本家族女子結合，相反，很多女性跟隨丈夫的腳步或經人介紹來至秘魯，而且建立起強大的“母親”“外祖母”形象，構建起以宗親關係為紐帶、文化代際傳承的客家人社群，幫助造就了從“老中”（chino）到“雜交”（injerto)最後到“土生”（tusán）的形象變遷——隨著時代的變化，“土生”一詞不再是貶義，逐漸被當地語言和社會所吸納，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指稱海外中國人後代的新詞。

宗教在華人融入秘魯社會這一過程中也起到了積極作用。華人移民中皈依天主教最多、最熱情的便是客家人，在他們眼中，信主並不意味著立即放棄在中國的其他信仰，而只是為了更好地融入社會，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考慮，之後生成深厚和真誠的信仰，煥發出虔誠的宗教精神和極大的行動熱情，並在1898年聯合催生“華人天主教夫人協會”組織信眾並負責移民子女的教育。直至當下，天主教會一直將宗教作為連接方式，致力於培養華裔對於教會以及所在華人社區的歸屬感。

中餐館更是一個文化涵化的典型案例。最初，華人的食材、烹調法（如處理種植園每日配額自煮的米和肉）、衛生觀念為當地人所反感。1854年起，利馬的華人移民開始在卡彭街附近集中，成為後來所謂唐人街的原型，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中餐館“Chifa”，中國廚師們因地制宜，根據秘魯當地的流行風味和食材改進了烹飪方法，如加重口味、加大薯類肉類的比例，同時引進中國的食材以及調味料，如各式蔬菜、蔥薑、豉油等等，創造了許多融合菜品。因此，中式烹飪逐漸獲得了秘魯社會的認可，chifa在成為各階層都經常光顧的場所。客家移民有許多人經營秘魯風味中餐館，把客家飲食的特色融入粵菜並適應當地口味，如“弟弟中餐館”，到近年甚至開始彰顯客家特色，如不久前在利馬開張的“客家菜館”。

正因為採取了隱身的做法，客家人的文化傳統以及生活方式都很好地保留了下來。為了融入秘魯社會，在外生活的中國移民都在努力擴大自己賴以生存的天地，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染上當地的色彩。幸運的是，如今秘魯客家人身份已成顯形，加上中國貿易、投資、將“一帶一路”倡議自然延伸到拉美的現實環境，土生一代願意懇親、尋根、重塑關聯，從某種角度上說，在尋找合力建設想像中的共同體。

總而言之，目前中拉關係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密切發展，也需要加強學術上的交流，中國和拉丁美洲國家間的相互認知儘管在逐漸改善，仍有較大上升空間。移民的歷史也是社會的歷史，在秘魯，華人移民話題討論起步相對較早，然而資料和語言受限，話題和成果都較局促，即如謝寶山這樣的客家人工商業巨頭，也還沒有較理想的個案研究；反觀中國，海關檔案、區域社會史研究、文化人類學研究和現代化理論等如能結合秘魯視角，都能挖掘出具體而深入的課題。可以說，客家研究書籍的出版有利於發現對於兩國而言都相對陌生的客家人社群，直接關係到中國和秘魯對於各自文化身份的認同，借用汪暉教授的說法，“中國長期以來‘內生’於拉美”，而且擺脫了“殖民”的屬性，互信和合作便有了新的空間。值此2019年紀念秘魯華人移民170周年之際，中秘剛剛傳遞了“文明古國論壇”的接力棒，我們借此淺評，謹表對兩國人文交流的美好期望。

大多數秘魯華人都會說多種語言。除了當地通用的西班牙語以及克丘亞語，他們當中許多人還能說至少一種中國方言，如漢語、粵語、客語、閩語等。由於第一批華人移民來自澳門，所以他們當中也有一些人能說葡萄牙語。19世紀的許多中國移民從當時被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澳門出發，經過了四個月的行程，最後作為華工──或者說「苦力」──而在秘魯安頓下來。其他來自廣東的苦力隨後而至。在10萬華工中，95%是來自廣東地區，並且幾乎全是男性。在1849年到1874年，他們大多數被送到了食糖農園。隨著奴隸制度的終結，加上海岸的鳥糞礦場，以及海岸農園對勞動力的需求，華工直到19世紀末成為了主要勞動力，為秘魯的淘糞熱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苦力生活艱苦，近乎奴隸，因此他們也代表了歷史上從奴隸到自由勞動的一段過渡。其他的中國開拓者主要是在1912年民國建立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於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後來到秘魯。在1957年，說廣東話（中山話，四邑話等）的人構成了秘魯華人的大多數，其餘的人則是說客家話等其他漢語的。

當地的華人來自中國、東南亞的華人群體，包括來自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以及菲律賓的華人。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以及90年代晚期的印度尼西亞的騷亂與大屠殺事件之後，許多印度尼西亞華人也移民到了秘魯。這些新來的華人移民在秘魯形成了拉丁美洲最大的華人社區之一。

許多秘魯華人在20世紀60、70年代離開了秘魯。他們大多數前往了美國，被叫作美籍華人或者「華裔美國秘魯人」，而其他的則去了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亞、紐西蘭，或者回到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等地。

在其契約結束後，許多華人苦力都採用了原僱主的姓氏（這也是許多秘魯華人有西班牙語姓氏的原因之一）。一些重獲自由的苦力（以及之後的移民）建立了許多小型業務。這些包括「奇法」（秘魯的中餐館──這個詞語來自粵語中的「饎飯」）。卡蓬街（又叫利馬唐人街）成為了西半球最早的唐人街之一。不少中國苦力娶了當地的女子，其子女是華人、西班牙人、非洲人或美洲原住民的混血兒。秘魯華人還協助了鐵路的建造和亞馬遜雨林的開發。他們在那裡取液於橡膠樹、淘金、耕種稻子，以及與印第安人貿易。他們甚至成為了該世紀末在亞馬遜地區的首府城市伊基托斯的最後一批外來聚居人群。

鳥糞礦（Guano）是海鳥、蝙蝠和海豹的排泄堆積物，含有豐富的氮、磷物質，是一種很好的有機肥料，也含有很高成分的硝酸鹽，可用於生產火藥。但是由於其開採需要大批的勞力，而秘魯人口稀少，只有兩百萬人，因此初期即使強迫軍隊逃兵和囚犯開採，仍遠不足以滿足需要。秘魯政府原先曾考慮採用黑人奴隸和智利勞工（秘魯黑人奴隸至1856年才獲得解放），但因來源有限，於是將目光轉向了工資低廉的華工。

1849年，曾任秘魯臨時總統的多明戈•埃利亞斯（Domingo Elias）從國會取得了引進華人苦力在專產鳥糞礦的欽査三島（Chincha Islands）開採的特權，首批引進了75名。此後，華人契約工即源源來到了秘魯。據估計，從1849年至1874年，抵達秘魯的華工總數共達11萬人之多。其中數千人從事鳥糞開採，5000至10000人幫助修建通往安第斯山（The Andes）的鐵路，近八萬人從事於隨著鳥糞的輸出而帶動的甘蔗和棉花種植與出口。從1840年至1875年，秘魯的出口總額共增長了四倍，這是促成華工源源湧入的經濟基礎。

這個時期進入秘魯的華工，主要來自珠江三角洲一帶與粵西的肇慶、羅定，也有來自福建的。這些契約工當中，包含了相當數量的客家人。

從事鳥糞礦開採的華工人數雖不是最多，但卻是最艱苦的。在每個鳥糞島上開採的華人數目，從300至800不等，但處境卻與地獄相差無幾。不僅要承受一年365天從早到晚熱帶艷陽的直接照射，而且潮濕高溫，全年不雨，居住場所僅為最簡單原始的低矮竹棚而已，淡水與食物都需從島外運進。更難以忍受的是，海鳥、海豹排泄物經過千百年的堆積之後，其硬如石，每一鋤或每一鏟下去，粉塵四射，不斷被吸進體內，對身體造成莫大的傷害。然而這些華工卻被要求每人每天至少挖掘五噸，每星期工作七天，其作息條件，與真正的奴隸完全無異。

即使如此，工人仍動輒受罰，經常遭到長皮鞭抽打，因此，幾乎每天都有人試圖自殺。而一般工人的身體狀況也難以支撐到五年合同期滿，很少有人活過三年的。

這種非人的待遇引起了運載這些華工的船長和一些投資者的注意。1854年，一位船長向英國樞密院（英國君王的諮詢機構）揭發，因載運華工前往秘魯的船隻主要是英國船，英國外交部有責任提出交涉。經英國政府向秘魯抗議後，英國駐華貿易長官宣佈禁止英國船隻載運華工前往欽査三島。在壓力下，情況略有改善，如工人工資從每月4美元增加到8元，另由英國公司取代多明戈•埃利亞斯經營鳥糞礦的開採，並將殘忍不人道的工人總管開除等，英國駐華貿易長官於是宣佈取消英國船隻不准載運華工的禁令。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及其國內勞工階層的反對下，秘魯政府在1856年宣佈終止引進亞洲人勞工。這一年，秘魯也在英國人治下的香港設立了領事館。

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南方的棉花生產受到干擾，秘魯的大地主們紛紛將其土地改種棉花，對華人勞工的需求迫在眉睫。在地主們的壓力下，秘魯國會取消了禁止輸入華工的禁令，這一年重新引進的華工人數有1400多名。其後隨著棉花和甘蔗種植的擴大，對華工的需求不斷增長，此時正值中國太平天國亂事之後，以客家子弟為主的太平軍餘部紛紛逃亡海外，許多人也賣身來到了太平洋彼岸，成為開發秘魯從北到南海岸縱谷的主力。

通常這些華工都在利馬的口岸卡耀（Callao）上岸，在這裏檢疫後拍賣給種植園主。開頭時合同期為五年，後來又被延長到八年。工資與西印度各地一樣，每月四美元，包吃、包住和提供醫療。但事實上也是同樣遭到非人的奴隸待遇。據目擊者指出，幾乎每一所種植園都有一所監獄，華工們的境遇比奴隸好不了多少，許多人因為衛生條件惡劣而過早死亡。這些人吃不飽，住不好，工作過量，並且隨時挨鞭子，受盡各種酷刑。

1860年代受僱於美國密西根大學在秘魯從事科學考察的司提爾（J.B. Steere）親眼目睹，在種植園內，監工隨時一鞭在手，工人腳鐐手銬是司空見慣。他在一所種植園曾見過三、四十名華工，每人腳上扣著腳鐐，一隻手拎著粗重的鐵鍊，以防磨腳，另一隻手則拿著做工的鐵鏟，既是犯人，也是工人。據園主說，這樣做是為了防範他們逃走，而這些園主實際上掌握著華人僱工的生殺大權。

秘魯僱主的殘暴激起了華人僱工們的反抗。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初期，反抗事件層出不窮。秘魯一般大眾為之恐懼不已，反華情緒隨之高漲。

1868年，美國駐秘魯公使霍維（Alvin P. Hovey）接到了秘魯華人社團的求援申訴，內稱：「惡夷等恃富淩貧，喪良眛理，視合同如故紙，視人命如草芥。」經美國駐北京公使布朗恩（J. Ross Browne）接函轉交清政府後，恭親王奕訢請求霍維公使就地協助華工。1871年，利馬的福建、汕頭、廣東會館僑民循同一管道再度請求清政府救助，派遣特使前往秘魯調查。

1872年，一艘懸掛秘魯國旗的華工載運船隻因天候不佳停泊日本橫濱時，船上一名苦力跳水求救，為英國船隻救起，痛訴船上230多名華工被腳鐐銬住，遭皮鞭鞭打。另有跳水苦力為日方救起，也同樣痛責秘方行徑，日方被迫調查，將該苦力船扣留六個星期，所有華工交由清政府代表領回。

秘魯政府視此次事件為奇恥大辱，為了挽救聲譽，於1873年2月派出特命全權公使加西亞海軍艦長（Aurelio García y Carcía）前往中國和日本，尋求建立正式關係，獲得日本給予最惠國待遇，並簽定條約，雙方提供相互自由移民的優惠。

但是，清政府以秘魯長期虐待華工，對加西亞特使冷淡處理，後經英、美兩國公使斡旋，終獲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在天津接見。李鴻章要求秘方遣返所有華工。雙方經過長達兩個月的協商後，恭親王奕訢終改變心意，面告加西亞，表明中方同意簽署條約的意願。雙方於1874年在天津簽定了友好通商通航條約及保護移民特別協議。這項條約與協議開啟了清政府派遣駐外使節保護僑民的大門，也促成秘魯政府同意免費遣返合同期滿後願意返國的華工。次年，候補侍郎郭嵩燾派赴英國，任駐英欽差大臣。

1878年，人在美國的陳蘭斌奉派為駐美國、西班牙和秘魯三國首任公使，但因秘魯與智利正在進行交戰，未能前赴利馬呈遞國書；到1881年（光緒七年）由李鴻章門生香山縣人鄭藻如續任，於1884年赴任，在利馬設立了公使館，並建「中華通惠總局」，意在「通商惠工」，協助當地華人移民。這一機構，至今仍然存在。1874年後，葡萄牙關閉了華人契約工在澳門外移的大門。秘魯政府撥款補貼種植園主依據中秘條約開始聘僱自願受聘的自由華工。留下來的許多合同期滿華工，逐漸進入了秘魯商業領域，新舊移民結合，使該國成為南美洲最大的華人移民國，也成為南美洲最大的客家後人重鎮。

華人最初融入秘魯社會的嘗試是失敗的。早在400年前，就已經有華人到達秘魯，在此之前，華人的足跡已遍佈了美洲的許多地方，例如古巴以及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地區。19世紀，秘魯大力發展種植業，尤其是糖類作物的種植，因而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大量的非洲奴隸被販賣到秘魯。這樣的工作機會吸引了不少華人移民來到這片新大陸，他們成為了當地人所稱之的“苦力”。種植業的勞動十分繁重，工人得到的工資卻很微薄，華人的生存條件極度艱苦。在這樣的情況下，超過一半的華人到達秘魯後的8年內死亡。在不斷的剝削和壓迫下，苦力們開始集結起來進行反叛。與此同時，秘魯國內也發生了內戰。在軍事壓力和秘魯國內種族主義的盛行的情況下，華人社群最初的融合嘗試以失敗告終。

經歷了最後的失敗，華人開始嘗試用其他方式在秘魯立足生根。中國人開始在秘魯從事商業活動。在秘魯當地的西語裡，“我去中國人那兒”意思是“我要去買東西”。所有的日常必需品都可以在中國商店買到。中國商人開始成為秘魯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隨著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的提升，華人的後代進入了秘魯當地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的秘魯華人陸續開辦華人學校、診所，出版中文報紙、雜誌並成立了華人社團和慈善組織。華人在秘魯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隨著秘魯的種族融合，種族主義傾向也逐漸式微，中國人得以真正融入當地社會。

在學術界存在著許多關於秘魯華人的研究，但很少有人聚焦於其中的一個小群體——客家人。那麼，誰是客家人？他們從哪兒來？他們的建築又有著怎樣的風格。簡言之，客家人並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個不斷遷徙的群體的總稱。他們從中國的北部向南遷徙到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地，其中一部分還遠赴重洋到達了秘魯。客家人的建築具有高大、堅固的特點，常見的建築形式包括土樓、堡壘等。他們總是以群居的方式生活在一起，有時甚至可以形成千人社群。

在秘魯，關於華人移民的研究擁有30多年的歷史，卻始終沒有對小群體移民的研究。從數量上來看，客家人顯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們十分特殊。客家人最早在秘魯創立了華人團體秘魯同陞會，並把孝親敬祖、關公崇拜等傳統文化帶到了秘魯，建立了一些宗祠和寺廟。客家人在商業領域也十分具有影響力。19世紀末20世紀初，秘魯華人企業家謝寶山創立了寶隆公司，其業務涵蓋了海洋運輸、安保等領域，在當時算得上是全球性企業。在今天，客家人依然是秘魯商業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20231230]

客家人在澳洲

 

                                         客家人在澳洲

江彥震

華人移民澳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10年代，有東方紳士之稱的廣州人麥世英被認為是第一個到達雪梨定居的華人。而後澳洲東海岸的新南威爾斯州和維多利亞州分別發現大量金礦，尤其是維多利亞州，掀起一股巨大的淘金熱潮，有「新金山」之稱的墨爾本引來大批中國礦工。截止到1857年，全澳有大約四萬名華人礦工。而伴隨著他們的後裔以及家屬的移民，澳洲境內的華人人數在二十世紀之前節節攀升。

澳大利亞華人（亦稱為澳籍華人、澳洲華裔、華裔澳大利亞人，英語：Chinese Australian）是指具有華人血統的澳大利亞公民，包括來自於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地的第一代華人移民群體以及其後代。華裔族群為人數較多的少數民族之一，佔澳大利亞總人口中約5.5%。大多數澳洲華人居住在澳洲東岸的大都市，包括雪梨和墨爾本。

剛建立起的以白人為主的自治政府持排華態度，陸續制定出一系列限制中國人移民的法案。到1888年，所有澳洲殖民地不再接受中國移民。第一任總理埃德蒙·巴頓宣稱「人類平等的原則只適用於英國人之間，英國人跟中國人之間則不遵循這條原則。」這種狀況直接導致了1901年澳洲政府開始的白澳政策，這項政策被政府施行為舉國政策，包括華裔在內的多個亞裔有色人種的少數族裔開始被官方以及政府排斥，使在澳華人在官方廢除白澳政策以前人數銳減，亦造成澳洲的多元文化的一個長時間的空白期。

北美以及歐洲的白人在當時對中國移民的敵視可從「黃禍」一詞中反映出，而這種態度在澳洲尤為顯著。1901年時的澳洲人口只有370萬人，與東亞諸國相差甚遠，所以在北美以及澳洲有部份人士擔心中國移民的湧入會「吞沒」歐裔澳人。聯邦政府擔心越來越難以控制的亞洲移民潮流會大幅度降低白人的薪資水準，這種情緒在亨利·勞森（澳洲著名詩人）1906年寫的一首詩「to be amused」中反映。

1901年，新的聯邦政府所進行的第一項立法舉措，就是通過了這項臭名昭著的移民限制法，在此之前在英國，加拿大以及美國已經存在類似的法律。白澳政策的真正有效廢除通常被認為在1973年，當惠特蘭的工黨在移民法中增加了一系列阻止強化種族觀點的修正案後。這些修正案確保了所有移民無論出生都有權在居住三年之後獲取公民權，並認可所有關於移民與種族的國際協定。1975年的種族歧視法案則使得官方制定的帶有種族色彩的規則為非法。1970年代，在愛德華•高夫•惠特蘭和馬爾科姆•弗雷澤兩屆政府對移民法的不斷修正下才最終將按出生國家選擇移民的政策完全廢除。

澳籍華人是指任何一個具有華人血統而已經歸化成為澳洲公民的華人或是華裔；這其中不包括在澳臨時工作的人士或是留學生。擁有澳洲永久居民簽證的非澳洲公民亦不屬於澳籍華人，只能算作華僑。澳洲華裔：是指父母或祖先具有華人血統，出生在澳洲並以融入本地文化的華人之後，被稱為ABC（英語：Australian Born Chinese）。澳洲華人：泛指具有華人血統而生活在澳洲的人士，特指已經入籍並歸化成為澳洲公民的華人。澳洲華僑：僅持有澳洲永久居民簽證的具有華人血統人士，但並未入籍歸化成為澳洲公民的華人。

自1970年代開始；澳洲政府廢除白澳政策後，華人的地位在澳洲社會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其中不止體現在華人擁有傳統優勢的商業領域和學術領域，在政治領域亦是如此。而澳洲社會中的其他族裔亦在近四十年裡對華人的貢獻具有充分的認同，華人的知識份子在醫學，經濟學，物理學等尖端學科中為國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2000年代開始後，以黃英賢和蘇震西為代表的華人政客開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黃英賢曾任澳洲參議院的參議員，工黨領袖吉拉德內閣的財務部長（協助財政部長的部長之一），她是澳洲政治史中第一位亞裔客家女性參議員以及第一位亞裔財務部長。蘇震西為墨爾本市的第一位華裔市長，在任期間施政卓越獲得墨城市民的廣泛認可，並被評選為世界最佳市長。

從20世紀上半葉就已經有零星的客家人到澳洲，而成群結隊移居的現象，則在20世紀下半葉才有，主要是來自越南、柬埔寨、老撾和帝汶的難民，此外是從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和模里西斯等地來的移民，至於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的移民則主要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

東帝汶客家人在澳洲是一種被迫的流離失所。長期接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東帝汶於1975年被印尼入侵和占領，有長達25年的時間，當地內戰不斷，造成數以萬計的人民死亡。其中不少華人（客家人居多）因印尼排華政策，紛紛以難民或移民的身分，投奔到鄰近的澳洲。移居澳洲的客家人主要說梅縣腔客家話，口音十分接近台灣四縣腔，一樣把父母稱為「爺哀」。

第一代移居澳洲的東帝汶客家人危機感最強，紛紛透過自修或者子女，學習如何使用網路，企圖運用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連結實體和虛擬社群，持續建構屬於他們自己的想像共同體。

進入近代以后，鎖國封關的局面被打破，客家人本其勇於開拓進取、能夠吃苦耐勞的精神，漂洋過海、出國謀生者也不少。他們在艱苦的創業過程中，也為居住的省（區）或國家的社會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澳洲早期華人移民多數是廣東人和客家人，華埠所使用的語言亦多數為粵語。1970年代澳大利亞政府推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香港與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柬埔寨等）通行粵語的華人移民澳洲，華埠所使用的語言亦多數為粵語。1980年代後，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越來越多的中國內地移民湧入澳洲，加之自1970年代後雪梨和墨爾本等東岸大城形成眾多的臺裔社區，官話（華語）逐漸成為英語以外的使用語言。2001年人口普查中，澳洲華人中只有不到40%出生於中國大陸、香港或臺灣； 26%出生在澳大利亞，其他出生地有馬來西亞（10%）和越南（8%）。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官話和粵語為華人常講的兩種語言，其他使用語言包括閩南語和客家話。

與其他西方國家的華埠一樣，隨著越來越多的華人社區的形成，澳洲的大城市雪梨和墨爾本的華埠亦自2000年代後開始衰落。但一些主流的華人組織以及老字號商鋪依舊設立在華埠；華埠在某種程度上依舊代表華裔種族在充滿多元文化的國際都會地位。

世界客屬總會成立於1974年，並於1997年成立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今年2月21日更在澳大利亞墨爾本YEHS Melbourne Hotel CBD舉行「全球台灣客家聯合總會成立大會」，由全球各大洲台灣客家團體聯合組成，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委江俊龍也率團參加，並發表「四海皆有客，跨洋拓墾霽日月；五洲無非鄰，越界移樽共聲音」祝賀。

江俊龍表示，感謝總會長葉義深、名譽總會長伍其修邀請，適逢世界母語日，客家鄉親雖分布於各大洲，但無論在世界任何角落，都是一家、都有共同聲音，維繫全球客家情感的就是客語！未來將配合澳洲時間，規劃開設線上課程，讓海外有心想接觸客家文化的社團鄉親，能有機會向專業教師學習；總會成員也有許多為旅外的優秀企業家，江主委代表市府非常歡迎企業、各洲客家會、商會投資台中，在台中舉辦各項國際會議或年會。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副代表陳慧蓁指出，很榮幸見證歷史性一刻，在海外多年，本身也可以稱作台客，深感澳洲各大城市的客家社團最為團結；剛上任第一天的駐墨爾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長呂明澤說，自己是詔安客家，來自台中，未來將和台中市政府合作，共同推展客家文化。

當選「全球台灣客家聯合總會」總會長的葉義深僑務委員表示，感謝江俊龍主委和各大洲總會長親自出席大洋洲總會長交接暨全球客家聯合總會成立大會，總會成立目標是希望各大洲客家人都可以被服務、照顧到，未來會與政府建立良好共識，全力協助海外事務，這不是一份簡單的工作，要請各大洲所有理事、監事全力支持。全球客家聯合總會籌備處召集人伍其修說明，總會各大洲成員均本著不分黨派顏色的立場，認同客家，全力做中華民國台灣的後盾。

為期三天議程中，同時也舉行大洋洲客屬總會第二屆和第三屆總會長的交接典禮，新任總會長江秀琴表示責任重大，將全力辦好會務，將大洋洲客家鄉親的心緊緊相連。江主委也特地代表台中市長盧秀燕帶來梨山茶葉及台中客家文創禮品贈給新任和卸任的總會長。

成立大會和交接就任典禮貴賓雲集，於墨爾本齊聚全世界100多位代表，包括駐澳大利亞代表處副代表陳慧蓁、駐墨爾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長呂澤明、駐墨爾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組長王偉年、僑委會駐雪梨文化中心主任施博祥、歐洲台灣商會名譽總會長暨歐洲客屬總會總會長黎萬棠、非洲台灣客屬聯合總會總會長羅應肇、秘書長黃志博、亞洲台灣客家聯合總會榮譽總會長巫達霖、諮詢委員湯銓進、大洋洲客屬總會總會長江秀琴、全球客家聯合總會監事長高晴宏、紐西蘭客家同鄉會長江文通、澳洲墨爾本台灣商會名譽會長劉國強、墨爾本客家聯誼會長張展智及多位僑務諮詢委員、海外客家相關社團等貴賓皆出席，展現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堅定支持和發揚客家文化的決心，慶祝晚會中，澳大利亞國會議員也多人出席祝賀，活動圓滿成功！

古人雲：“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該校客家文化研究所原所長羅可群所著的《澳大利亞客家》是目前系統研究海外客家人，尤其是特定國家和地區客家人歷史和文化、發展和變化，以及他們和原住人之間的交往、相互認同的首部著作。它的出版問世，進一步發掘客家歷史文化資源，拓寬研究視野，共同弘揚客家人精神和客家歷史文化遺產，具有較好的現實意義和較高的學術價值，堪稱客家文史園中綻開的一朵奇葩！

誠如著者在《緣起》章節中所言：“2001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家人文化研究所甫成立，即確定以海外客家人為研究物件，以文學為重點。趁有親人在澳洲之便，從那一年起，我一次又一次踏上這塊令人神往的土地，去尋訪那裡的客家鄉親”。要知道，在異域他邦研究當地客家移民的歷史和文化，其難度可想而知，僅“有親人在澳洲之便”是微不足道的。羅可群不忘研究宗旨和責任的所在，知難而進，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財力，以圖求研究成果。為此他在澳洲穿州過省，行程數千里，走訪了一百多位不同遷移背景、不同年齡、不同文化層次、不同社會階層的澳洲客家移民，以及不同地域(區)客家人聯誼會的當家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礎上，他參閱了大量記載澳洲客家人的文史資料、報刊書籍等。歷經多年心血，幾易其稿，終於寫就《澳大利亞客家》。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澳大利亞客家》，是一部嶄新的客家史著。它較為全面系統、真實生動地反映了澳洲客家人從各地遷移而來，到創業坎坷磨難，落地生根，融和主客，情系中華，弘揚客家和華夏文化，繼而進入上層社會參政議政，奉獻聰明才智的艱難歷程。塑造出一批澳洲客家人精英形象。這其中有：在澳洲旅遊業界的常青樹、被譽為“傑出的客家妹”的楊美清；有在維省華人社區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達成超市連鎖店的黎氏集團總經理黎守謙；有留澳大學生一邊求學、一邊創業的年輕企業家范集隆；有立志為族人爭取權利，幾經打拼進入澳洲政界，成為首位華裔女議員的沈慧霞、悉尼市副市長曾筱龍……在他的筆下，一個個人物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有悲有歡，有因有果。讓人讀後感歎“坎坷磨難，玉汝于成”是千真萬確的真理，給人啟迪與醒悟，激勵人們奮發向前。

澳洲昆士蘭客家會於6月4日在布里斯本森林湖畔(Forest Lake)舉辦一年一度的「2023年端午賽龍舟多元文化節」，今年報名參賽隊伍眾多，並首次新增6至14歲的「青年組隊伍」龍舟競賽，當天上午首先安排昆士蘭國樂協會的優美樂曲演奏，緊接著邀請駐布里斯班辦事處處長范厚祿、昆士蘭客家會會長姜如霞及昆士蘭臺灣中心主任歐陽群敲鑼擊鼓為活動開場，隨後由雙人太鼓擊出充滿節奏感的表演，喚醒周日早晨選手與來賓們的抖擻精神。

當天貴賓包含駐布里斯班辦事處處長范厚祿伉儷、組長吳允仁、昆士蘭臺灣中心主任歐陽群、僑務委員林淑美、羅富齡、僑務諮詢委員柯文耀、徐瑞雲等僑務榮譽職人員，各臺灣僑團代表及當地居民，預估近1萬人次熱情到場共襄盛舉。

范厚祿表示端午節是臺灣重要文化傳統的節慶之一，感謝昆士蘭客家會每年舉辦端午龍舟競賽活動，傳承此節日的重要精神，讓多元文化族群間交流聯繫情誼，家庭友人能團聚在一起，享用應景的家鄉美食一解鄉愁，而端午重頭戲之一的龍舟競賽更能體現運動家精神，亦感謝各界對這項臺僑在當地舉辦文化交流慶典的支持。歐陽群則感謝主辦單位成功舉辦年度龍舟賽活動，凝聚客家鄉親情感，也發揚臺灣客家傳統文化，並祝福活動圓滿順利。

姜如霞致詞由衷感謝所有志工、客家夥伴齊心合作籌備多個月，同時感謝駐布里斯班辦事處與當地市政府等各單位的支持，以及客家鄉親與各文化族群貴賓們的參與。姜如霞說，本活動有豐富多元的文化創新表演、臺灣及各種文化美食攤位等精彩內容，希望大家都能共同體驗；她亦表示會持續邀請老中青幼各世代的賽舟隊伍、表演團體與志工團隊等，願能讓臺灣客家文化薪火永續傳承下去，並促進澳洲多元文化交流互動與社會和諧。[20231223]

彩虹之國 南非客家人

 

彩虹之國 南非客家人

江彥震

根據歷史上的記載，客家人抵埗非洲最早是在十七世紀。162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長龐德古(Willem Bontekoe，1587-1657)在《難忘的東印度旅行記》中記述的：他們把在中國強擄或瞞騙的「豬仔」全部送往澎湖，每兩人綁在一起，在胸脯上烙上英文字母印記，也就是押送地的簡稱，「C」運往「古巴」，「P」運往秘魯，「S」運往檀香山，「A」運往南非。也有一批先運到荷屬的殖民地巴達維亞（現在的印度尼西亞）再賣往各地。這個時間剛好與客家人第三次南遷的時間重合，客家先民繼續南遷途中，被擄、被騙、被拐運到他們的殖民地之一的南非。

另有史料記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開普敦大興土木，亟需苦力。1658年，殖民者將數千名囚犯從印尼運抵南非，其中包括來自廣東南海、順德的廣府人，粵東的客家人。這些華人大多數是因無錢償還債務而淪為「流放犯」落戶南非。

客家人飄洋過海，遠走他鄉，除了「外力驅使」，也有「中國因素」。例如，明朝鄭和下西洋，有客家先民加入鄭和的船隊，隨同出訪，到過南非，就有部份人留下來，與當地土著通婚。這也解釋了前些年有黑人東來，憑中國姓氏尋根問祖。

南非現有人口4910萬，主要有黑人、白人、有色人和亞洲黃種人四大種族。現在的華僑華人數有30多萬人，其中客家人近3萬多人，大多數已加入南非國籍。

英國殖民者入侵南非後，就曾以多種手段掠奪華工開發南非，其中客家人相當部分是從模里西斯、加爾各達等地轉過來的。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慘敗，被迫開放五口岸通商，西方殖民者利用“洋行”，大量掠奪華工，在潮梅地區盛行達50-60年，據統計有10萬多人被送到非洲，其中不乏客家人。

南非地處南半球，座落在非洲大陸的最南端，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交匯處，南非有「彩虹之國」之美譽。連膚色都是多姿多彩的，四大種族包括黑人、白人、黃種人和雜色等。其中黑人佔全國人口的八成，被譽為「上帝在地球上最古老大陸的最大涂彩」。

當年清廷戰敗，英國割據香港，大興土木興建「女王城」，於是有了維多利亞港。南非也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建有伊麗莎白港，成為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在南北半球遙相輝映的縮影。客家人登陸南非的第一站，正是非洲東南部的伊麗莎白港。

目前在南非生活着大約三萬的客家人，其中又以非洲大陸的商業中心約翰尼斯堡（當地華僑簡稱為約堡）最多，佔了將近兩萬客家人，且大多數已加入南非國籍。許多人的祖上來自梅州，已經在非洲生活了二百至三百年。這些「老僑」已經不會說中文了，只知道故鄉在遙遠的中國。

據史料記載，早在1870年，就有少數客家人以印度洋島國模里西斯、留尼旺和馬達加斯加作為跳板，來到伊麗莎白港。這間接印證了早年的客家人流傳的一句話「有錢轉唐山，無錢番過番」，意即發達了衣錦還鄉，否則繼續打拚，在異域他鄉尋找機會。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南非發現第一座金礦，導致客家人以契約華工（俗稱的賣豬仔）身分抵達。客家人來到彩虹之國的高峰時期大約從1909年開始並持續到1919年。這十年由於中國連年戰亂，為了求生存，東南沿海的客家人漂洋過海，遠渡重洋來到彼邦。

新中國成立後，因為南非白人政府與台灣關係極為密切，不少台灣客家人遷移到南非。尤其是是上世紀70年代，南非推動招商引資，大批旅居港澳台的客家人遷移到南非。最近的移居潮是在80年代，由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商企到南非尋找發展機會，成為新一波移民浪潮的主力。

客家習俗也是「與時俱進」，根據沙頭角《吳氏族譜》記載，該宗族先民是從清朝康熙年間從梅州大埔遷居羅浮山畔的博羅，後輩再遷徙至沙頭角。他們把大埔原鄉的鯉魚燈變成面向海洋的沙頭角「魚燈舞」，被評為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香港、深圳沿線的客家人「耕漁而外，不廢弦歌」，傳統的客家山歌自然洋溢「山風海韻」，歌詞也就有了濃厚的海洋氣息。

中國與南非的關係歷史悠久，源遠流長。開普敦的客家人是最早涉足南非的華人之一。客家先民為了逃避戰亂，為了改變自己的族群命運，不斷地遷徙，甚至海外的客家人都是如此。客家人的海外遷徙，有史記載就是，文天祥起兵抗元失敗後，梅縣松口人卓謀等憤然出國，抵達東南亞。由於生活所迫，他們中的一些人繼續遷徙，一些人到了模里西斯、南非等地。

明朝鄭和下西洋，客家先民加入鄭和的船隊，隨同出訪，到過南非，有一些人留下來了。明嘉靖年間，大埔人蕭晚、程鄉(梅縣)人、林朝曦與饒平人張璉為首的武裝力量發展到10萬人，後為戚繼光所敗，不少部屬流散到東南亞各國定居，一些人到了模里西斯、南非等地。民國新修《大埔縣誌》記載；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鄭成功舉義旗抗清，鎮將江龍、偏將羅宏(均為大埔人)等率領義軍幾千人，隨鄭成功到臺灣，以後不少人輾轉到南洋各地，一些人到了模里西斯、南非等地。

乾隆中葉，梅縣石扇人羅芳伯，因參加過反清秘密組織，有“叛逆”嫌疑，不能在鄉立足，便邀集鄉人江戊伯等9人連同福建等地的客家人一起從梅縣動身，經虎門乘木船南渡，隨季風漂流到印尼婆羅洲西岸坤甸，由於生活所迫，一些人到了模里西斯、南非等地。祖籍梅州人士、前清秀才、被叫“漢山大哥”的吳偉康是洪門會領袖，後帶領眾人到印尼發展，由於生活所迫，一些人到了模里西斯、南非等地。

清朝咸豐、同治年間，祖籍在梅縣石坑的洪秀全領導的以客家人為基本隊伍的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倖存者多被迫逃亡日本和東南亞各國，由於生活所迫，一些人再次遷移到了模里西斯、南非等地。

近代客家人移民南非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由於日本侵略中國，民不聊生，中國人到南非尋找生存機會；第二次是新中國成立後，因為南非白人政府與臺灣關係極為密切，不少臺灣客家人遷移到南非，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在南非“獨立家園”及投資的產業政策的鼓動下，一批旅居港澳臺的客家人遷移到南非；第三次高潮是在20世紀80年代，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中國大陸和港澳臺的客家人到南非尋找發展機會，成為這次移民浪潮的主體。

客家人的主要移民路線：由香港，南洋，到達模里西斯、留尼旺和馬達加斯加，再遷移到其他非洲地區；由香港、南洋，直達南非，或經模里西斯轉南非，後來又從南非移居其它鄰近的國家。

客家人主要居住在南非三個首都普利托里亞、開普敦、布隆方丹和商業中心約翰尼斯堡、德班、伊麗沙白港等地，商業中心約翰尼斯堡最多。上世紀70年代之前，南非法律嚴格限制中國移民可以從事的經營活動和地點以及他們的生活，大批年輕的客家人，離開南非前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定居。20世紀70年代，由於一項鼓勵在所謂的“獨立家園”及附近投資的產業政策，來自東南亞，以及港澳臺地區的客家人開始在南非投資。

上個世紀70年代後，南非政府准許有色人種在南非購置房產等，在約翰尼斯堡市中心，不少客家人開始開設店鋪經營中國雜貨、餐廳、旅行社等業務。1998年中南建交後，2005年底，在約翰尼斯堡新建的唐人街，華人居民已達6萬人之多，唐人街門樓由南非客家聯誼會副會長陳煥全捐建。

現在南非的客家人有如下幾個類型：一是中國大陸，以及港澳臺各大公司派駐南非的商務代表；二是中國大陸，以及港澳臺前來尋找商機的個體或私營者；三是定居下來的客家人經營者；四是從中國大陸以及港澳臺到南非高校的客家留學生。

現在南非客家人的職業：老一輩客家人主要經營雜貨店、洗衣店、蔬菜店、茶館和餐館。新客家移民以經商為主，同時也從事電子、電腦、電器、金融、飲食、商貿、旅遊、建築、漁業、紡織等行業，受過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客家人或者就職於中資企業，或者成為各行業的專業人士，甚至供職於政府部門。1994年，新南非誕生後，客家人前往南非的人數逐漸增多。華僑華人經濟快速發展，南非客家人中成功的有李鏗發、陳雲生、李傑發等。

南非客家人繼承了客家傳統，開辦學校。在南非的種族隔離時期，客家人將所賺到的錢用於興辦中文學校，用於回家鄉建設、購置房產，購買土地等。在上世紀20年代，南非的約翰尼斯堡、伊麗沙白港、開普敦等地先後開辦了華文小學，40年代約翰尼斯堡增設了華文中學，50年代以後，華文學校規模得到擴大。

早期的客屬社團組織是為維護權益，如約堡梅州人參與創辦的梅僑商會、南非東倫敦中華會館、梅縣同鄉會，維益社、南非中華公會、南非聯衛會所等社團會館等。在住在國，客家人興辦中文學校，不少客家人還加入南非執政黨，為南非的獨立富強做出貢獻。對於祖籍國，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南非客家人不僅捐獻了大量資金，而且購置了大量公債、國債，至今仍然沒有兌換。南非客家社團會館還在家鄉購置會所、產業，服務回鄉同胞。

2001年，以南非中華公會為基礎，聯絡一部分台籍人氏和梅僑公會、福建同鄉會、上海工商聯合會，粵港澳商會等，成立了全非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2002年，南非客屬聯誼會成立。2004年1月，南非華人警民合作中心成立，為僑民僑胞提供警務及法務諮詢、溝通、協調等服務。

由於南非政府的種族政策好轉，給了客家人生存和發展空間；由於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與南非的關係友好，提高了客家人在南非的社會地位；由於客家人積極主動融入當地社會，現在生存環境得到較好的改善。

南非開普敦臺灣客屬會於6月11日舉辦成立大會，由客家女婿滑敏華榮任首屆會長，駐開普敦辦事處處長林映佐、非洲臺灣客屬聯合總會總會長羅應肇及旅居開普敦客家鄉親約50人到場見證。

林映佐致詞感謝羅應肇的努力，促成開普敦臺灣客屬會成立，並且勉勵滑敏華將客家人硬頸精神發揚光大。他續分享近日在開普敦舉辦2022年非洲能源展的情形，以及南非即將面臨選舉制度的改革，邁向更民主化前進。滑敏華致詞表示，很榮幸擔任首屆會長，今後將秉持客家忠義精神，傳承客家優良傳統文化，凝聚臺灣客家鄉親向心。羅應肇指出，2018年受客委會前主委李永得囑託，非洲臺灣客屬聯合總會2019年3月10日成立，目前非洲地區已成立6個分會，期盼將客家人及新客家人團結起來，保存並發揚客家文化資產。他當場致贈開普敦分會成立基金，以表達支持。

滑敏華、何瑞珠夫婦在所經營的媽媽廚房餐廳，為與會人士精心準備道地的客家美食佳餚，包括客家麻糬、湯圓、梅干扣肉、客家鹹豬肉等，令人齒頰留香，另外貼心致贈每位與會人士端午應景粽子，客家鄕親難得齊聚一堂，互動熱絡，場面溫馨又熱鬧。

當日與會人士包括僑務諮詢委員陳源淵、劉叔英、林錦華、僑務顧問黃坤發、開普敦臺灣商會會長王國揚、名譽會長藍國勇、國際佛光會開普敦分會會長江棟樑、南部非洲臺灣客屬聯誼會副會長黃志博、開普敦臺灣客屬會副會長陳鵬文、理事梁培基、監事黃信彰、謝莉棠、駐開普敦辦事處組長楊先耀及僑務秘書李綺霞等。[20231209]

長沙瀏陽客家人，從何而來？

 

長沙瀏陽客家人，從何而來？

江彥震

三百年前，廣東梅州一個名叫車頭壩的小山村，以打鐵為業的謝騰雲、謝輝雲兄弟，起了個大早，告別家人，挑起鐵匠的擔子。只是這次出門不同以往，而是為了謀生活出路，背負著全家的希望背井離鄉、前途未卜的一次遠行。

就這樣，倆兄弟且工且行，一路向西北方向走去，奔波千里，一路顛沛，最後來到長沙瀏陽官渡觀音塘杜家洲，只見金雞河橫亙於前，又見古樟參天，其形貌與故鄉車頭壩極其相似，兄弟倆頓感此地親切，於是築屋立灶，打鐵種地，安頓了下來。這一年，是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不幾年，兄弟倆準備就緒，於是乃返鄉接來家人。謝氏遷瀏僅僅只是客家人遷徙到瀏陽的一個縮影。

據悉，來長沙瀏陽定居的客家人最早始于宋末。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破長沙，瀏陽遭殲屠殆盡，於是“奉詔招鄰縣民實其地”。瀏陽地處湘贛邊界，江西的部分客家人便於此時遷入瀏陽。

明末清初，瀏陽再次慘遭兵變，人口凋零，土地荒蕪。而此時，廣東梅州一帶由於人口膨脹，加之禁海遷界造成的流民湧入和藩叛等社會動盪等原因，民不聊生，紛紛準備外遷。

機緣巧合之下，廣東客家開始移民至瀏陽，自清初開始一直到乾隆末年基本停止，總共持續了100多年，移民人數超過5萬人。這其中，部分客家人得到官府認可，領了路票（也叫照票，相當於通行證）。但也有相當多私自行動的客家人，沒有得到官府的認可，沒有合法的身份，他們被稱為流民或棚民。

據史料記載，康熙十三年，降清明將吳三桂反清，分兵住醴陵，建木城。由閩粵經江西來醴陵種麻棚民組織反清複明的麻棚軍，配合吳三桂作戰。居住在瀏陽的朱益吾也率眾多客家人響應，以瀏陽、醴陵、萍鄉一帶為中心，直到康熙十六年，吳三桂被清軍戰敗。

朝廷對此震怒，後果自然很嚴重，客家人的戶口問題似乎不可能得到解決了。直到雍正時期，政府採取“和平安置”政策對待湘東客家人，不問造反之罪，對包括客家人在內的棚民都給予合法居民身份。至此，客家人才算取得合法的居住權。

目前，長沙瀏陽這裡20多個鄉鎮都有客家人分佈，大約有20萬人口，有的是純客家人的村莊，有的還夾雜著其他人。在很多村落，儘管村人能輕鬆聽懂普通話、瀏陽話，並能自由轉換，但彼此交談時卻同樣是清一色的客家話。

舉家遷徙、獨自外遷的客家人究竟走過了什麼樣的路途，見識了怎樣的風景，遭遇如何，最多變成了族譜上的隻言片語。但對於他們而言，抵達目的地已經是最大的成功了。

滿滿都是客家風情，客家人在長沙瀏陽安居樂業，勤勞耕作，繁衍生息，雖然歷經滄桑，歲月遷移，但他們自己的風俗習慣和特色文化一直保留至今。

客家人重源頭，因此就將族譜、祖宗畫像、神主牌位以及香爐等看得很重。湘東區的客家人幾乎都保存有族譜，它們無一例外地記載了先祖的遷徙時間、地點。

客家人對於婚嫁也十分重視，因此客家的婚俗很多，哭嫁就是其中比較特別的一種。客家哭嫁場景，哭嫁是在婚娶的頭天晚上舉行的。先要在祠堂祖宗牌位前點上兩根蠟燭，蠟燭用包上紅紙的竹筒依託，寓意“喜燭”。

主持人宣佈“拜祖儀式開始，有請舅爺點喜燭”。舅爺隨之上前，點亮喜燭後，必定說出四句押韻吉言用以開場。多半就是“喜燭輝輝照華堂”之類的。

舅公說完吉言，由嫁女的叔叔或父親等威信高的一輩上場，回應舅公四句押韻吉言。隨後，新娘下跪，拜天地，拜祖堂，拜父母。之後，新娘抽泣著向所有的親戚告別。姐妹、兄弟、叔嬸……所有被新娘子告別的親人，都必須奉送一個紅包，說一些安慰和告別的話。向所有人告別之後，哭嫁儀式結束。

每年的七月十五日是鬼的節日，曾有“七月半，鬼亂竄”的說法，而客家人則把七月十四日定為鬼節，據說這是客家人遷來時，本地人為其定下的規矩。其意思是怕客家人遷來的鬼在七月十五日搶走當地鬼的錢物，具有相當的不公平性。但隨著通婚等多種形式的交流深入，這一規矩現已被打破。

只願山歌灑滿九嶺十八坡，“祖宗留下客家歌，灑滿九嶺十八坡。三十六箱客家本，零星山歌用船拖。”“哥在山上放早牛，俺在視窗把頭梳。哥在山上吹手哨，俺在窗口就點頭。”“高山頂上一樹槐，郎在樹下望山岩。風不吹來槐不動，妹不約俺俺不來。”

客家山歌，瀏陽客家民歌是客家人民一種口頭詠唱文學，極具山區特點。生活氣息濃厚的客家山歌大有《詩經》之範，或俗、或雅、或簡、或繁，人世種種，一併納入胸懷。客家山歌形式很多，有和歌、對歌、盤歌等等，歌詞既形象生動又好記好懂，本身就帶著詩味。口口相傳，由此也成為了客家人心中祖傳的神秘花園。瀏陽客家山歌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目前，瀏陽客家山歌已列入長沙市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

一碗瀏陽蒸菜吃出客家人故鄉味道，瀏陽蒸菜廣為人知，且風行長沙等地。它的出現也與客家人密不可分。客家人為躲避抓丁而準備好一天的飯菜，在蒸飯的時候將菜碗一起放入，只要飯蒸熟了菜也就熟了，這樣節省了做飯時間，也儘量少見炊煙。蒸菜因此成為一種由客家人創造的方便食品。除了瀏陽蒸菜，客家特有的艾粑粑，也曾是客家人遷徙途中的乾糧。來源：長沙往事知多少[2023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