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穩固強化一個國家的核心關鍵價值

如何穩固強化一個國家的核心關鍵價值

報告人：劉盛良(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暨退休人員聯合總會 總會長)

台灣近年來的社會氛圍，似乎都籠罩在一種「無力感」當中，透過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統計資訊可以發現，台灣已穩坐「吊車尾」的態勢，而且台灣落後態勢，似乎越來越「穩固」，在民眾心中，原先的無力感逐漸形成一種內在的憤怒，內在憤怒的結果，除了造成台灣社會的「集體激憤」現象之外，也讓民眾的心理得了「內傷」，連帶造成政府的支持度「節節下滑」。

另一方面，原料成本上漲但卻又要求物價不能漲的後果，也讓社會上各種造假的現象層出不窮，而食安問題連環爆的結果，讓民眾對於生活的根本要素越來越沒有信心，更別提薪資成長緩慢、高房價、失業率、少子化、政府財政困難等問題，都正在分分秒秒的侵蝕許多未來社會中堅世代的信心。

台灣為何落後？因為我們的產業政策已經有將近二十年沒有訂立實質有效的新標的，因此台灣產業的主力，仍然停留在上一世代的「代工模式」，在這樣的框架之下，雖然我們的勞工素質與生產力在過去二十年間已經提升三倍，但是勞工的薪資，卻未見等比例的增長。更明確的說，如果我們仍死守代工模式不放，那麼在強敵環伺的全球化競爭態勢下，為了能讓企業苟延殘喘，企業主只有不斷的「降低成本」，而勞工當然就是這種惡性循環下的犧牲者。也因此，若要讓台灣走出一條新的方向、獲得持續發展的契機，我們除了檢討自身的不足之外，也應該藉由鄰近國家的成功模式，來反思我們國家未來的生路。

目前，政府正積極的探討如何協助台灣的產業在經濟活動的連串環節中，讓產品（或服務）找到關鍵的加值方式或定位，並形塑成為一條關鍵價值鏈。但是這個充滿希望的作法，在本質上卻和台灣目前的政策走向或思維習慣有所衝突，也就是說，台灣社會本身並沒有準備好接受這樣新概念，也因此，在建構關鍵價值鏈的過程中，勢必將困難重重。本文試圖從幾個主要的面向，來分析台灣產業（或社會）在切入關鍵價值鏈之前，應當要先準備好的重點，並提出一些策略性的建議。

建議

一、對未來國際態勢有正確認知，是國家整體命運的關鍵

在冷戰時期，東西方的壁壘分明（台灣海峽就是當時東、西方折衝的分界線），而台灣身處第一島鏈，自然可以在兩極對峙的態勢中獲得種種的奧援與外交利益，但是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之後，東、西方開始交流，也因此，整個國際的氛圍便從圍堵與對峙，轉換為交流與貿易，就整體大勢而言，東西方交流的分界線，便從原本的台灣海峽，逐漸移往麻六甲海峽，也因此，新加坡抓住了這種國際貿易佈局的新態勢，透過其地理位置之便，在其所在的關鍵物流節點上，順勢而為、借力使力，進而營造出世界首屈一指的競爭力。如果台灣仍無法認清這樣的局勢轉變，或仍死守不合時宜的策略，則再多的努力都可能徒然無功。

目前，中國大陸成為最大的世界市場，而基於政治因素，大陸願意讓利給台灣，雖然大陸在經濟上的讓利，必然會需要台灣給予某些政治上的靠攏做為回報，但是在這個抉擇點上，台灣社會的集體智慧，能否對於未來的大局做出正確的解讀（換句話說，就是台灣內部是否願意將「兩岸統一」做為一個可以「討論的選項」），便是國家未來佈局與發展的致要關鍵，如果因為意識型態的偏激而使得某些統獨的選項被摒除在外而無法成為談判桌上的籌碼，則台灣將會喪失非常重要的主動優勢。台灣社會在過去受到部分政治人物的操弄，已經形成一種「集體激情」的盲目現象，這樣的社會已經很難理性探討公共議題，也因此喪失了佈局大陸的最佳契機（以兩岸直航為例，由於延宕多時，大陸各主要機場的最佳起降時段都已經被其他各國佔據，而我國籍的航班，只好爭取離峰時段，也就是所謂的紅眼航班），至為可惜。

最近，上天又給台灣再一次的好機會，因為隨著大陸崛起，美國宣布重返亞洲，這股東西對峙的局面又巧然在台灣海峽成形，種種局勢的白熱化，就在日本宣布釣魚台國有化之後，宣告底定。可想而知，以台灣的關鍵戰略位置與歷史因素，勢必可以成為鄰國爭相爭取的伙伴，此刻，台灣社會是否可以把握這第三次的佈局新機？我們能否在進退之間做出正確的抉擇？尤其是未來十年內的執政者能否有智慧與膽識做出最適當的評斷？這將會決定台灣是否能切入世界整體運作的關鍵價值鏈當中，並成為一個重要的加值節點（這也是最上位的國家級加值策略）。

二、避免重複投資與自我競爭，才是產業發展政策的王道

從記憶體產業、太陽能產業、面板產業或LED產業，大致上都可以看到許多同類型的廠商，彼此為了發揮最大的經濟規模、提升市場佔有率、降低單位成本，進而擴大產能、加速投資。但是，毫無節制的投資，便造成了競爭者眾，除了國內廠商互相競爭之外，也要與其他國際廠商競爭，想當然爾，企業主不得不再度拿出看家的法寶：『降低成本』，做為企業生存的手段。尤其台灣的重要產業往往都以代工為主，因此定價權、採購權都掌握在別人的手中，因此企業拼死拼活工作所得的毛利越來越微薄，台灣沒有順利的跨入「新知識經濟時代」，反而穩步的走向了「新奈米微利時代（利潤越來越薄）」，因此薪資停滯、受人宰割之勢也必將延續。即使台灣在專利發明數量上逐年屢創新高，但是這些專利，往往都是屬於所謂的製造流程專利，而非真正有高附加價值的「規格專利」或「品牌專利」，雖然研發的努力精神非常值得肯定，但是就未來長期的發展而言，我們勢必要找出一條新的出路。

韓國的發展軌跡，在此或許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參考的借鏡：韓國當初透過國家的強力介入整合，讓同質性的產業逐步整併，因此消除了本土產業間的重複投資、自我競爭的弊病。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整併，也造成了韓國現在倚靠幾個家族財閥式的企業來撐起國家整體經濟的局面（例如三星集團的出口額佔韓國整體出口額的二成以上），這樣的現象雖然可以讓韓國的經濟發展有如企業體一般靈活的成長，但是其危機在於，韓國未來的經濟命脈，將會與這些極其巨大的家族式產業共存亡。

以台灣目前的政府力量和社會氛圍，當然不可能走向韓國式的整併道路，但是政府應該逐步減少給予那些過度投資產業的政策支持力道，轉而將政府資源逐漸用於扶持那些具有潛力的中小企業，畢竟，如果以關鍵價值鏈的角度來看，台灣有許多的「隱形冠軍」、「世界唯一」的產業，都隱身在不起眼的中小企業群落當中，但是卻有創造高附加價值的潛力，或具備許多產業都需要的獨門技術，這些極富未來潛力的企業，如果能夠有更多的政府支持，都會有機會成為下一個明星的企業，如此也充分體現了「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哲學。而這些具有潛力的獨特企業，在政府溢注資源的加持之下，將更有機會可以發揮知識螺旋的外擴效應，帶頭形成新的群聚，並拉大與競爭對手的差距。

三、台幣貶值是雙面刃，政府務需謹慎面對

為了拯救出口（特別是競爭力日益衰弱的電子產業），政府利用壓低台幣匯率的手法，企圖讓廠商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具有價格優勢。但持平而論，此種作法只是讓競爭力低弱的廠商苟延殘喘，但是卻賠上了優質廠商再次升級的機會、也抵銷了全體國民辛勤工作後所應獲得的購買力。

回顧民國七十年代，台幣的匯率持續走揚，由40元台幣兌換1美元，逐步上升至民國78年的高峰（25元台幣兌換1美元），當時許多體質不佳的廠商面臨倒閉，但是另一方面，由於當時台幣走揚，廠商可以用更低廉的價格購買國外的新技術、新機具，因此當陣痛期過後，不僅體質不佳的業者消失（如此可以免除同質廠商相互惡性競爭的局面），同時，由於購入新機具、新技術的結果，便是形成新一波的產業升級。

若以庶民經濟（或讓全民有感）的角度而言，台幣貶值，意味著進口原物料的價格必然上漲、出國旅遊深造的成本增加，原本全體國民可以用同樣的薪水，購買更多、更高層級的貨品與服務，但是因為政府刻意壓低匯率，圖利出口廠商，導致全體國民犧牲了原本應該享有的「購買力」去補貼「出口商」，更有甚者，台幣匯率壓低，導致出口賺取的美元在匯兌之後，會持續轉換回巨量的台幣，連帶造成台灣熱錢流竄，一旦沒有適當的投資標的，則這些熱錢會轉向投入股票或房地產市場、進而推升物價，造成資產泡沫，也難怪民怨日益增加，紛紛抱怨辛苦工作之後，所賺的薪水根本無法跟上物價和房價。而這樣的環境正巧也有利於國際貨幣攻擊者發動攻擊，搞垮本國的產業經濟，回顧史上其他國家遭受的貨幣攻擊的案例，不得不更加謹慎面對。

四、建立銷售通路，才是物流戰略的核心

目前各方都積極強調物流策略重要，但是就厚植競爭力和提高銷售機會的角度來看，「發展通路」應該才是最核心的重要策略。換句話說，物流領域所包含的業務，包括了實體流（貨物位置的改變）、商流（貨品所有權的移轉）、金流（繳付貨款或融資借貸）、資訊流（貨品的項目資訊、運送進度、目的地、附加條件），而這些的業務服務、硬體建設、或資本投入的目標，無一不是為了要爭取最後的銷售機會，也因此，如何能夠與最終的銷售端（顧客端、銷售端）連結，才是這一整串物流機制的終極目的。更有甚者，只要有人能夠掌握了最終的消費端，則就可回過頭來指定所需的物流服務（指定物流商），甚至可以影響更上游的原物料採購決策，因此，許多具有未來洞見的廠商開始重視品牌與通路，基本上就是看見了這一個核心策略的重要性。

以台灣內部的物流服務而言，目前面臨的瓶頸在於資金有限、市場有限，且競爭者眾，除了某些自身擁有通路（或與通路商策略結盟）的物流商以外，其餘的物流（貨運）業者多半面臨惡性競爭或是任人宰割的狀況，以上就是空有物流量能，但卻沒有「通路」能力的最佳寫照。也因此，政府在發展關鍵價值鏈時，必須特別瞭解到，在整個價值鏈上，加值效果最高的環節，除了會是在某些專利生產技術或獨門服務之外，在最下游端的銷售通路，將會是整個物流系統未來的成敗關鍵（因為所有的商品價值，都必須以銷售行為來具體變現），因此，在發展產業之餘，也必要積極拓展通路，因為擁有通路者，將擁有權利去改變上游的採購決策。「發展品牌」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策略，但是「通路」，會比「品牌」更貼近消費端。

舉例而言，目前國內有很好且很成熟的B2C或C2C電子商務平台（例如PChome或Yahoo），其實這些都是非常好的銷售通路，但是因為第三方支付的環節無法及時建構完備，導致原本屬於台灣的商機，反而被大陸的電子商務平台（如淘寶網）給吸引，導致現在每天有驚人數量的大陸貨品，透過淘寶網下訂之後，運往台灣（當然淘寶網所指定的物流業者，或與淘寶網有合作的物流業者，就可以分享銷售的果實），以上就是以「通路」做為物流競爭力發展核心的重要體現。

五、公有企業可以配合政府發揮吸引人才的主導力量

在上一波的國營企業民營化的過程之中，政府將許多具有競爭力的機構釋出，當然這樣的民營化歷程，有其時代性的背景，同時也為國庫增加進帳，更重要的是，可以讓國營企業注入私有企業的效率和服務品質，因此，公有企業「民營化」，有其正面的意義。

另一方面，目前台灣為了如何吸引一流人才、留住優秀人才而傷透腦筋，其實，要讓人才主動上門，無非就是透過高於市場薪資行情甚多的天價來吸引，自然能夠讓人才近悅遠來。政府公部門的薪資高低有嚴格規定，同時政府也無法要求民間廠商釋出高薪職缺，但是，某些掌握關鍵服務、且具有公營色彩（政府有控制能力）的公有民營企業其實可以扮演更靈活的角色，跟隨政府的政策走向，策略性的創造新穎且高薪的職缺，藉此吸引人才，舉例而言，新加坡政府所有擁有的國營企業，即發揮了很好的領頭作用，一方面可以配合政府的人才政策釋出相關的職缺，二方面也可以利用其本身獨佔性的豐厚資源，創造高薪的工作機會，藉此吸引優秀人才，進而創造更多的商業利潤（或更多的中低階職缺），例如電信事業、證券交易單位、公有行庫、公法人、或公有機構轉投資的子公司等，政府都應該允許其在薪資的訂定標準上、或新職缺的釋出上更具靈活性，藉此讓優秀人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報酬而前來台灣、或根留台灣。

六、爭取國際企業來台設置營運總部是一帖特效藥

如果台灣能積極爭取國際企業在台設立亞洲營運的據點，這些國際機構自然會帶來一批管理人才而引發知識外擴效應，此外，也有機會可以讓母公司的薪資標準運用到在台的營運據點（在台據點的薪資標準比照母國的水準），如此自然而然會產生一批高薪的職缺，以新加坡的現況來看，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時，國際企業的在台據點勢必會募集台灣本土的員工，除了可以增加就業機會之外，這些本土員工未來一旦有機會升遷至更關鍵的層級，亦可以強化台灣的能見度與影響力。當然，這樣的時機或許已經時不我與，但隨著兩岸經貿與政治態勢的轉變，政府應該持續營造一個對外國投資者友善的環境，因為唯有透過國際級企業的能量，才能為優秀人才提供國際級的視野與國際級的薪資水準。

七、維繫產業多樣性是形塑關鍵加值能力的關鍵

由於商品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可替代的商品種類越來越多元，我們也越來越難以預測未來的市場趨勢或消費需求，更無法明確預知將來會需要哪類特定的人才或技術。如果我們仍然死守在少數幾個特定的產業，並且投注過度的資源的話，一旦國際供需情勢有變，則整個國家的經濟可能都將陷入深淵。台灣的經濟活力，有非常大的一個部分是來自於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中小企業的傑出貢獻，從政府播遷來台至今，台灣已經面臨了幾次的產業轉型，由農業社會，逐步走向製造、服務為主的產業型態。但回顧過去的台灣，雖然沒有國際級的大企業，但是在手工藝、農產品、家具產業、工具產業、輕工業等許多領域，都有一定程度的產業群落，當然時至今日，台灣也新誕生了一批文創產業、遊戲產業與資訊服務業，但基本上，台灣仍是屬於以電子製造業撐起半邊天的局面，這也象徵著台灣產業的多樣性其實在過去的數十年之間正逐步的減少。當大企業透過垂直整合、水平整合的方式企圖鞏固版圖與打擊競爭者，如果要讓未來的產品（或服務）擁有更關鍵的加值能力，必然要借用複合式的製程，結合更多元的技術元素（但不一定是指更先進、更昂貴的高科技技術，而是透過更多樣的產業技術的水平結合，來創造一種難以被取代的獨特競爭力），以凸顯商品或服務的差異化，並擴大與競爭對手之間的差異。尤其高科技業的自動化程度較高，往往鉅額的資本投入僅僅能產生很少的工作機會，反觀許多傳統產業，其資本與機具設備的投入程度較低廉，但是卻可以創造相對多數的職缺，也因此，為了能讓台灣在未來快速變動的供需環境下，能夠具備彈性發展的靈活力，政府應該策略性的扶植更多樣的中小產業，並形成更多樣化的產業群聚，如此才較有機會去創造更多的加值能力，在產業練當中扮演關鍵的節點。

八、關鍵價值鏈的成形未必能使貨運量提升

現今商品的價值密度越來越高（單位體積的價格越來越高），若用傳統的貨量或貨重計算標準，則完全無法呈現這樣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現在的港口、貨運、物流、倉儲的設計、運作準則，多半是以貨物的體積（如貨櫃量、TEU數）或重量來評估各運輸節點的營運表現，同樣的道理，一件貨品在製造的過程中雖然進出許多港口，但是在每個地區的加值程度卻高低不同，因此，以往的營運績效評估、計費準則及競爭力評斷標準，可能都不適用於未來以「附加價值的高低」做為評估依據的環境。舉例而言，在未來，除了某些以民生消費型貨品為主的港埠，其貨運量可能有所增長之外，其餘的交通節點可能都會面臨「貨運量」下滑的現象（但是運送的商品價值卻升高），因此為了減少未來硬體與人員的閒置，建議在整體的交通、港埠硬體的投資、人才的培訓方面，都應該注意到這樣的轉變，尤其政府給予航運業者的各項投資獎勵與回饋措施，應該能夠與時俱進，以免錯誤投資或過度投資，進而浪費資源並減損了產業了競爭力。

最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雖然台灣錯過了前幾波的躍升機會，也因為相對的保守自封，而成為四小龍之末，但是我們也必須了解，韓國或新加坡為了創造現在的競爭優勢，其實也埋藏了很多的不定時危機，例如韓國過於依賴少數的家族式財閥，或者新加坡政府的統治風格與高低階級壁壘分明的社會架構與貧富差距（這方面可以從新加坡的基尼指數來推斷），這些都是新、韓社會日後在因應外界變革時的自發性不安定變數，反觀台灣的社會風氣較為多元、貧富差距相對不嚴重，只要能夠解決政治上的分歧與對立，其實台灣所能展現的活力與機會，以及社會各界所蘊藏的動能，將有機會可以讓台灣再創另一個榮景。[2018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