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7日 星期日

臺灣歌謠的先驅─鄧雨賢

臺灣歌謠的先驅─鄧雨賢
江彥震
居住在臺灣的人對於《望春風》、《雨夜花》、《四季紅》、《月夜愁》的旋律無不耳熟能詳,並帶有幾分懷舊的情懷。這些歌曲都出自臺灣歌謠之父,音樂家鄧雨賢的創作。
公元1895年,因中日甲午戰爭滿清戰敗,將臺灣割地給日本作為殖民地。在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日人雖建立起地方基礎建設及教育制度,但始終逃脫不開統治者與被殖民者的枷鎖,在日本高壓統治及奴化政策下,臺灣人民過著次等公民的生活,透過鄧雨賢的音符,安慰了無數當時在日本統治下被摧殘的心靈。
在鄧雨賢百年誕辰時,臺灣郵政新竹郵局為感念他對臺灣的特殊貢獻特別發行「鄧雨賢百年誕辰紀念郵票」;彰化高中也將學校的「音樂館」命名為「雨賢館」,希望代代的年輕學子們能永遠記得這位台灣音樂界的奇葩「鄧雨賢」。
鄧雨賢是1906年7月21日出生在桃園縣龍潭鄉的客家人,鄧氏家族於清朝嘉慶年間,由廣東梅縣渡海來臺,經過幾度遷徙才在龍潭落腳。鄧雨賢祖父輩的九個兄弟,三個是秀才,在當時有「一門三秀才」之稱,但家傳有「不當官、不行醫」的祖訓,所以長輩皆以教育鄉民為職志,他的父親任教於龍潭龍元宮公學校,後應聘為臺灣總督府的漢文老師,於是全家遷至台北,才三歲的鄧雨賢開始接觸福佬人,所以在他的母語之外又多學了一種語言「福佬話」。
1919年,鄧雨賢考進台北師範學校(即今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個性內向的鄧雨賢在重視音樂教育的師範學校,終日悠遊在音樂天地裏,他對小提琴、鋼琴、曼陀林等各項樂器的造詣,都是在此階段培養出來的。鄧雨賢對音樂非常投入,據說他吃飯時習慣用竹筷敲碗邊尋找節拍,上廁所時也會哼著腦中的旋律。1925年,從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進入日新公學校任教,在他擔任教師期間,每月領到薪水,第一件事就是去買有關音樂、樂理書籍研讀。1926年,奉父母之命和鍾有妹女士結婚,次年長子鄧仁輔出生。
鄧雨賢在日新公學校任教四年之後,24歲時辭去教職,秉持著對音樂的執著,隻身負笈日本東京音樂學院深造,研習作曲理論,27歲開始作曲。1931年,由日本學成歸國,苦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並不適於臺灣歌謠的發表,為了家庭生活,遂進入台中地方法院任通譯官。
1930年代,日本統治臺灣已近四十年了,這時政治、經濟、文化依舊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而臺灣因為日本投入大量現代化建設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在1932年由中國大陸上海引進了一部無聲默片電影,片名為《桃花泣血記》,片商為達宣傳效果,特製作一曲與電影同名的歌曲,由當時最有名的辯士(早期電影為無聲,由電影解說員在旁講解)詹天馬作詞,王雲峰作曲,在電影上映的同時,請樂隊沿著大街小巷吹奏,使得人人都能隨口哼上幾句,同時由日籍的博野正次郎所創辦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哥倫比亞)將這首歌灌錄成黑膠唱盤,成為台灣第一首閩南語流行歌曲,在1932年期間閩南語創作歌曲《桃花泣血記》風靡全台,唱片公司紛紛出版閩南語創作新歌。當時鄧雨賢在文聲唱片創作一首《大稻埕進行曲》引起古倫美亞的注意,1933年鄧雨賢在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文藝部長陳君玉的力邀之下進入該公司任職「專任作曲」。
擔任專任作曲的鄧雨賢不久就展現他的才華,當年即發表由周添旺作詞、鄧雨賢作曲的《雨夜花》、雨夜花描寫的是一位女性感嘆自已的身世,此曲旋律婉轉優美,彷彿訴盡內心苦楚,何嚐不是臺灣人民的心聲。李臨秋作詞、鄧雨賢作曲的《望春風》,詞曲輕快、清純,歌名充滿了對生命的期許,對應整個臺灣曲折坎坷的歷史,無不帶來快樂及希望。奠定在臺灣本土音樂歌壇的地位,締造了臺灣歌謠第一次的創作高峰,幾乎臺灣經典傳世的閩南語歌曲都是在此時一一出現,例如《月夜愁》、《四季紅》、《跳舞時代》、《橋上美人》…等。當時他和蘇桐、王雲峰、邱再福並稱為當代閩南語流行歌壇作曲的「四大金剛」。
鄧雨賢也積極採集傳統民謠和戲曲作為寫作的素材,將這些曲調融入作品中,所以他的創作歌曲充滿了臺灣味,同時他又在臺灣傳統的五聲階之外,將西方七聲音階的等音巧妙應用,擴展了臺灣音樂的領域,這些歌曲兼具傳統與創新,因而能夠歷久彌新。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於焉展開,臺灣在日本侵華政策下,改採皇民化運動,企圖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臺灣人民的生活中,不但閩南話、客家話全面禁止使用,連歌仔戲、閩南語歌謠、客家歌謠也一律遭到禁止。同時日本政府為了召集臺灣人民前去南洋當軍夫,將《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等流行歌曲改填日語歌詞成為《大地在召喚》、《榮譽的軍夫》、《軍夫之妻》,此舉不但使得詞曲創作慘遭壓抑,更進一步扼殺了臺灣歌謠的創作自由,最後完全被日本軍歌所取代。身材高瘦、律已甚嚴的鄧雨賢,是個極力追求完美的人,他有才華、有理想,卻無力扞格大時代的變局。
1939年,太平洋戰爭炮火猛烈,盟軍的轟炸機頻頻空襲臺灣,整個局勢動盪不安,在這樣的背景下,鄧雨賢不願違背心意去創作「響應時局」的宣傳歌曲,只得辭去古倫美亞唱片的工作,而且在戰爭時期,民眾也無心欣賞音樂,唱片業的生意大受影響,不得已離開臺北音樂界,帶著家人回到到故鄉新竹縣芎林鄉,於芎林國小重拾教鞭。由於對音樂的癡情,即使在鄉間,鄧雨賢還是醉心致力於音樂教育的工作,期間也曾以筆名「唐崎夜雨」寫歌,並曾不得已改日本姓氏為「東田曉雨」。
理想被扼殺的鄧雨賢便一直鬱鬱寡歡,1944年6月12日,這位「臺灣歌曲奇葩」因肺病與心臟病的併發症而齎志以歿,享年三十九歲,和西方音樂大師孟德爾松.福斯特同壽。是年,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鄧雨賢的一生就像流星般,劃過天際,雖然短暫卻炫爛滿天。留下無盡的嘆惜與不捨,讓人永遠懷念。鄧雨賢這一生總共發表了超過五十首歌曲,不斷啟發後人對臺灣歌謠的創作靈感,堪稱為「臺灣歌謠之父」,這也是客家人對臺灣的重大貢獻之一,令客家人引以為榮。[2007.12.31]



鄧雨賢主要創作歌曲一覽表
曲   名
作詞者
完成時間
附     註
大稻埕進行曲
 
1932
 
一個紅蛋
李臨秋
1932
上海中影主題曲
望春風
李臨秋
1933
日軍改為「大地在召喚」
月夜愁
周添旺
1933
日軍改為「軍伕之妻」 
雨夜花
周添旺
1934
日軍改為「榮譽的軍伕」
春宵吟
周添旺
1934
 
單思調
周添旺
1934
 
閒花嘆
李臨秋
1934
 
想要彈同調
陳君玉
1934
 
文明女
陳君玉
1934
 
不滅的情
周添旺
1934
 
情炎的愛
陳君玉
1934
 
老青春
林清月
1934
 
不願煞
李臨秋
1941
 










民族英雄──袁崇煥

「北京法源寺」外一章
民族英雄“袁崇煥”
江彥震
著名作家李敖在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之著作《北京法源寺》一書中描述,康有為與和尚法師的對話,康有為說:「袁督師冤獄被殺,棄屍西四甘石橋,沒人敢收屍,他的僕人佘氏半夜偷了屍首,埋起來,一直守墓到死,死後也埋在墓邊。佘家後來代代守墓不去」,「袁督師是我們老廣第一個影響中國政治舉足輕重的人物,明朝不殺他,滿州人就進不了關,中國整個歷史都改寫。並且若照袁督師的戰略,明朝就不會浪費一半多的兵餉來防禦遼東,就不會弄得民窮財盡,引出李自成進北京,袁都師太重要了。」
袁督師是誰?袁督師就是袁崇煥。袁崇煥,字元素,廣東東莞客家人,生於明朝末年的傑出統帥( 1584~1630 ),“寧錦大捷”擊退後金,是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代表作。三十六歲( 1619 )考上進士,擔任福建邵武縣的知縣。袁崇煥為人有膽略,喜談軍事,經常找老軍官和退伍兵詢問遼東的軍事形勢和邊防情況,自己認為有能力擔當遼東邊防的重任。 1622 年,他奉調北京,因為熟悉軍事,被提拔為兵部主事。此時遼東統帥熊廷弼正退守山海關,袁崇煥單人匹馬跑到山海關一帶察看地形,回京後即上書明熹宗說:「只要給我兵馬錢糧,我就能夠把關外的防守責任擔當起來」。朝廷見他對抗擊後金頗有信心,就提升他為兵部僉事,到關外監軍,並撥給他二十萬兩黃金,允許他招募部隊。這時熊廷弼去職之後由王在普接任,袁崇煥受王指揮,袁聽說廣寧以南十三山還有十餘萬難民,被後金軍長久圍困沒有撤出,就先後向王在普及朝廷建議,派兵五千進駐寧遠,以配合十三山難民抗金鬥爭,未為王和朝廷接受。難民久無救兵,最後只逃出六千人。
不久,無能的王在普為大學士孫承宗所取代。孫任薊遼經略使,很贊同袁崇煥提出派兵進駐寧遠的意見, 1623 年 3 月命袁崇煥和將軍滿桂領兵去寧遠,一面駐防,一面修築城池,第二年工程完工了,寧遠城成了山海關外一個可以堅守的重要據點。袁崇煥善於帶兵,部下將士也都樂意在他的指揮之下守土禦敵, 1624 年,袁崇煥領兵一萬二千人,挺進東北,恢復了廣寧、十三山等地,至次年孫承宗離職止,遼河以西的失土幾乎全部收復。後金不敢越大凌河一步。
但是,這時孫承宗卻為太監魏忠賢所排擠去職,換一個閹黨分子高第,高第昏庸無能,膽小如鼠,他認為關外是守不住的,打算放棄遼河以西的地區。袁崇煥力勸,仍然不聽,強令錦州等地軍民撤往關內。撤退時,丟棄糧食十餘萬石,一路上軍民死的死,哭的哭,怨聲載道。袁崇煥堅決不肯撤走,並發誓說:「我修建了這座寧遠城,就應死守此城,死也要死在這裏!」
1626 年,後金統帥努爾哈赤趁高第向關內撤軍時,率十三萬大軍渡過遼河,進攻寧遠。袁崇煥立即召集眾將共商對策,並當場以血書表示血戰到底的決心,老百姓也自動參與保衛寧遠的行列。軍民同心,堅壁清野,用大炮轟擊後金軍。努爾哈赤中炮受重傷,敗回沈陽後死去。朝廷原以為寧遠孤城必定失守,待捷報傳來,滿朝文武都稱讚袁崇煥的勇敢有為。明熹宗下詔獎勵,調升右僉都禦使。不久又任命為遼東巡撫,加兵部右侍郎。
努爾哈赤死後由兒子皇太極(清太宗)繼位。 1627 年 5 月,皇太極親自率大軍圍攻錦州,此時錦州城已修築完成,總兵趙率教據城堅守,打退後金軍。袁崇煥估計皇太極必定會再來,因此親自鎮守,並在城上架上大炮、火槍。果然,十多天之後,皇太極又率軍直逼寧遠城下。袁崇煥命士兵開炮轟擊,百姓們也積極助戰。在猛烈的炮火下,後金軍死傷慘重,皇太極敗歸沈陽。這就是歷史著名的“寧錦大捷”,而袁崇煥傑出領導的成果,閹黨分子卻把功勞記在魏忠賢名下,還為他修建了生祠。
1627 年,崇禎皇帝(明思宗)即位,力圖“奮發有為”一番,不久就殺掉把持朝政的魏忠賢及其餘黨;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次年,明思宗將袁崇煥召回,加以慰勉,並詢問恢復遼東的計畫。袁崇煥回答說,他準備用五年的時間恢復全遼東,趕走後金。但他說明自己有所顧慮:擔心功大招忌。別人掣肘,或者將來有人在皇帝面前進讒言,熊廷弼的冤死就是前車之鑑。他並說:「恢復失地要漸進,不可急進,要落實,不可圖虛名。應當看成敗之大局,不要看一言一行之微瑕,敵人會挑撥離間的。當邊防大將也有許多為難之處,這些顧慮不能不報告。」明思宗安慰他不要有什麼顧慮,為了表示對他的完全信任,特別賜他一把尚方寶劍和一套蟒服。袁崇煥才放心的回到邊防,親自鎮守寧遠,並整頓和充實關外防務。
這時駐在皮島(鴨綠江西南海中)的明總兵,左都督毛文龍,居功驕傲,不聽袁崇煥指揮。毛文龍與後金人勾結販賣禁物和開放馬市貿易,從中謀取暴利,還貪污士兵糧餉,殺降兵和難民冒功等等,軍紀非常敗壞。袁崇煥訓斥過他幾次都不聽,最後袁崇煥以閱兵為名,親自來到島上,召見毛文龍,嚴正的列舉他的十二條大罪狀,當即用尚方寶劍將他斬首示眾。接著收編了毛文龍部隊。如此,袁崇煥的兵力已增至十四萬人,馬八千一百匹。還發佈告各島百姓,全部廢除毛文龍的一切苛稅虐政。然後奏報朝廷表示請罪,明思宗初聞袁崇煥殺了一個將軍,大為驚嚇;後來看到毛文龍的罪狀,又考慮到必須依靠袁崇煥抗金,只好下詔表示袁崇煥做得對。
1629 年 10 月,皇太極領兵數十萬進攻明朝,當時由於袁崇煥堅守寧遠的軍事要地,後金軍狡猾的避開寧遠至山海關方向明軍正面防禦,向西迂迴,兵分三路偷襲龍井關、喜峰口等長城重要關口,進入長城以南,佔領遵化。 11 月,兵臨北京城下。袁崇煥聽到敵軍偷襲北京,親自領兵星夜馳援,入護京師。在北京廣渠門外與後金軍激戰多次,終於將敵軍擊退。袁崇煥自認有功無罪,但是朝廷大臣官員因為這次受了驚,反而怨恨袁崇煥,誣告他擁兵縱敵,把敵軍引到北京城下,企圖強迫皇帝議和,訂立城下之盟。明思宗起初半信半疑。皇太極就利用這個機會,故意向被俘的明朝楊太監透露,說後金軍與袁崇煥訂有密約,然後把他釋放。楊太監逃回北京後,向明思宗密報了這一假情報,明思宗信以為真, 12 月召回袁崇煥,立即予以逮捕。當時袁崇煥的部將祖大壽在場目睹情況,戰慄失措,返回駐地不久即領兵降後金。
次年秋天,明思宗冤殺了袁崇煥。原與袁崇煥一起守邊的滿柱將軍,聽到袁崇煥被殺,痛不欲生,便急忙向後金求戰,結果戰死。從此,後金軍掃除了入關的障礙。當時,廣大軍民對袁崇煥含冤而死,深表痛惜。然而,剛愎自用、猜疑急躁的明思宗錯殺了袁崇煥,最後自己也落得吊死在北京煤山的悲劇。
袁崇煥的冤案,直到幾十年後清朝編寫明史時,才從《清太宗實錄》中發現,袁崇煥是被清太宗使用離間計和借刀殺人的方法殺害的,不禁令人掩卷長嘆!《客家時報》[2005.11.30]

土樓─客家智慧的象徵

土樓─客家智慧的象徵
江彥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史帝文斯,安德列先生參觀永定客家土樓後稱讚:「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神話般的山區民居建築模式」。
日本學者初訪圓樓後讚不絕口:「天上掉下來的飛碟,地下冒出來的蘑菇」,「這些動人肺腑的客家土樓,與其說是一個龐大的住宅,不如說是一座小城市」,「這是一個充滿生機的另一個世界,明暗、色彩,再加上人和動物,交相輝映,是一曲自然而舒展的交響曲」。
一位法國建築專家這樣稱讚振成樓:「這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古堡建築,它體現和代表了中國人也更是客家人的生存意識和智慧。」
土樓聚集於客家祖地閩西,從眾多的珍貴史料和族譜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每地每姓都把最早遷抵閩西的先祖尊為南方始祖,把閩西作為客家先民在文化里程中告別中原的終點和成為客家人的起點。“天下水皆東,唯汀獨南”,汀江是閩西最大河流,也是連接客家人南遷的兩個中轉站─福建閩西寧化和廣東梅州的唯一河流。客家人入閩後,沿著汀江兩岸定居,汀江流域成為客家人的大本營。汀江孕育了客家人,逐步發展壯大了客家民系。汀江流域,成了海內外客家人心中的“麥加聖地”!
客家土樓主要有三種典型,就是五鳳樓、方樓、圓寨。從整體看,以三堂屋為中心的五鳳樓含有明確的主次卑意識,可以肯定,它是漢族文化發源地的黃河中游域古老院落式佈局的延續發展,在其群體組合中,只有軸線末端的上堂屋(主廳)採用了堅厚的夯土承重牆。
方樓的佈局同五鳳樓相近,但其堅厚土牆從上堂屋擴大到整體週邊,十分明顯的是,防禦性大大加強。圓寨,僅就名稱而言,已表現出兩大特性,一方面,在圓形建築物中,三堂屋已經隱藏,尊卑主次嚴重削弱;另一方面,寨就是堡壘,它的防禦功能上升到首位,儼然成為極有效的准軍事工程。
群山高聳,峻嶺飛走,這如濤如浪如畫如詩的青山秀水,掩藏著多少古樸奇特的客家土樓,其建築具有充分的經濟性,良好的堅固性,奇妙的物理性,突出的防禦性,獨特的藝術性等多種優越性。
土樓群中,許多土樓是按八卦圖設計的,中華傳統文化鉻印深深地銘刻其中。而最為典型的代表當屬振成樓,堪稱土樓王子。振成樓位於湖坑鎮洪坑村,建於1912年,占地5000平方公尺,懸山頂抬梁式構架,分內外兩圈,形成樓中有樓,樓外有樓的格局。前門是“巽卦”,而後門為“乾卦”。外樓圈4層,每層48間,每卦6間;每卦設一樓梯,為一單元;卦與卦之間以拱門相通。樓內有一廳、二井(暗合“八卦”中的陰陽兩極)、三門(即正大門和兩頭邊門,意合八卦中的天、地、人三才)和八個單元。卦與卦之間是隔火牆,一卦失火,不會殃及全樓;卦與卦之間還設卦門,關閉起來,自成一方,開啟起來,各方都可以相通。一旦盜賊入屋,卦門一關,即可甕中抓活鱉。祖堂似一個舞臺,台前立有四根周長近2公尺、高近7公尺的大石柱,舞臺兩側上下兩層30個房圈成一個內圈,二層廊道精緻的鑄鐵花格欄杆,是從上海運到此樓嵌制的。大廳及門楣上有民國初年黎元洪大總統的"裏堂觀型"、"義聲載道"等題字。樓內還有永久性楹聯及題詞二十餘幅,充分展示了土樓文化的內涵。
全樓的設施佈局既有蘇州園林的印跡,也有古希臘建築的特點。堪稱中西合璧的建築奇葩。1995年它的建築模型與北京天壇作為中國南北圓形建築代表參加了美國落杉磯世界建築展覽會,引起了轟動,被譽為“東方建築明珠”。
永定人為什麼要循八卦建造土樓?究其歷史根源:首先客家人從中原遷徙而來的,受中華傳統文化思想影響極深,而八卦又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經典之一,所以在建造居住的樓房時,加以運用,是情理之中。其次,經過數代的播遷,為求生存,他們面對著自然與社會中種種困難,而八卦自古以來,便被人們用以排兵佈陣,抵禦敵人。從安全角度出發,在設計、建造土樓時運用八卦,對於睿智的客家人來說,便不足為奇了。
土樓具有充分的經濟性。土樓的主要建築材料是黃土和杉土。在客家人聚居的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這兩種材料取之不盡。特別是黃土,它取自山坡,因而不存在破壞耕地問題。舊樓若須拆除重建則牆土可以重複使用,或用於農作物肥料,不會產生像現代轉石或混凝土房屋那大量的建築垃圾。
一般來說,由於屋架通風較暢,木構件受白蟻侵襲或潮濕腐朽的情形並不嚴重,舊料可以二次使用,土樓的施工技術較易掌握,可以完全人力操作,無須特殊設備。通常建樓時間安排在乾燥少雨的冬季,此時正當農閒,族人可以大量參與工程,大大降低建築費用。
土樓具有良好的堅固性。土樓,特別是圓寨的堅固性最好。圓筒狀結構能極均勻地傳遞各類荷載,同時外牆底部最厚,往上漸薄並略微內傾,形成極佳的預應力向心狀態,在一般的地震作用或地基不均勻下陷的情況下,土樓整體不會發生破壞性變形。而由於土牆內部埋有竹片木條等水準拉結性筋骨,即便因暫時受力過大而產生裂縫,整體結構並無危險。從未聽說圓寨坍塌事故的發生,很多傳聞倒是某座土樓地震裂縫後,過些時日又自動彌合。
土樓最大的危險之一是水襲,但絕大多數做法是用大塊卵石築基,其高度設計在最大洪水線以上。土牆在石基以上夯築,牆頂則設出挑達3公尺左右的大屋簷,以確保雨水甩出牆外。
土樓還具有奇妙的物理性。土樓的牆體厚達1.5公尺左右,從而熱天可以防止酷暑進入,冷天可以隔絕洌風侵襲,樓內形成一個夏涼冬暖的小氣候。十分奇妙的是,厚實土牆具有其他任何牆體無法相匹的含蓄作用。在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年降雨量多達1800毫米,並且往往驟晴驟雨,室外的乾濕度變化太大。在這此種氣候條件下,厚土保持著適宜人體的濕度,環境太乾時,它能夠自然釋放水份;環境太濕時,吸收水份,這種調節作用顯然十分有益於居民健康。
今天的人們講求居住環境品質和室內噪音的控制。的確,由於強烈的內向性,土樓,特別是圓寨容易產生噪音聚焦效應,對現代人來說,這是一大缺失,但我們應當理解,在昔日荒山寂野的客家人生存環境中,建築內部的迥響正是令人心慰互通聲氣的生命氣息。
土樓具有突出的防禦性。土樓的厚牆是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中國傳統住宅內向性的極端表現。以常見的四層土樓為例,底層和二層均不闢外窗,三層開一條窄縫,四層大窗,有時四層加設挑台。土牆的薄弱點是入口,加強措施是在硬木厚門上包貼鐵皮,門後用橫杠抵固,門上置防火水櫃。這些全部出於防禦要求。
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早先是一片莽荒,遲至20年代初,仍存留有多處原始森林,蟲蛇出沒,野獸甚多。在歷史上很長時間內,這裏不但是“天高皇帝遠”,朝廷鞭長莫及,就連福州、廣州、南昌這三省都城,也因相處極端、隘堅路險而奈何不得。客家人除了常常遭遇民風強悍的土著襲擊外,先後遷移姓氏不同的家族之間也不斷發生殊死的械鬥。
惡劣的生存環境迫使家客家人極其重視防禦,他們將住宅建造成一座易守難攻的設防城市,聚族而居。土樓內水井、糧倉、畜圈等生活初級火器時代,土樓使客家人獲得了足夠的安全保障。在客家人中間,流傳著很多在敵人久攻不下,“大樓安然無羔”的故事。
土樓更具有獨特的藝術性。土樓的藝術性主要體現在整體造型上。在這方面,三種典型均有其特點。五鳳樓一般選址於山腳向陽處,其立面中軸線上,下堂、中堂、上堂高度遞增,作為主體的上堂居於支配地位。軸線兩翼橫屋與之呼應地漸次升高,其重疊的三角形山面對峙左右,形成極工整的秩序構圖。雖不著力於細部刻繪,但那錯落有致的九脊歇山,飽含雄渾古拙的韻味。
方樓的造型特徵與五鳳樓近似,唯其下堂和橫屋的外牆另厚升高,形成更為壯觀的整體。圓寨是三種典型中造型藝術最富魅力的一種,崇山峻嶺之間,它以渾然一體的純粹形態出現,正如茫茫大漠中的埃及金字塔那樣,極具紀念性。圓的外形與天穹呼應,本色的黃土牆與大地密接。隨時光流近,土牆出現無數不規則裂縫,更顯得蒼勁有力。圓寨是那樣地苦心經營,卻宛自天然,震撼人心,在當今絡繹不絕的土樓旅遊熱中,圓寨最具迷人的吸引力。[2007.12.28]

一代良醫─徐傍興

一代良醫─徐傍興
《世客網》[2008.2.3]
江彥震
在六堆客家庄提到徐傍興博士,幾乎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名聲響叮噹的人物。他的成就不僅在醫學領域,還跨越體壇、杏壇與政壇,徐博士不但心地善良,而且熱心助人,是一位值得大家效法學習的客籍先賢。徐博士好讀三國、水滸,為人處事具俠義而大器,因此,熟識的人都會以日語暱稱他「大將」。
徐傍興是民國50年代知名的外科醫學博士,號稱「臺灣第一刀」,曾任台大醫學院教授、中山醫專校長並創辦美和中學及護專,帶領美和棒球隊到處長征享譽國際,其醫德、事功均受後人景仰,對台灣尤其對六堆客家地區的影響至深且遠。
徐博士當年以「台灣省地方性甲狀腺腫瘤疾病之研究」榮獲日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是臺灣知名的甲狀腺權威。他為人樂善好施,常為窮人免費看病醫療。他的醫術精湛,當時在台北的客家人都會指名到徐外科看病,仁心仁術,備受推崇與信賴。徐博士深知教育的重要,民國44年協助陳啟川先生及杜聰明博士創立高雄醫學院,民國49年任中山醫專(中山醫學院前身)校長長達十一年,之後為嘉惠地方子弟,民國50年創辦美和中學。於四年後再創辦美和護理專科學校,是臺灣南部地區最早成立的護專,至今許多醫院的護理長多出自美和護專。徐博士終其一生犧牲奉獻於教育的百年大業之上,而今桃李滿天下。
由於徐博士熱愛體育,因此在美和中學組了一支美和棒球隊,不但榮獲六次青少棒冠軍、五次青棒冠軍,更培育了不少的優秀棒球選手,包括張泰山、彭政閔、陳峰民、沈鈺傑等,其中教練曾紀恩、徐生明、趙士強,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優秀棒球人。此外,徐博士在政治上也具有非常的熱忱,不管參選人是什麼黨派,只要是優秀的人才,他一定出錢出力予以支持。
徐傍興是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人,從小就有「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的抱負。徐家祖先自乾隆年間就從粵東遷徙來臺移墾,於老田尾(今麟洛鄉新田村)開基,傳至第三代的徐敬修(譜名懷禮),已成富甲一方的鄉紳,於清末又遷居忠心崙(今內埔鄉美和村)。其子徐友祥繼承父業,不僅善於持家理財,教育子侄尤其嚴格。徐友祥先娶竹圍村秀才黃菊如之女為妻,生二女為桂枝與蘭枝,因無生男丁而從頭崙抱來養子安興繼嗣;繼而再娶長興庄新潭頭邱家孤女為繼室,徐傍興即為邱氏所出,於明治42年(1909)1月29日(農曆1月8日)出世。
徐友祥獎勵徐家後輩讀書上進不遺餘力。早先徐家出了一位優秀的堂侄,友祥先生喜出望外,為期造就此侄以揚家聲,以雪內埔街人譏諷徐家為「土富豪」之恥,公學校一畢業就送他去日本東京留學,結果學業未有成就,卻因交友不慎中途輟學,返鄉不久罹患癆疾逝世。徐友祥灰心至極,對子侄言明不准去日本留學,一定要在臺灣考上中學,否則就要「鎖書籠」去牧牛耕田。徐傍興雖為繼室所生,其童年仍在父親礪志耕讀傳家的家風下度過。
六堆早期移墾的客家先民對子女栽培方式在徐傍興身上展現無遺,他的一生經歷成為當時典型例子。開荒墾地的生活,儘管因為六堆地區土地肥沃、水源充沛而能維持食衣不缺的日子,但農墾畢竟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尤其當年的水利技術不發達,除了要靠老天爺的幫忙之外,自然災害也令這些墾民心生不安,所以六堆的墾民都努力栽培自己的子女讀書,期望將來能有所成就,不要再從事耕種這種勞苦看天的行業,而徐傍興就在這樣的環境成長,秉持著特有的天份加上自身的努力向上,終於成就了一番非凡的事業。
徐傍興在大正12年(1924)自內埔公學校初等科畢業後,便參加了高雄中學第一屆的招生考試,連考了二年都未考上,只好繼續讀公學校的高等科,假日則在內埔公墓放牧,又受到父親的苛責而發憤讀書,第三年終於和叔伯兄弟來興聯榜考上高雄中學。徐傍興在校五年都是住校,與佳冬出身的林發香醫師、萬丹出身的前司法院長戴炎輝都是同學,這段住校生活易於養成團體生活的公共道德,在學業和為人處世方面獲益良多,更對他青年人格的養成影響甚巨。
明治4年(1929),徐傍興從雄中畢業時,已年逾20歲,曾想研習東洋哲學,準備到東京投考第一高等學校,以作為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捷徑,然而畢竟競爭者眾未能如願而名落孫山之外。返臺後,他與尾崙庄(今竹田鄉美崙村)正就讀於高雄女中的邱壬妹訂親,獲悉壬妹對醫專畢業之人有好印象的刺激,而他以準備第一高等學校的實力要考上臺北醫專實非難事;他又向吉川祐戒校長詢問要如何開創前途,吉川校長指出,行醫地位高又易致富,就算考不上醫科,也可學作美容師,在日本官吏頂上動刀。
此外,當時臺灣知識分子在文科與法科方面受日人限制,只能在醫科方面有所發展,都很想當醫生,社會上都以醫生為高尚地位的職業象徵。他遂聽了校長的建議,乃放棄學習文科的想法,轉而投考臺北醫專,終於一矢中的而以行醫為畢生之志業。他曾以詩為紀:「不作良相作良醫,這個心機那得知;皇天普照人情異,願與爾類慶有餘。」可見他原先的志向是想做良相的,但他換個途徑減少了阻力而從良醫做起,在功成名就之後轉而直接奉獻社會大眾,其功業自不下於良相。
昭和9年(1934)3月,徐傍興自臺北醫專畢業,先是在臺北赤十字醫院接受實習訓練,並在臺北醫專外科主任竹林教授指導下作研究;自昭和13年(1938)以後,他在外科手術上膽大心細又認真的態度,為臺灣大學附屬醫院第一外科主任澤田平十郎所欣賞,遂留校擔任助手,這是一項得授予日本文官職銜的低薪工作,但有接替醫學教職的機會。徐傍興犧牲了在畢業後返鄉賺大錢的機會,將自己的年輕光陰投注在校內與醫院的工作上,並對學術研究充滿熱誠而不敢稍有懈怠,尤其專攻外科手術知識,每年皆有新的論文發表,他也希望能藉論文審查的方式通過日本當局「論文博士」的授予,遂在醫專畢業十年後(1944),在澤田主任的指導之下,以「臺灣地方性甲狀腺腫瘤疾病之研究」一題作為學位論文,通過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審查,榮獲帝國大學頒發的醫學博士學位,在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也取得講師資格,是當時在本島的臺灣人之中最早擔任外科專業醫師的第一人,時人也都認為徐博士是「全臺第一名的外科醫師」。
在太平洋戰事末期,日本統治者對臺官民發布疏散令,徐博士在得到博士學位不久後也攜妻兒返回六堆鄉間,在忠心崙的徐家伙房過了一年多的避難日子。然而,作為一個外科專業醫師,外科本身在技能方面具有的獨特性與無可取代的醫學角色,使得他在戰後復員工作需才孔急之時,無法避世而自外於其間。光復之初,多數的日籍主治大夫都遣送回國後,轉由臺灣醫師獨撐大局,在民國34年(1945)12月的外科人事命令案發布,第一外科主任(原為澤田外科)由徐傍興接任,第二外科主任(原為河石外科)由方錫玉接任;徐傍興也同時受聘為臺灣大學醫學院副教授,次年10月獲聘為臺灣大學臨時醫院專門部兼任教授,一年後又成為正教授。
至此,他也開始提攜醫學後進人才,當時在第一外科實習的醫科學生,除了臺北帝大醫學部的畢業生以外,還有許多是剛從日本返臺的年輕醫生,也有從大陸流亡來臺的學生,可舉出名字者有陳加祥、林敬邦、邱水生、廖丙熔、陳欽、林秋江、溫宏宗、曾瑞鵠、邱魁雄、曾森炎、楊森敬、耿殿棟等人,而這些人也都成為戰後臺灣自力培育出的第一代外科醫生,在徐博士興辦徐外科醫院時,也大多參與團隊為其執業,形成當時臺本島外科醫學的主幹力量。
民國38年(1949)元月,國民政府遷臺前夕,傅斯年被任命接掌臺灣大學校長,他認為臺灣第一等人才之中以醫學院吸收的最多,肯為醫學院的事向外爭取資源,為了養成師資、增加編制名額,積極向上級爭取預算,補助醫學院教授出國進修;他對於臺大醫院也特別關心,特將其改名為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由醫學院的附屬醫院一變而為直接由校長指揮之機構,他在臺大的時間也有一半放在巡視醫院等瑣事上。他對臺大醫院的關心雖出自好意,也堅持臺大醫院與醫學院這兩個機構要由臺灣人主持,惟他認為這一批醫生都是由日本培養出來的,與中國國情稍有不合之處,有些則以自己意見來盡力矯正。尤其在駐院醫師的任用資格上,他參考了臺大醫院院長魏火曜的意見,認為臺北醫專畢業的教授資格有必要重新檢討,因而臺北醫專畢業的徐博士難免的與傅斯年校長之間產生衝突。
次年夏季,由於臺大醫院的護士長對病房消毒不夠徹底,在院內引發了破傷風感染事件,本次事件雖無人因此死亡,醫生也沒必要負責,卻遭到傅斯年校長對外科部門管理疏失的指責,徐博士乃一肩挑起責任引咎辭職。在當時的臺大醫院裡,相對於第二外科主任變動頻繁,在戰後五年內即更替了四人,第一外科在徐博士的領導之下則相對和諧平順;而且當時徐博士醫術精湛,號稱全臺灣外科手術「最準最快的一把手術刀」,以「胃切除手術從切皮到縫皮只需四十分鐘」聞名。因而徐博士在民國39年(1950)9月辭去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與臺大醫院第一外科主任的職務,遂成為當年轟動杏壇的一件大事。
他在離開臺大醫院後,曾為了生計而與臺北市立第三外科的邱雲鵠醫師(苗栗人)合作為其捉刀,惟數月後似乎即感到不甚愉快,而轉念要自行開業。在離開臺大醫院的第二年(1951)3月3日,他在邱雲福內科的出資協助之下,在當時台北市政府斜對面的長安西路140號開設台北徐外科醫院。由於其醫術遠近聞名,上門求診的病人絡繹於途,診間門庭若市,病房常告客滿,過去是臺大醫院第一外科的醫生聞訊也都來幫忙,因而徐博士很快的清償債務,並計劃擴大經營規模。
由於有不少六堆鄉親千里迢迢來到臺北看病,抱病奔波趟頗為辛苦,於是乎他決定在高雄開設分院以方便鄉親就醫,就選在今日新興區的高雄郵局隔壁設置醫院,又將當時在鐵路醫院服務的堂弟徐富興找來,委由其負責高雄徐外科醫院的院務,高雄徐外科醫院遂在在民國43年(1954)8月15日竣工開業。又歷經3年(1957),在臺北的徐外科醫院聲名遠播,病患擁擠不堪而醫院空間不敷使用,徐博士遂再向邱雲福內科用金子質借了三分利,貸下巨款而以四百萬元買下在臺北盛極一時的酒家,位於南京西路圓環附近的蓬萊閣作為新醫院的地址,從此在這裡展開了徐外科醫院黃金歲月的十五年光陰,成為當時臺灣最大的私人連鎖醫院。
徐博士在徐外科醫院興辦之初,除了延聘出身於臺大醫院第一外科的醫生作為主力之外,又有六堆出身的醫科子弟駐院作為後盾,同時也常延請臺大與榮總的名醫來院會診,逐漸打響了醫院名號。在高雄醫學院與中山醫專陸續興辦後,分設在臺北與高雄兩地的徐外科醫院,往往成為兩校畢業的實習醫生優先的選擇,不僅是由於徐博士與兩校的淵源,也是由於徐博士事畢躬親的細心態度令人敬佩想要就近學習效法。當時徐博士的深謀遠慮為年輕醫師所敬重,親暱的用日語喚作「大將」;徐博士的夫人邱壬妹在醫院內作總務主任,也為大家稱作「參謀長」,院內又提供駐院醫生的招待住所及衛生食堂,僅是臺北這裡,全院經常駐院醫生即可達三十名,加上院內護士與員工可達百餘人,大家經常在一起用餐,與住院病患的感情亦甚為融洽,就像在一個大家庭一般。
當時徐博士每天一早到醫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帶領一群剛踏出校門的醫師及護士,到各個病房會診,巡視每位病人的情況並教導學生。他關心病人,認真、負責的態度,以及在開刀時專注的神情和純熟的操刀技術,令人由衷的敬佩。他的開刀技術,堪稱世界超人。徐博士專攻甲狀腺開刀,60分鐘以內完成手術,肝、膽、胃、大小腸開刀(BillothⅠ,最快約50分鐘,BillothⅡ,普通約80分鐘),因而經常有外國的醫師前來參觀徐博士的開刀技術。
由於徐外科醫院的聲名享譽海內外,更與臺大、榮總、三總並稱「臺灣四大醫院」。徐博士對待病患不分省籍族群的細心照顧,其醫術與醫德獲得各界一致肯定和讚揚,連帶的使得與徐博士相關之六堆子弟勤儉、刻苦、奮鬥的形象,逐漸形塑成為一般人對客家人難以磨滅的美好既定印象。
在70年代美和棒球隊揚名全球時,臺灣新生報曾選舉臺灣的百位名人,徐博士亦是其中之一,並據當時報載專文對徐博士在外科手術上的統計,徐博士行醫四十年為病患治病,曾經其切割胃的約有六千人,作甲狀腺手術的有三千人,作膽手術的約有一千五百人,其他如盲腸等手術,已不可勝計。可見他與他所經營的徐外科醫院在外科醫學上的高超技術,早已獲得臺灣民眾普遍的信任。 徐外科醫院在創業之初即蒸蒸日上,兼又有善於理財的「參謀長」─醫師娘照應,不僅早已清償債務,在開業的第四年(1954)儲蓄更已逾四十萬元。財富增加後的徐傍興,一直具有「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觀念,徐博士乃有新的構想,一方面為方便六堆鄉親在南部看診,他準備在高雄購地四百坪以成立徐外科醫院的南部分院;一方面也計劃利用高雄徐外科醫院病床與設備,成立一所私立醫學院以教育後進。他希望高雄的徐外科醫院一年增加四百坪,很快地便能建成一所完整的綜合醫院,以作為申請高雄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並將曾在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取得醫學博士的徐富興找來商量,以日本佐藤家成立順天堂大學而終成為醫師家族的百年大計,作為徐家惕勵自勉的榜樣。
當時,原任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的杜聰明,剛剛在一年前(1953)因與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不和而卸任,也有建立醫學院的打算。他先是在臺北計劃,但遍尋不到適合的校地,恰在此時適因臺灣醫學會召開理監事會而與徐傍興碰面,得知高雄徐外科的宏大藍圖,乃有意移師高雄相互合作,以徐外科醫院為實習醫院;陳啟川表示願將高雄市大港埔私有土地捐出做高雄醫學院的校地,但雖有土地卻無資金,一時也無法動手策劃,湊巧此時徐傍興也準備在高雄籌設醫科大學,經過陳啟川、杜聰明、徐傍興三人共同商議結果,因此高雄醫學院乃順利成立,所有建校的經費,由徐傍興捐出,也就是原先準備用來建設高雄徐外科醫院費用上,先行動支。乃順利在高雄徐外科醫院開業的同時,申請成立高雄醫學院。惟空有校地而無現款以建築校舍及購置圖書儀器,是辦不成學校的,教育部雖同意高雄醫學院開辦招生,學校則只能暫借愛國國小禮堂充當上課教室,頗受學界人士批評。
於是杜聰明與陳啟川連袂北上拜訪徐傍興,希望能得到建校基金以組成董事會。徐博士的資金既是用於建設高雄醫科大學的預備金,乃在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下,同意將徐外科歷年的積蓄四十萬餘元寄給杜聰明、陳啟川等人創辦高雄醫學院之用,徐傍興也成為高雄醫學院董事會的董事之一。然而在高雄徐外科成立之初,這筆歷年積蓄亦已告磬,而杜聰明又需錢孔急,硬是向徐傍興要求兌現承諾的支票,徐傍興乃責成在高雄負責院務的富興以醫院的收入來抵付,自該年(1954)底起每月支付三萬元,歷一年餘而止。
然而高雄醫學院並未善待這位創校的元老董事,三年後徐傍興的董事資格為董事長陳啟川所解聘,高雄醫學院也開始籌設附設醫院,反而成為高雄徐外科醫院的競爭者。然而徐傍興卻不以為意,並將長子旦鄰、二子於菟送往高雄醫學院就讀,以示支持之意,可見其恢宏的氣度。之後也義務擔任私立中山醫專校長十一年,對實習醫師培育的出路多所照顧。他還將醫院所得收入回饋地方的教育建設工作上,投身於當時頗為薄弱的護理教育事業,與堂弟徐富興等人合作創辦美和護專,成為今日美和技術學院的前身。
到了民國49年(1960)受聘出任中山醫專校長,又再度了回到教育的崗位。而他在中山醫專校長任內的十一年間,從未支領過一毛薪水最受人尊崇,他將所有薪水都捐給學校,作為圖書館購買藏書支用,這種奉獻的精神實令人感動。

1961
年創立美和中學的時期,徐傍興是一直是以三分蠢氣來勉勵自己,他以私塾式學園教育的理念來辦學,師生全部住校起居與共,身教與言教並重,他一直認為「小國寡民式」的生活教育,用盡量「重質不重量」的方式,才是真正在辦教育,因此他在中山醫專校長退休後擔任美和中學董事長時,自己就住在學校裡,三餐也在學校與師生共同進食,學校一直也不願增班增科,盡可能以有限的規模讓學生愉快求學,老師安定。徐傍興在美和中學另一重大的事蹟,就是在1970年時籌組美和棒球隊,這些早年的球員目前都是國內職棒界的精英,而美和棒球隊在徐傍興的支持下,不但有計畫的發展為國增光,對帶動國內棒運的發展也有不可磨滅的功蹟。美和中學創立後四年即1965年,徐傍興又在美和中學的隔壁創立了美和護專,繼續其辦學的志向,但他一直到了1971年中山醫專校長退休後,才到美和護專擔任校長職務,他擔任校長獨自一個人住在護專的校長室,過著非常儉樸的生活,平常除了固定在早上巡堂外,下午則可看他坐在美和中學運動場邊,觀看棒球隊練球。
提到美和,不能令人連想到棒球。美和中學是臺灣培養優秀棒球選手的重鎮,從徐生明、趙士強、李居明、洪一中、到張泰山、彭政閔、潘威倫、高國慶等人,「美和幫」球員為臺灣棒球撐起了一片天。幕後推手徐傍興無私的付出,不但改變許多貧窮孩子的棒球夢,也為臺灣掙得國際體壇一席之地。
1970年代,台灣面臨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外交危機,在那樣動盪的時期,徐傍興大力支持棒球運動與教育。因此,徐傍興對台灣的影響,不僅止於醫學,還橫跨體壇、杏壇與政壇,尤其是體壇方面,棒球界的知名教練曾紀恩、徐生明,都曾在美和中學教導棒球與他共事,並造就了今日許多棒球名將,除了前述諸人外,還有如陳峰民、沈鈺傑等。可以說如果沒有徐傍興當初大力支持棒球運動,棒球在今天台灣社會的盛況也不就會有現在這種局面。
徐傍興在1984年因第二度中風辭世,享年七十六歲,終觀其一生,以四十多歲年紀,成為日本撤退後的台灣第一位外科醫生,接著離開台大教職創立徐外科醫院,經常對貧苦病患減免醫療費,嘉惠了廣大的病患,尤其是他那種對病患先診治再辦其他手續的方式,也不是平常醫院能做得到的,這種醫德令人敬佩。徐傍興的一生儉樸,並極力幫助別人,以「要幫助人家得到希望」作為個人努力的方向,使他成為一位值得尊敬的台灣客家人物。
徐傍興故居為上百年客家傳統三合院建築,據聞為日人據台初期1874年所營建,作為贈勳郭氏的官舍,郭氏後代轉售徐氏,現已改為「徐氏宗祠」。目前仍掛著匾額只保留「忠義可嘉」四字,受贈人、贈予人及朝代款均已去除。「徐氏宗祠」的許多歷史傳聞有待考證,佔地22公畝62平方公尺,三合院建築三開間及左右護龍、內庭、外庭及花胎,前後以圍牆區隔,前庭並設有門樓,格局恢弘,實體建築約50O坪。尤以假山化胎及花塢案山,傳承風水觀,使空間舒朗與美化,格局方式完美。
徐氏後代子孫至今仍保存完好,其內部依循客家傳統祖堂,考究風水格局及建築美學,室內仍保存上百年居室文物,古椅古床妝奩,內容豐富足堪整理為提供做為民間認識一代名醫徐傍興博士,及客家傳統三合院建築的聚落博物館。
徐家的人為求生出博士及醫生,娶媳婦時一定被安排在徐博士寢室為洞房。徐家祠堂有種滿草坡的小土丘,客家人稱為化胎,化胎意義是「化育萬物」,就是希望子孫綿延不斷。宗祠現由退休教師徐才鄰夫婦管理,經與徐氏族人商議,贊同闢為文化館,收藏整理已故徐傍興博士生前文物,提供研究參觀與鄉土教學的場所。徐氏後代也孕育出許多傑出人士,或為知名醫師、教育家、法官等等,也都在外發展有所成就。[970203]

2015年5月11日 星期一

客家人的山岳情結

客家人的山岳情結
江彥震
大漢民族裡有一個特立獨行,色彩鮮明的族群,總是圍繞在窮鄉僻壤裡過著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的生活,俗話說「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客家人的山林情結被大英百科全書給了一個『中國山地人』的封號。
  客家人原本是居住在中原地區,在迭經戰亂,歷經千餘年來的幾次重大遷徙流寓後,雖是「日久他鄉變故鄉」,處處「反主為客,以客為家」,卻仍能保存傳統文化與中原古音,所以又被稱為「東方猶太人」。
客家民系的大本營閩、粵、贛邊區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這樣的自然環境給客家人生活帶來極大的困難,如何生存發展成為客家人最大的考驗。幸好他們帶來了中原的農耕技術,同時吸取當地土著民族耕山經驗,能夠因地制宜,在發展糧食種植的同時,善用廣大山區之利,發展經濟作物,在明末清初展現出山區經濟的特色。
臺灣客家人早期移民以零星居多,真正較具規模者當在明鄭之後,而主要影響台灣客家移民者則與下列因素和事件有關:
  一、鄭氏抗清、祖孫三代得力於客家人之助甚多,客家移民自然也多。鄭成功雖為福建南安人,起兵之初,尚遊移於漳、泉沿海,但在反清復明及民族主義的鮮明義旗下,深得客家人之助力,永曆三年南進潮州屯田,取得第一個根據地起,以後南征北討頗得潮人、潮將、潮餉之力。永曆十五年東征台灣前三個月,首先命各兵鎮取糧於潮州;而且明鄭後期總綰兵符的將領,也是鄭經臨終托孤的股肱重臣劉國軒即是汀州府人。由此觀之,鄭軍中及隨之來台者,應有不少客家人。
  鄭軍中還有一個很著名的客家人─邱煇。邱煇年少勇猛,糾眾雄踞潮陽要港─達濠有年,是清軍厲行遷界,封鎖政策的一大諷刺。「台灣外記」說,“邱煇官軍莫禦,人眾強盛,其達濠貨物,聚而流通台灣,因此而物價平,洋販愈興....” 又說:“....邱煇自踞達濠有年,橫行無忌,官軍無奈之何。所有擄掠婦女,悉係台灣船隻販賣。因而室家日多....煇集廣,惠亡命以相助,且善為交通接濟,貨物興販而台日盛..” ,邱煇不但供應台灣所需要的貨物,還供給明鄭最需要的婦女,又“集廣、惠亡命以相助....” 在鄭經敗回台灣“第二次”後,邱煇遭到清軍圍攻不支,在焚劫諸鄉後男婦米穀悉出海,最後還盡節死於澎湖明清海戰。由此觀之,因為邱煇的關係而到台灣的客家人,尤其是婦女,當不在少數。
  二、明鄭敗亡,鄭軍及移民紛紛返回大陸,人口遽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鄭克塽降清,清政府將鄭軍分批安置大陸各地,像劉國軒封為天津總兵,在天津墾荒,最遠有到東北滿洲者,即後來參與雅克薩之戰,擊敗俄軍者。其他文武官員,各省移民也紛紛被遣送回籍。「施琅靖海紀事壤地初闢疏」云:“....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偽藩,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人去業荒,勢所必有.."。   移民、丁卒、文武官員紛紛返回大陸,客家亦然,人數遽減。接著清廷頒布「台灣編查流寓六部則例」規定凡流寓台灣無妻室產業者逐回原籍,有妾室產業願留台者,移知原籍申報台灣道稽查;犯徒罪以上者押回原籍,移民台灣的客家第一代,大多是無產業,無家室的羅漢腳,只得返回原籍,所以對台灣客家人又是一大打擊。
  三、渡台三禁令限制人民來台,尤其是嚴禁潮、惠之民來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頒布了渡台的三項禁令,據說皇帝是聽了施琅的建議,其內容如下:   1.內地商民欲渡船來台者,在原籍先申請照單,經分巡台廈兵備道稽查,台灣海防同知驗可,始得放行。
  2. 渡台者不許攜眷;已在台者不許招眷來台。
  3.潮惠之地、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其民禁止渡台。
  這渡台三禁令的第三條是針對客家人而來,早先來的許多巳遭遣返,新的客家移民又不准來,使台灣客家族群頓時鋭減。這是台灣客家人嘉應州籍多於潮、惠籍一倍的原因之一,也是偷渡客自古猖獗的原因。
  四、朱一貴反清事件開啟了客家移民台灣的新契機。康熙六十年(1721年),鴨母王朱一貴在台起事,震動全台,清廷派藍廷珍來台平亂,當時南部鳳山縣各地的客家人起而組織『六堆義軍』協助平亂,事平之後論功行賞。由於客家人有功於朝廷,而起事的朱一貴則屬福佬籍,施琅又早在康熙三十五年即已亡故,所以藍廷珍乃上奏朝廷,解除客家人來台的限制。因而一改舊觀,開起了客家移民台灣的新契機。
  五、台灣海峽風濤之險與台灣水土之惡,造成了中國人很晚移民台疆及來台者的高死亡率。台灣海峽最狹窄處僅七十餘海里,但自古以險阻著稱。其主因是號稱黑水溝的北赤道洋流與颱風或颶風,流經台海的一支北赤道洋流,國人稱之為黑水溝。在西南風盛行,漲潮時,時速可達四浬,而引起很大的渦潮,船一進入,往往針舵失效,不知所以。此外此區也是颱風盛行區,自古航行極不安全,所以來台叫強渡黑水溝,是性命交關的事!
  來台以後,這個高溫多雨的洪荒之地,本就不適人居,古人以為是瘴氣,易使人病倒。若用現代較科學眼光來看,則瘴氣者,熱帶傳染病也。其病症不外乎瘧疾、霍亂、痢疾、傷寒....等,以當時毫無醫療設施的衛生條件而言,造成這些病的高染病率及高死亡率,移民自然視渡台為畏途悲歌了!  六、雍正年間,政策轉化為較積極鼓勵,一面設官添兵,一面允准來台灣人搬眷入台。激起客家人,尤其是惠州籍的移民潮。雍正元年(1723年),劃大甲溪以北為淡水廳。雍正十年(1732年),廣東巡撫鄂爾達基於“若人人有室家之繫累,謀生念切,自然不暇為非”的理念,而奏准“凡有妻子在內地者,許呈明給照,搬眷入台,編甲為良”。 這一開放,使得來台漢人既能墾荒而保有田園,又能移眷來台團聚,再加上康熙五十年以後在北台一系列的增官、設塘、添兵。使得北台官治、軍防、民防等設施更加嚴密。在個人或團體的生命財產有了較佳的安全保障下,自然也使更多的客家移民願進入台灣墾荒。
  七、客家移民是歷次分類械鬥的最大受害者。由於客家人在漢人移民中居於絕對的劣勢,所以在歷次分類械鬥中,客家人往往成為替罪羔羊,而使人口減少。尤其是道光年間的幾次大規模械鬥,更逼使台北平原的客家人二次移民至桃、竹、苗等地,中部地區的客家生態也產生了二次移民的變化。
  八、太平天國的失敗,再次造成客家人的避禍或逃難來台。太平天國的主要幹部大都為客家人,其部眾自然也多客家人,太平天國失敗後很多人為了逃避追捕而逃到這海外的邊疆社會藏身。民間口碑流傳甚多例子,像開闢苗栗內山的黃南球,其五虎將據說即長毛(即太平軍)出身;還有北埔某列名列紳傳的富戶,其岳父也是長毛,因只攜一女渡台,故以“抽豬嬤仔” 的方式,招某富戶為婿,故北埔另一旺族即其長子後代。
  九、樟腦之利,誘使客家二次,三次移民,走向內山。十九世紀後半世紀,台灣開港以後,樟腦外銷日盛,獲利甚大,連伐樟熬腦的工資,也是平原地區的兩倍。利之所趨,又吸引客家人設隘武裝拓墾,再向內山推進,金廣福集團就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而領導拓墾大山背,後來又替陳福成守隘的鍾石妹,遲至同治年間才從蕉嶺來台。這北埔也好、大山背也好,真正吸引人的,土地之利還在其次,最大的誘因即在山工與腦利。
  由於受到上述因素的限制或影響,使得客家人真正較具規模的移民,還在滿清領有台灣之後。所以一般而言,客家人正式移民來台的時間較閩籍福佬人為晚。
  在康熙二十五、六年時,嘉應州屬的四縣人,曾大量跟隨一般福佬人之後來台。他們來台走的是政府規定的路線,大致上是從原鄉各地沿韓江而下,到汕頭或附近各港口,而後乘船到廈門等待查驗,再由安平登岸,到達府城定居。
  不久之後,由於府城附近已無餘土可墾,於是又從他們定居的東門外,南下前往高屏溪東岸及東港溪流城墾居。不管瘴癘、番害如何厲害,環境如何惡劣,總算有一塊發展的新天地。在原鄉的鄉親,接踵而至,有的按官府規定的口岸來台,有的乾脆直接從各小港口偷渡來台。最早落腳在高屏溪(下淡水溪)沿岸的竹田、萬巒和內埔、之後慢慢往南發展到佳冬,往北延伸到高樹、美濃。
  在朱一貴事件之後,客家潮、惠籍渡台的禁令取消。進入雍正年間,客家人入墾漸次移到彰化、雲林。在早期的文獻中出現在諸羅縣北部的客莊,大都指此地由客家人入墾的村莊,這些客莊遍布各地,其人口數每莊多者千人以上,少者亦有百人左右,其總人口絕不少於六堆地區鄉親。
可是這些移民大都是無家無業的羅漢腳,所以流動性大,除了春來秋回的客子之外,又經常千百成群,跟隨墾地由南向北移動,使得這些早期客莊時而建立,時而消失。但隨著作長久居留打算的客家人日漸增多,在彰化平原的員林、埔心、永靖、田尾、竹塘、二林....以及雲林縣北部西螺、二崙、崙背一帶形成了點狀分布的客家聚落。
  雍正年間,由客籍通事張達京組成的六館業戶,興修水利,開墾了台中地區三千餘甲的良田,使得今日台中盆地以東之丘陵地及大甲溪上游東勢、新社、石岡、豐原一帶成為客家人的分布地區。
  北部地區的開墾本來就較晚,客家人到了乾隆年間才大量入墾台北、桃園、新竹、苗栗一帶狹長的丘陵地及山谷間。拓墾的形態也由與福佬人雜居共墾,演變為乾隆年間的福佬人的資本,客家人的技術與勞力,加上原住民平埔族的土地,三族或閩客合作,終能開闢出全台最大的客家聚落區。
北部平原上的客家人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後陸續離開,這一時段,正是茶葉與樟腦成為台灣產業的出口大宗,尹章義教授認為,「由於樟腦與茶葉的新利源開發,許多客家人遷徙到丘陵淺山地區,這是茶葉產區與客家人分佈區約略重疊的歷史原因」,台灣的「採茶歌」也多為客家歌謠,幾乎沒聽過閩南人唱採茶歌的!「許多客家遷離平原,並非他們在械鬥中『打輸』,而是被新興產業吸引離去。」
今天以都會區的眼光看,認為山區「落後」,因此認為客家人一定是因為不得已原因遷離西部平原。但從早期開發角度看,卻有不同的面貌,由於水源往往不在平地,而在中游,也是早期客家人選擇山區的原因。臺灣師大地理系教授施添福曾提出客家人「深耕」淺山,因為他們在原鄉就擁有開墾梯田的技術,很自然選擇山區紮根。雖然從客家人一度開發北部平原的歷史看來,此說不夠嚴謹,卻有不少客家人接受施添福的說法。[20150509]

2015年5月9日 星期六

难忘今年"三月三"

难忘今年"三月三"
日期:2015/5/4        来源:宁德市老促会        点击数: 18
难忘今年"三月三"
宁徳市老促会戚仕浩
这次福建省第四届"三月三"畲族文化节暨第八届海峽两岸少数民族丰收节开幕式,在闽东苏区宁徳市蕉城区举办得非常成功。我事后编写了特稿:"两岸同胞共歌舞,谈心交友话乡情"。当天,在福建老区建设网站上发表,点击人近百立即受到好评。
这次歌舞盛会和一系列海峽两岸同胞亲密无间的合作和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4月26日下午,省民宗厅副厅长蓝秀珍,在百忙中接受我30分钟时间釆访时,她高兴地吿诉我这样一件事:这次参加开幕式的贵宾中,也有台湾亲人蓝秀珍。我们见面时激动无比。真是:"两岸秀珍喜相逢,同名同姓同根源,喜悦丰收溢言表,姐妹情深传四海"。盛会分别后,她们依依不捨。昨天,她收到台湾蓝秀珍发来短讯说:"我们已安全到达家里,非常感谢这次活动的特别接待和亲情互动,让我们感动至深。希望你尽快带族亲来台访问!江彦震、蓝秀珍拜谢"。说到这里,蓝副厅长动情地湿润了眼眶,她说,这次两岸同胞乡亲共庆丰收,个个充滿笑容,发自内心的喜悦。大家都希望以"三月三"为平台,为推进两岸交流合作作出积极贡献。在谈心交友过程中,台胞对大陆经济文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发自内心表示赞许。
釆访中,我们得知,省、市、区各級党政领导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这次盛会。蕉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狠抓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实。省里为了做好“三月三”筹备。3月5日,活动协商会,第一次在宁德市蕉城区召开,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宗教厅、省台联业务处相关同志,宁德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局负责同志,蕉城区委、区政府负责同志,宁德市畲族歌舞团及蕉城区有关单位的同志参加。蕉城区领导汇报活动的初步方案及有关筹备工作情况。与会同志实地查看场地后,围绕活动地点、内容、安排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讨论、协商。
4月16日,省委统战部李家荣副部长,带领省有关部门再次到宁德蕉城区,检查筹备工作落实情况。特别强调安全保卫、文艺演出、接待等8项工作。
广大群众参与活动,是这次活动一重大持色。体育中心的开幕式和中华畬族宫、上金贝畲村的活动,参加人数达2万多人。两岸同胞民俗文化活动,同心携手、自唱自舞,把活动一次次推向高潮。在上金贝村畲族人民家家户户,搬出当地土特产品和丰收果实,供台湾同胞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榯粑、管粽、乌米饭和畬家独特红酒等等,他们与200多位台湾族亲沉浸在欢乐中。最后大家共唱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
难忘的歌声,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是两岸同胞的心里却留下深深的记忆。"你的家乡在娜鲁湾,我的家乡在三都港,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