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在秘魯
江彥震
客家人移民秘魯有階段性，而且與當時中國和秘魯的某些歷史事件息息相關。對於華人移民史，此前秘魯人類學家羅德里格斯將1850-2010年間分為“四個階段”，維爾瑪•德碧琪則集中在1849年到20世紀初、提出“兩次移民浪潮”。研究者參考羅香林教授的觀點，將19世紀中期進入秘魯的客家移民放到客家人第五次移民浪潮的大背景中，並認為秘魯是海外幾個目的地國中比較主要的目標，標誌著該民系向美洲移民的開始，前期可分為1849-1854、1854-1874、1874-1911年三大階段，來源地主要為閩南和粵北，之後轉移到珠三角、廣東東南惠陽、惠州地區，最後變到廣東南部赤溪、田頭地區。
當時的中國開始關注秘魯，大環境在於經歷了鴉片戰爭、《南京條約》五口通商、出現契約華工貿易且中心從廈門（1844年）轉移到澳門（1854-74年）、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以及客家人與廣東本地人家族械鬥（1854-1867年），而秘魯1821年獨立，1849年頒佈准許為期8年的契約華工入境的《中國法》，1854年廢奴、發生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在原始野蠻的“豬仔”貿易之後，李鴻章簽署《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條約》（1874年），陳蘭彬、鄭藻如、張蔭桓、崔國因等大使陸續實地考察秘魯，特使傅雲龍也展開過拉美之旅；秘魯一方的重要變化包括1856-61年限制華人移民入境，1860年接納加利福尼亞華人，1909年議定書取消華工契約制、明確設定華人移民條件等等。可以說，客家人之為“客”雖然是一種主動的選擇，但無不產生於重重危機之中，而選中秘魯也是出於諸多歷史機遇。
1872年臺山六村張勤赴秘魯賣豬仔契約書，在這個歷史分期中，可以進一步勾劃出客家人的動線和生存狀態。最初的半個世紀，他們多採用日本-加利福尼亞-沿太平洋南下的路線，約1908年起又採取了另一條更長的路線，即從中國南海-印度洋-利物浦或里斯本-巴西馬瑙斯-秘魯伊基托斯、契克拉約，後來還有從厄瓜多爾的瓜亞基爾入境。如果結合歷次人口普查資料，可以看到客家人的分佈範圍在擴散中呈現某些特點，如有從事農業生產和採礦的傳統，與善於經商的廣東粵人有很大區別。
用研究者的話說，面對異國的語言、律法和習俗，客家人一直試圖進行“擬態”，不僅忍受雇主的盤剝，大部分時候也沒有反抗解放後的黑奴欺壓，這在秘魯前外交部長費爾南多•德特拉塞格涅斯《沙國之夢》裡有具體的描述；而面對同胞持續的敵意，與粵人的爭鬥在出發前、登船時就已經是常態，因而又多將“隱形”作為自保的策略。
19世紀末20世紀初，繼苦力移民階段之後，自由華人一代開始在秘魯紮根，出現制度化的貿易行會、客棧、農場等，隨後便是政治文化層面的黨團組織、廟宇宗祠、子弟學校、墓地等，其中有客家人主導的“同義堂”“同陞會館”，其文化遺產和精神特質逐漸凸顯出來，尤其體現在婚姻、宗教和烹飪三個方面。許多華人移民群體選擇同當地女性通婚、直接地融入秘魯的社會關係之中，但客家人很少同非本家族女子結合，相反，很多女性跟隨丈夫的腳步或經人介紹來至秘魯，而且建立起強大的“母親”“外祖母”形象，構建起以宗親關係為紐帶、文化代際傳承的客家人社群，幫助造就了從“老中”（chino）到“雜交”（injerto)最後到“土生”（tusán）的形象變遷——隨著時代的變化，“土生”一詞不再是貶義，逐漸被當地語言和社會所吸納，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指稱海外中國人後代的新詞。
宗教在華人融入秘魯社會這一過程中也起到了積極作用。華人移民中皈依天主教最多、最熱情的便是客家人，在他們眼中，信主並不意味著立即放棄在中國的其他信仰，而只是為了更好地融入社會，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考慮，之後生成深厚和真誠的信仰，煥發出虔誠的宗教精神和極大的行動熱情，並在1898年聯合催生“華人天主教夫人協會”組織信眾並負責移民子女的教育。直至當下，天主教會一直將宗教作為連接方式，致力於培養華裔對於教會以及所在華人社區的歸屬感。
中餐館更是一個文化涵化的典型案例。最初，華人的食材、烹調法（如處理種植園每日配額自煮的米和肉）、衛生觀念為當地人所反感。1854年起，利馬的華人移民開始在卡彭街附近集中，成為後來所謂唐人街的原型，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中餐館“Chifa”，中國廚師們因地制宜，根據秘魯當地的流行風味和食材改進了烹飪方法，如加重口味、加大薯類肉類的比例，同時引進中國的食材以及調味料，如各式蔬菜、蔥薑、豉油等等，創造了許多融合菜品。因此，中式烹飪逐漸獲得了秘魯社會的認可，chifa在成為各階層都經常光顧的場所。客家移民有許多人經營秘魯風味中餐館，把客家飲食的特色融入粵菜並適應當地口味，如“弟弟中餐館”，到近年甚至開始彰顯客家特色，如不久前在利馬開張的“客家菜館”。
正因為採取了隱身的做法，客家人的文化傳統以及生活方式都很好地保留了下來。為了融入秘魯社會，在外生活的中國移民都在努力擴大自己賴以生存的天地，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染上當地的色彩。幸運的是，如今秘魯客家人身份已成顯形，加上中國貿易、投資、將“一帶一路”倡議自然延伸到拉美的現實環境，土生一代願意懇親、尋根、重塑關聯，從某種角度上說，在尋找合力建設想像中的共同體。
總而言之，目前中拉關係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密切發展，也需要加強學術上的交流，中國和拉丁美洲國家間的相互認知儘管在逐漸改善，仍有較大上升空間。移民的歷史也是社會的歷史，在秘魯，華人移民話題討論起步相對較早，然而資料和語言受限，話題和成果都較局促，即如謝寶山這樣的客家人工商業巨頭，也還沒有較理想的個案研究；反觀中國，海關檔案、區域社會史研究、文化人類學研究和現代化理論等如能結合秘魯視角，都能挖掘出具體而深入的課題。可以說，客家研究書籍的出版有利於發現對於兩國而言都相對陌生的客家人社群，直接關係到中國和秘魯對於各自文化身份的認同，借用汪暉教授的說法，“中國長期以來‘內生’於拉美”，而且擺脫了“殖民”的屬性，互信和合作便有了新的空間。值此2019年紀念秘魯華人移民170周年之際，中秘剛剛傳遞了“文明古國論壇”的接力棒，我們借此淺評，謹表對兩國人文交流的美好期望。
大多數秘魯華人都會說多種語言。除了當地通用的西班牙語以及克丘亞語，他們當中許多人還能說至少一種中國方言，如漢語、粵語、客語、閩語等。由於第一批華人移民來自澳門，所以他們當中也有一些人能說葡萄牙語。19世紀的許多中國移民從當時被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澳門出發，經過了四個月的行程，最後作為華工──或者說「苦力」──而在秘魯安頓下來。其他來自廣東的苦力隨後而至。在10萬華工中，95%是來自廣東地區，並且幾乎全是男性。在1849年到1874年，他們大多數被送到了食糖農園。隨著奴隸制度的終結，加上海岸的鳥糞礦場，以及海岸農園對勞動力的需求，華工直到19世紀末成為了主要勞動力，為秘魯的淘糞熱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苦力生活艱苦，近乎奴隸，因此他們也代表了歷史上從奴隸到自由勞動的一段過渡。其他的中國開拓者主要是在1912年民國建立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於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後來到秘魯。在1957年，說廣東話（中山話，四邑話等）的人構成了秘魯華人的大多數，其餘的人則是說客家話等其他漢語的。
當地的華人來自中國、東南亞的華人群體，包括來自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以及菲律賓的華人。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以及90年代晚期的印度尼西亞的騷亂與大屠殺事件之後，許多印度尼西亞華人也移民到了秘魯。這些新來的華人移民在秘魯形成了拉丁美洲最大的華人社區之一。
許多秘魯華人在20世紀60、70年代離開了秘魯。他們大多數前往了美國，被叫作美籍華人或者「華裔美國秘魯人」，而其他的則去了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亞、紐西蘭，或者回到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等地。
在其契約結束後，許多華人苦力都採用了原僱主的姓氏（這也是許多秘魯華人有西班牙語姓氏的原因之一）。一些重獲自由的苦力（以及之後的移民）建立了許多小型業務。這些包括「奇法」（秘魯的中餐館──這個詞語來自粵語中的「饎飯」）。卡蓬街（又叫利馬唐人街）成為了西半球最早的唐人街之一。不少中國苦力娶了當地的女子，其子女是華人、西班牙人、非洲人或美洲原住民的混血兒。秘魯華人還協助了鐵路的建造和亞馬遜雨林的開發。他們在那裡取液於橡膠樹、淘金、耕種稻子，以及與印第安人貿易。他們甚至成為了該世紀末在亞馬遜地區的首府城市伊基托斯的最後一批外來聚居人群。
鳥糞礦（Guano）是海鳥、蝙蝠和海豹的排泄堆積物，含有豐富的氮、磷物質，是一種很好的有機肥料，也含有很高成分的硝酸鹽，可用於生產火藥。但是由於其開採需要大批的勞力，而秘魯人口稀少，只有兩百萬人，因此初期即使強迫軍隊逃兵和囚犯開採，仍遠不足以滿足需要。秘魯政府原先曾考慮採用黑人奴隸和智利勞工（秘魯黑人奴隸至1856年才獲得解放），但因來源有限，於是將目光轉向了工資低廉的華工。
1849年，曾任秘魯臨時總統的多明戈•埃利亞斯（Domingo Elias）從國會取得了引進華人苦力在專產鳥糞礦的欽査三島（Chincha Islands）開採的特權，首批引進了75名。此後，華人契約工即源源來到了秘魯。據估計，從1849年至1874年，抵達秘魯的華工總數共達11萬人之多。其中數千人從事鳥糞開採，5000至10000人幫助修建通往安第斯山（The Andes）的鐵路，近八萬人從事於隨著鳥糞的輸出而帶動的甘蔗和棉花種植與出口。從1840年至1875年，秘魯的出口總額共增長了四倍，這是促成華工源源湧入的經濟基礎。
這個時期進入秘魯的華工，主要來自珠江三角洲一帶與粵西的肇慶、羅定，也有來自福建的。這些契約工當中，包含了相當數量的客家人。
從事鳥糞礦開採的華工人數雖不是最多，但卻是最艱苦的。在每個鳥糞島上開採的華人數目，從300至800不等，但處境卻與地獄相差無幾。不僅要承受一年365天從早到晚熱帶艷陽的直接照射，而且潮濕高溫，全年不雨，居住場所僅為最簡單原始的低矮竹棚而已，淡水與食物都需從島外運進。更難以忍受的是，海鳥、海豹排泄物經過千百年的堆積之後，其硬如石，每一鋤或每一鏟下去，粉塵四射，不斷被吸進體內，對身體造成莫大的傷害。然而這些華工卻被要求每人每天至少挖掘五噸，每星期工作七天，其作息條件，與真正的奴隸完全無異。
即使如此，工人仍動輒受罰，經常遭到長皮鞭抽打，因此，幾乎每天都有人試圖自殺。而一般工人的身體狀況也難以支撐到五年合同期滿，很少有人活過三年的。
這種非人的待遇引起了運載這些華工的船長和一些投資者的注意。1854年，一位船長向英國樞密院（英國君王的諮詢機構）揭發，因載運華工前往秘魯的船隻主要是英國船，英國外交部有責任提出交涉。經英國政府向秘魯抗議後，英國駐華貿易長官宣佈禁止英國船隻載運華工前往欽査三島。在壓力下，情況略有改善，如工人工資從每月4美元增加到8元，另由英國公司取代多明戈•埃利亞斯經營鳥糞礦的開採，並將殘忍不人道的工人總管開除等，英國駐華貿易長官於是宣佈取消英國船隻不准載運華工的禁令。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及其國內勞工階層的反對下，秘魯政府在1856年宣佈終止引進亞洲人勞工。這一年，秘魯也在英國人治下的香港設立了領事館。
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南方的棉花生產受到干擾，秘魯的大地主們紛紛將其土地改種棉花，對華人勞工的需求迫在眉睫。在地主們的壓力下，秘魯國會取消了禁止輸入華工的禁令，這一年重新引進的華工人數有1400多名。其後隨著棉花和甘蔗種植的擴大，對華工的需求不斷增長，此時正值中國太平天國亂事之後，以客家子弟為主的太平軍餘部紛紛逃亡海外，許多人也賣身來到了太平洋彼岸，成為開發秘魯從北到南海岸縱谷的主力。
通常這些華工都在利馬的口岸卡耀（Callao）上岸，在這裏檢疫後拍賣給種植園主。開頭時合同期為五年，後來又被延長到八年。工資與西印度各地一樣，每月四美元，包吃、包住和提供醫療。但事實上也是同樣遭到非人的奴隸待遇。據目擊者指出，幾乎每一所種植園都有一所監獄，華工們的境遇比奴隸好不了多少，許多人因為衛生條件惡劣而過早死亡。這些人吃不飽，住不好，工作過量，並且隨時挨鞭子，受盡各種酷刑。
1860年代受僱於美國密西根大學在秘魯從事科學考察的司提爾（J.B. Steere）親眼目睹，在種植園內，監工隨時一鞭在手，工人腳鐐手銬是司空見慣。他在一所種植園曾見過三、四十名華工，每人腳上扣著腳鐐，一隻手拎著粗重的鐵鍊，以防磨腳，另一隻手則拿著做工的鐵鏟，既是犯人，也是工人。據園主說，這樣做是為了防範他們逃走，而這些園主實際上掌握著華人僱工的生殺大權。
秘魯僱主的殘暴激起了華人僱工們的反抗。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初期，反抗事件層出不窮。秘魯一般大眾為之恐懼不已，反華情緒隨之高漲。
1868年，美國駐秘魯公使霍維（Alvin P. Hovey）接到了秘魯華人社團的求援申訴，內稱：「惡夷等恃富淩貧，喪良眛理，視合同如故紙，視人命如草芥。」經美國駐北京公使布朗恩（J. Ross Browne）接函轉交清政府後，恭親王奕訢請求霍維公使就地協助華工。1871年，利馬的福建、汕頭、廣東會館僑民循同一管道再度請求清政府救助，派遣特使前往秘魯調查。
1872年，一艘懸掛秘魯國旗的華工載運船隻因天候不佳停泊日本橫濱時，船上一名苦力跳水求救，為英國船隻救起，痛訴船上230多名華工被腳鐐銬住，遭皮鞭鞭打。另有跳水苦力為日方救起，也同樣痛責秘方行徑，日方被迫調查，將該苦力船扣留六個星期，所有華工交由清政府代表領回。
秘魯政府視此次事件為奇恥大辱，為了挽救聲譽，於1873年2月派出特命全權公使加西亞海軍艦長（Aurelio García y Carcía）前往中國和日本，尋求建立正式關係，獲得日本給予最惠國待遇，並簽定條約，雙方提供相互自由移民的優惠。
但是，清政府以秘魯長期虐待華工，對加西亞特使冷淡處理，後經英、美兩國公使斡旋，終獲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在天津接見。李鴻章要求秘方遣返所有華工。雙方經過長達兩個月的協商後，恭親王奕訢終改變心意，面告加西亞，表明中方同意簽署條約的意願。雙方於1874年在天津簽定了友好通商通航條約及保護移民特別協議。這項條約與協議開啟了清政府派遣駐外使節保護僑民的大門，也促成秘魯政府同意免費遣返合同期滿後願意返國的華工。次年，候補侍郎郭嵩燾派赴英國，任駐英欽差大臣。
1878年，人在美國的陳蘭斌奉派為駐美國、西班牙和秘魯三國首任公使，但因秘魯與智利正在進行交戰，未能前赴利馬呈遞國書；到1881年（光緒七年）由李鴻章門生香山縣人鄭藻如續任，於1884年赴任，在利馬設立了公使館，並建「中華通惠總局」，意在「通商惠工」，協助當地華人移民。這一機構，至今仍然存在。1874年後，葡萄牙關閉了華人契約工在澳門外移的大門。秘魯政府撥款補貼種植園主依據中秘條約開始聘僱自願受聘的自由華工。留下來的許多合同期滿華工，逐漸進入了秘魯商業領域，新舊移民結合，使該國成為南美洲最大的華人移民國，也成為南美洲最大的客家後人重鎮。
華人最初融入秘魯社會的嘗試是失敗的。早在400年前，就已經有華人到達秘魯，在此之前，華人的足跡已遍佈了美洲的許多地方，例如古巴以及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地區。19世紀，秘魯大力發展種植業，尤其是糖類作物的種植，因而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大量的非洲奴隸被販賣到秘魯。這樣的工作機會吸引了不少華人移民來到這片新大陸，他們成為了當地人所稱之的“苦力”。種植業的勞動十分繁重，工人得到的工資卻很微薄，華人的生存條件極度艱苦。在這樣的情況下，超過一半的華人到達秘魯後的8年內死亡。在不斷的剝削和壓迫下，苦力們開始集結起來進行反叛。與此同時，秘魯國內也發生了內戰。在軍事壓力和秘魯國內種族主義的盛行的情況下，華人社群最初的融合嘗試以失敗告終。
經歷了最後的失敗，華人開始嘗試用其他方式在秘魯立足生根。中國人開始在秘魯從事商業活動。在秘魯當地的西語裡，“我去中國人那兒”意思是“我要去買東西”。所有的日常必需品都可以在中國商店買到。中國商人開始成為秘魯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隨著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的提升，華人的後代進入了秘魯當地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的秘魯華人陸續開辦華人學校、診所，出版中文報紙、雜誌並成立了華人社團和慈善組織。華人在秘魯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隨著秘魯的種族融合，種族主義傾向也逐漸式微，中國人得以真正融入當地社會。
在學術界存在著許多關於秘魯華人的研究，但很少有人聚焦於其中的一個小群體——客家人。那麼，誰是客家人？他們從哪兒來？他們的建築又有著怎樣的風格。簡言之，客家人並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個不斷遷徙的群體的總稱。他們從中國的北部向南遷徙到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地，其中一部分還遠赴重洋到達了秘魯。客家人的建築具有高大、堅固的特點，常見的建築形式包括土樓、堡壘等。他們總是以群居的方式生活在一起，有時甚至可以形成千人社群。
在秘魯，關於華人移民的研究擁有30多年的歷史，卻始終沒有對小群體移民的研究。從數量上來看，客家人顯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們十分特殊。客家人最早在秘魯創立了華人團體秘魯同陞會，並把孝親敬祖、關公崇拜等傳統文化帶到了秘魯，建立了一些宗祠和寺廟。客家人在商業領域也十分具有影響力。19世紀末20世紀初，秘魯華人企業家謝寶山創立了寶隆公司，其業務涵蓋了海洋運輸、安保等領域，在當時算得上是全球性企業。在今天，客家人依然是秘魯商業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2023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