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在日本

客家人在日本

江彥震

客家人如何東渡日本，眾説紛云，遠古之時，即有傳説中的人物徐福，於紀元前210年左右，奉秦始皇之命，帯著3000童男童女東渡日本尋找長生不老之藥。第一次是秦朝28年，登陸三重縣熊野之後，徒勞無功，徐福回到山東。第二次是秦朝37年左右（紀元前201年左右），再次東渡，同様的取不到長生不老之藥，徐福不敢回國，就留下來了。據説，徐福是客家人，而且3000童男童女裏有不少客家人子弟，但是，這只是傳説，無從考證。

歴經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陸續有客家移民日本之傳説。其中，宋朝末年，也有大量移民日本的相關故事，但是史料鮮少記載。直到1875年，才有史料記載，清國（朝）第一位駐日使臣何如璋是客家人。其後，接續有為了逃離戰火及政治迫害而移居日本之説。

　　1980年代，有人撰文稱徐福可能就是最早移民到日本的客家人，其根據是元朝學者吳萊(1297－1340) 寫的詩《聽客話熊野徐福廟》「大瀛海岸古紀州，山石萬仞插海流。徐福求仙乃得死，紫芝老盡令人愁。」作者認為詩題中的“客”就是“客家”，而“聽客話”就是“聽客家人說”的意思。

　　另外在1994年，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在原有“徐福之墓”的基礎上興建了“徐福公園”，查閱當時的捐資者名單，發現有客屬社團“關西崇正會”的紀載。另據介紹，在每年夏季舉辦“徐福祭”的時候，都有一批旅日客家人前往新宮市的徐福廟祭拜。

　　2011年在廣西北海召開“世界客屬第24屆懇親大會”期間，「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的總會長陳荊芳更向媒體介紹說: 「( 我們) 每年用政府預算舉行祭拜客家祖先徐福的儀式，幫助客家文化在日本的傳承發展」。

　　由上可知，在日本的客家人之間流傳著『徐福即是渡日客家鼻祖』的說法。不過，這樣的傳說與其說是對歷史的一種解讀，毋寧視為在日客家人的一種精神信仰。按照已故學者中川學的說法，日本客家的徐福信仰是一種和“事實”相對照的“真實”。有時候研究“真實”產生的背景及當事者的心態，可能比還原“事實”更有意義。

然而以現代意義的客家人來說，何如璋一行是最先踏足日本的客家人，特別是黃遵憲，由於其詩歌、外交等方面的傑出造詣，在日本擁有較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實際上，黃遵憲還是促成客家子弟留學日本的先驅。20世紀初，黃遵憲的外甥黃簣孫、堂弟黃遵庚、四子璿泰、長孫延豫等親友在他的支持與鼓勵下，先後留學日本。眾所周知，從 1894 年甲午戰爭爆發到 1945年二戰結束，貫穿中日兩國歷史發展的主線是戰爭與對立。儘管如此，這段時期還是有一批客家人去了日本。例如，民國4年( 1915) 僅嘉應州一地就有194位客家人在日本留學，其中來自梅縣的有125 人，他們中有的來自“攀桂坊”和“留餘堂”。這批學子中有一些人後來選擇留在日本，成為移民。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隨著意識形態對立、階級鬥爭的深入，大陸地區的國門緊閉，老百姓移民國外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對身處山區、交通不便的客家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這段時期完全沒有發生大陸客家人移民日本的事情。1978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

　　從此，大陸經濟飛躍發展，人民的物質與精神文化生活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民間掀起了繼清末民初以後的第二輪留日高潮。在這些留日學生中，就有不少在學成之後選擇定居日本，他們當中同樣有客家人。

臺灣客家人移民日本直接受到了日本殖民主義政策的衝擊，和大陸的情況有所不同。但不管哪邊，在戰爭年代都有客家人被強制遣送到日本去做苦工的事實發生，這是“強制移民”的典型。與此同時，還有一些客家人為尋求商機、求學、與日本人結婚等個人原因自願移民過去，這屬於“自由移民”。

　　據「中國客家博物館」本館第一展廳“客從何來”的展示說，現在日本有 1 萬客家人，同樣的說法還出現在，羅英詳 1994 年發表的《飄揚過海的“客家人”》、宇默2004 年發表的《“移墾”文化特質造就特殊歷史地位—在日客家族群透視》等著作。這1 萬人是客家文化概念的算法，並不是行政上、民族上的單位區分，非政府部門的權威統計，無法確切統計，這是屬於主觀臆斷的成份居多。

　　欲相對客觀地把握在日客家的人口總數，最佳方法是先統計各地客屬社團的會員人數，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估算。因為但凡入會者，基本上都可以視為客家人，而且會員家庭成員資訊也造冊在案，容易把握。按照這樣的方法，保守計算在日客家人的總數約為 5千人。與此同時，在日華僑總人口約為 68萬7, 156人，而日本總人口為1 億2, 722 萬人。可見，客家人在日本是“少數派中的少數派”。

　　來源方面，日本的客家人大部分來自大陸和臺灣，極少數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其中，來自大陸的客家移民都是1980年代以後伴隨改革開放政策而來的“新移民”及其第二代，來自臺灣的基本上都是二戰前後過來的“老華僑”及其後代。

　　那麼，客家人主要分佈在日本哪裡呢? 雖然無法確切統計，但不難想像客家人在日本主要還是集中在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因為那邊基本上都有客屬社團的存在，說明當地有一定數量的客家人。此外，大城市人口密度大、流動性強，發展機會多，所以客家人也相對集中。不過，在日本沒有專門的客家村落或社區。即是說客家人在日本相對分散，彼此之間的聯繫不甚緊密。

　　同樣，想具體瞭解在日本的客家人都從事哪些職業、處在怎樣的社會階層，最好的辦法還是調查客屬社團成員的個人資訊。據此，發現客家人在日本從事各行各業的都有，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早期在日華僑安身立命、發家致富依靠的“三把刀”同樣適用於客家人。文化界自然不乏傑出的客家人，像教育學家鍾清漢、歷史學家戴國輝等在日本學界可謂聲名顯赫。在財界，雖然有像李合珠一樣的佼佼者，但如河合洋尚所指出的那樣，並“沒有出現像胡文虎、曾憲梓一樣具有代表性的大富豪”。

　　此外，在演藝圈也有客家人的身影，如祖籍梅州市梅縣區淞口鎮官坪村的知名女演員余美貴子。至於政界，則因為日本未開放參政權給外國人等原因，尚未聽過有客家人的事蹟。總之，隨著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深入，特別是日本政府積極吸收外國人才政策的實施以及中華圈經濟實力的日趨雄厚，有越來越多的客家人來到日本，成為各行業的精英。不過需要指出的是: 從事何種職業、取得怎樣的成就，這些多半是由各人自身既有條件、意願和努力程度決定的，和“客家文化”本身沒有必然聯繫。

　　迄今為止有證可查的，最早的客屬社團應該是1945年10月成立的“客家公會”。其代表人物是臺灣人范子唐。據河合洋尚報告，客家公會是個紅色革命組織，因為公會相當一部分的骨幹同時是左翼進步組織“華僑民主促進會”的成員，負責日本“中國通訊社”的日常運作。1955年范子唐返歸中國大陸，客家公會也隨之銷聲匿跡。

1963年 4月13日，在以李茶珍和彭鶴壽為代表的一群臺灣客家鄉親的推動下，新的客屬社團“東京崇正公會”在新宿宣告成立。值得留意的是，雖然該社團是在國民黨政府大員丘念台的鼓勵下成立的，創建後卻提出了“不問政治”“不問宗教”“不問國籍”的三大原則，沒有特別表現出親臺灣國民黨政權的姿態。1960年代中後期，受東京崇正公會的影響和啟發，分佈在日本其他地方的臺灣客家人也相繼建立了自己的崇正會，例如“名古屋崇正會”( 1965年) 和“關西崇正會”( 1968年) 。

　　1969年，“日本崇正總會”建立，成為統領日本各地區崇正會的頂層組織，由范添福擔任首任會長。1980年，在日本崇正總會的推動下，世界客屬第5屆懇親大會在東京成功舉辦。受大會的影響，“北海道崇正會”、“東北崇正會”、“九州崇正會”和“沖繩崇正會”也相繼成立。到1998年，日本崇正總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擁有八個分會的全國性組織。1999年，因應時代發展需要，日本崇正總會正式更名為『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 以下簡稱“聯合總會”) 。

　　遺憾的是，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會員老齡化的嚴重加劇，“聯合總會”開始出現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 1. 1980年代成立的北海道崇正會、東北崇正會、九州崇正會相繼停止運作; 2. 西日本崇正會( 1971 年成立) 被關西崇正會合併;  3. 東京崇正會的政治立場發生嚴重傾斜，導致一部分會員脫離，另行組織成立了關東崇正會。因此，日本客屬社團崇正會現在只剩下六家。其中，關東、關西、名古屋、沖繩等四個地區性的崇正會依然由“聯合總會”管理，東京崇正會則獨立運營。

　　崇正會( 特別是東京崇正會) 與其說是旅日客家人的組織，不如說是由臺灣客家人主導的，旨在促進台日各方面交流的半官半民組織。因為各崇正會會員中幾乎沒有來自臺灣以外的客家人，反過來知道有崇正會存在的其他地區出身的客家人也少之又少。特別值得留意的是，日本的一些政客會通過利用崇正會來加強與臺灣的政治聯繫。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崇正會以外，日本還有一個和客家有關的社會性組織，即“亞洲文化總合研究所”的下屬機構“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它是由前面所提到的教育學家鍾清漢在 2004年7月25日推動成立的一個國際客家學學術組織。由於該協會和一般意義上的客屬社團( 如崇正會) 有著本質區別。

　　客家文化的形成是個極為複雜的動態過程，個中既含傳承又有嬗變。中日兩國雖然在文化上有許多近似之處，但始終是不同的社會。生活環境的改變必然帶來客家文化的改變，因為“文化”本來的意思就是人類適應環境的手段。當客家人移民海外時，除卻隨身所帶的有限物件外，基本上只能把無形的東西帶過去，待各方面條件成熟了才有可能把有形的東西再現出來。即是說，客家文化在日本傳承，有兩樣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那就是時間和意識。

　　第一，這裡講的“時間”，實際上包括兩層含義。1.從通時的角度比較前後幾代人對客家文化理解和實踐的異同。需要注意的是，移民的第一代未必就與一個世代的人重合。2. 從共時的角度比較同一代人對客家文化的繼承程度。需要注意的是，客家人到日本後不僅會受到日本文化的衝擊，也難免受到其他移民的影響。其次，並非所有移民日本的客家人都有高度的文化自覺。他們的客家觀，很多是來自媒體的宣傳和介紹，客家文化對多數人而言只是個熟悉而茫然的概念。儘管他們也自認為是客家人，但客家文化是否該傳承下去、該如何傳承下去等問題對他們來說不是現實而緊迫的。

　　客家文化本身的多樣性不可忽略。如前所述，歷史上移民日本的客家以臺灣人為主流，而臺灣的客家文化與大陸的客家文化本身就有差異，到達日本後隨著時間的流逝又不斷發生新的變化。事實上，在日本體驗到的客家文化，往往是日本化了的臺灣文化或者只是冠以客家之名的日本文化。另一方面，縱然客家人有“甯賣祖宗田，毋忘祖宗言”的名訓，但大多數在日本的客家人還是像在印尼的閩南人一樣，無可避免地“三代成峇”。這是大陸移民的情況，那麼更早來到日本的臺灣客家又是如何呢? 在此引用關東崇正會會長周子秋的話說就是: “一代已凋零、二代均高齡、三代不關心、四代被同化”。也就是說，臺灣的客家移民由於在日本的時間更長，被同化得也更早、更徹底。當然，從另一個方面看，客屬社團崇正會幾十年來的努力也告訴我們: 客家文化在日本沒有消失。即使丟失了母語，卻依然保持對客家身分的認同，這樣的客家人在日本並不在少數。

　　崇正會臺灣色彩濃厚的事實至少說明兩個問題: 一是長期以來在日本很少有臺灣以外的客家人存在; 二是地域性大於族群性，即人們更傾向於小範圍的團結，因為彼此之間的同一性更大。日本的客家人口總數約在 5 ,000 人左右。他們基本來自臺灣和大陸，大多數選擇在大城市定居。從事各種行業的人都有，大部分是普通人。日本沒有專門的客家村落或社區，除了專門介紹或研究客家的書籍外，在日本很難實際感受到客家文化的存在，偶然能體驗到的客家文化如“客家料理”等往往是日本化了的臺灣文化或者冠以客家之名的日本文化。客家文化本身的地域多樣性和變化不可忽視。

　　客家人移民日本呈現出兩個明顯的特點。1. 階段性:從晚清到民國時期，既有來自大陸的也有來自臺灣的; 二戰結束特別是在 1950年—1980年代，以臺灣人為主;1990年代以後大陸人反而更多。2. 地域性: 臺灣客家直接受到了日本殖民主義政策的影響。

　　日本最大的客屬社團是“崇正會”，它從成立至今一直由臺灣人主導，為客家文化在日本的傳承做出了積極貢獻。但總體而言，日本的崇正會發展到今天，與其說是客屬社團，不如說是旨在促進台日文化、經濟等方面交流的半官半民組織。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社團本身的作用在不斷被削弱。加上成員人均年齡的增大和新生力量的缺失，崇正會正面臨著巨大的生存挑戰。客家文化在日本既有傳承又有嬗變。多數移民日本的客家人並沒有特別的客家文化自覺意識，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每天都受到日本文化和其他族群文化的影響而發生改變。儘管一部分人仍保持對客家的認同感，但他們中的多數已經失去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徵。[2018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