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府國策顧問聯誼會成立大會

總統府國策顧問聯誼會成立大會

會長 劉盛良 致詞稿

敬愛的馬總統、吳副總統、洪主席以及各位德高望重的國策顧問同仁 大家晚安：

五月20日，馬總統與吳副總統任期屆滿，功成身退，其敦聘之無給職國策顧問亦同進退，為了延續大家多年來的情誼，並願作為政府建言的平台，和關懷服務社會大眾的橋樑，為社會永續發展再盡一份心力，特別成立「總統府第十二、十三任國策顧問聯誼會」。

「國策顧問」係來自全國各界的優秀菁英，人才濟濟，臥虎藏龍，過去對政府施政，曾經提供頗多建設性建言，對國家社會貢獻良多，本「聯誼會」主要的目的是凝聚感情，為國惜才，偶有相偕參訪旅遊，但基於心憂天下，關心國事，大家志同道合，有緣相聚。所以在聯誼會大家輕鬆自在，友誼互動，沒有任何法定任務與權責，入會者每年繳交會費5,000元，以自給自足為原則，預定每三個月舉辦聚餐一次，分由居住於北、中、南、東地區之會員，輪續作東，安排餐會或演講、參訪或旅遊節目，互相交流切磋，維持良好互動，並讓每次活動都能留下美麗回憶，增添各位人生的繽紛色彩，營造溫馨洋溢的聯誼會。

目前，已有近50位國策顧問齊心認同本會成立的宗旨與核心價值加入本會，誠摯邀請每一位國策顧問加入本會，一同與各界賢達交流歡聚，關心國事。

馬總統執政八年期間，由於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堅持「不統不獨不武」，開創了兩岸之間六十多年來最和平繁榮的兩岸關係。同時為台灣免簽證國家從54個增加到164個，大幅提升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能見度。來台旅遊的觀光客從每年330萬人次，擴增到1000萬次，成長幅度之大讓世界各國刮目相看。這是馬團隊創下的輝煌政績，讓人懷念。應可獲頒諾貝爾「世界和平貢獻獎」。

劃時代的「馬習會」，為馬總統開創歷史高峰，未來要確保兩岸的和平穩定還是要借重馬總統的威望，雖然馬總統執政期間與大陸簽署23項協議，不過這些協議大致是屬於經濟社會層面的議題，而政治與軍事層面的議題並未觸及，以致兩岸嚴格來說目前仍處於「準內戰狀態」。「兩岸結束法理內戰」應該是國民黨可以著墨的重點，我們期盼馬總統在世紀的「馬習會」之後，能「再一次馬習會」與大陸洽簽結束內戰的「和平協議」，勇敢的向台灣人民證明國民黨存在的價值，同時為馬總統與國民黨再創歷史高峰。

2018自由民主論壇

 2018自由民主論壇

報告人：劉盛良(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暨退休人員聯合總會 總會長)

題目：造成民主危機的挑戰是什麼？有解決方法嗎？

一、全球化與民主

「全球化」對於各國所帶來的挑戰，在台灣似乎大部分人只看見產業競爭力的問題，以及農業產銷失衡和勞工的失業問題，而很少對其本身的政治意涵做進一步反思，特別是其對國內民主的挑戰。

事實上，全球化可以說是對幾世紀來的現代民主體制提出全新挑戰。全球化對民主的根本傷害，乃是在於「市場的要求對民主選擇的範圍提出重大限制。」因為既有的民主體制或對民主的想像都是以民族國家為主要範疇，但是當前的全球化卻使得民選政府的經濟決策能力大為受限，多國企業和國際經濟組織則取得重要的經濟權力。

面對這個問題，很多人提出建立全球體系的民主制度。不過，全球化對民主的挑戰就不只在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層次。全球化所意涵的與全球經濟的整合（包括貿易、生產和金融），以及為達到這個經濟對外整合所必須採行之「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策略」，都會以不同方式影響國內民主；對新興民主國家而言，則是會威脅民主鞏固的進一步發展。

全球化的基本意義就是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體系更緊密整合，而這在當代已經被視為一種經濟發展教條。但這個經濟整合不僅將擴大國內社會不平等，也會造成國內的新政治分歧，而這將進一步傷害社會內部凝聚力，並降低民主審議(deliberation)的可能。

全球化固然多少是一種現實，但也是國際霸權體系為了鞏固利益的政治意識型態，在國際經濟組織和強國的推動下，迫使各國採取同樣的經濟政策。彼得．益溫斯(Peter Evans)就指出「在現在的國家秩序中，盎格魯薩克遜的意識型態處方已經被鐫刻在正式的遊戲規則上，使得每一個國家都必須遵守，否則就成為世界邊緣人」。

這就牽涉到晚進民主化中的重大議題：即所謂「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雙重轉型的兩難。對許多面臨經濟改革的國家而言，全球化所開出的意識型態改革處方，要求一套正統的經濟策略，而會使得民眾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這將使他們不支持經濟改革，或不信任新興的民主制度。

在台灣由於政黨輪替導致國家處理危機的制度性能力減弱；而且經濟整合所造成的社會分歧；另一方面，由於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特殊關係及既有的國家認同衝突，而使台灣民主鞏固面臨新的試煉。

二、經濟轉型與政治民主

(一)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的兩難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與之前最不同的特徵，就是許多其必須同時進行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論是東歐、拉丁美洲或是亞洲。但是，由於當前全球化壓力下所推動的經濟改革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所以和民主改革乃是具有互相矛盾而衝突的邏輯。

民主化的邏輯是開放各種社會及政治力量，讓其可以介入政治場域表達利益、參與決策制訂。但是經濟改革，姑且不論是否一定會帶來經濟成長，卻必然在改革獲得成果前就先造成受害者。

尤其是目前正統的經濟改革策略，乃是由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及美國官方和企業界所主張的新自由主義策略，要求解除市場管制、開放國內市場、與全球經濟進一步整合、削減公共支出及社會福利等。

因此不只傳統意義下的勞工容易成為被犧牲者，原來被視為鐵飯碗的公家部門也會成為裁員目標；或者在國內保護市場下的既得利益者也會起而反彈。但新出現的民主體制則提供了這些不滿的聲音，以選票或街頭抗議的正當機會，進而對這些經濟改革政策提出挑戰。

這個時候新興民主政府會面臨兩難。一種是政治菁英可能會為了持續在位，而停止不受歡迎的政策，導致經濟改革停擺，或是不斷搖擺。但另一種可能則是政治菁英會更集中權力來推動政策，例如違反其選舉承諾，將法案強行通過國會，或以行政命令規避國會逕行決定等等。而不論是搖擺的經濟政策無法挽救經濟，或是人民無法承受經濟改革短期陣痛，乃至政治菁英不遵守民主制度遊戲規則，都將導致人民失去對新生的民主制度的信心。

最近一份對於拉丁美洲新興民主國家所做的調查就指出，幾乎所有國家（除了墨西哥）對民主的支持度都比過去大幅下降。其原因，研究指出，是民眾對民主體制的運作不滿，而這個不滿，主要是來自經濟處境的不滿。同樣，在東歐，許多舊共產黨人也在人民對新民主制度的不滿下重回執政寶座。

而台灣，由於政黨輪替使台灣民主轉型跨入新階段，過去經濟轉型不成功的問題又在全球不景氣下暴露出來，遂使得台灣雙重轉型的矛盾更加惡化。

(二)台灣：政黨輪替、經濟危機與民主鞏固

台灣的雙重轉型的矛盾，在九零年代就已逐漸顯露許多徵兆。如執政黨一方面希望推動產業升級與經濟自由化，但是又欲獲得傳統產業的政治支持，或給予各種新利益團體特殊好處，結果導致台灣經濟轉型與自由化都很有限。其後果就是台灣的經濟改革遲緩不前。

但當兩千年政黨輪替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最終試煉，而對台灣既有政經權力帶來巨大衝擊時，這個經濟改革與民主改革邏輯的矛盾也徹底凸顯。

2001年，台灣面對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當年第二季經濟成長率是負2.35%，全年成長率可能創歷史新低；失業率亦迭創歷史新高。這個經濟危機，加上適逢政黨輪替，為台灣的民主鞏固設定了新的脈絡和政治議程。經濟危機是否會威脅新興民主，關鍵的問題在於制度性變項：越能集中權威的行政權力最能處理經濟和政治危機。相較於政黨輪替前的舊政權，新政府無法有效發動政策解決經濟問題，使得民眾不但對新政府的能力提出諸多批評，也開始懷疑民主制度的運作──這正是當前台灣的政治民主的挑戰。

三、經濟整合、國家認同衝突與對民主的威脅

(一)全球化與新社會分歧

全球化會造成的社會不平等（不論國內或國際）已經是另一種老生常談。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社會不平等不只是傳統工業社會中的階級矛盾，而是一種新的社會對立；如傳統上被視為安全的公部門，也會面臨工作不穩定的危機。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者丹尼羅德利(Dani Rodrik)精確地描述這個新社會矛盾：「全球化的後果將逐漸形成一組新的階級對立：能在全球化經濟獲利者和不能的人之間，能分享其價值和不能的人之間，能分散其風險和不能的人之間」。

這段描述的真意在於，這個新社會矛盾不只是經濟利益的，也是價值層次的衝突。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rgration）的代價很可能就是社會的分裂或不整合( social disintergration)。一位西方學者就觀察到：「一個新的分歧在墨西哥出現了：這個分歧將把那些被整合入美國經濟的人，和那些沒有被整合進去的人給分開了；將那些相信墨西哥的政治仍能決定他們命運的人，和那些相信最影響他們的決策是在華盛頓的人給分開了；將那些在資金、貨物的全球化過程中被邊緣的人，和那些能從這些資金或貨物的全球流動獲利者給分開。」

在台灣，我們也逐漸看到這種情形。隨著中國大陸市場的開放，台灣有越來越多的資金和人移動到中國大陸，這些人主要是大企業或中小企業主，以及高級管理人員或專業人才。而如同上述理論指出的，隨著兩岸經濟的持續整合，台灣內部也將浮現新的社會分歧：即那些有能力在中國市場或股市獲利、並且更關心中國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狀況者，和那些無力移動到「大陸」，只能看著老闆關廠而面臨失業，或者看著大企業在台灣留下龐大債務，把錢拿去大陸投資，承受台灣經濟惡果的弱勢民眾。前者在台灣開放三通和戒急用忍政策後，將對政府幾無所求，也和台灣經濟、社會政策漸行漸遠。這個分歧還不只是經濟利益上的：這群在大陸工作者，及其子女，也將和以台灣為主要生活經驗者，形成更巨大的社會隔閡和價值差異。

台灣和墨西哥所面臨相同的特殊情境是，小國經濟被高度整合在鄰近大國經濟體之下，所以所謂「全球化」似乎就等於「中國化」──不論是目前經濟現實，或是對未來經濟策略的主流想像。這也使得原本丹尼羅德利(Rodrik)理論中指涉的贏家是在各國間流動的多國企業、高技術人員，但在台灣和墨西哥的例子中，這些向外移動的贏家卻是集中在一個單一市場，所以他們的利益更一致，也使這個社會矛盾更聚焦、對立更分明。

(二)國家認同衝突與民主鞏固

但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這個社會矛盾將意涵著不同社會部門及政治團體，在基本價值和公共政策出現不可化解的基本衝突，而影響民主鞏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會衝突本身沒什麼了不起，因為民主政治本來就是解決利益衝突的一套機制。或者說，民主政治的精髓就是在於政治社群的所有成員，願意去參與這個國家的公共政策辯論，願意去透過政治妥協來解決他們的衝突。如伯諾可立克(Bernard Crick)所說：「不同的團體會凝聚為一個社群，是因為他們實踐政治，而不是因為他們對基本政策有共識。」

但問題是，「全球化是不是會藉由降低具有國際流動性的群體的政治參與，而弱化了社會凝聚力、惡化社會分裂？」。例如當某團體的經濟利益對國外政策比國內政策更敏感，則會減低他關心國內政治與經濟政策的誘因。試想，當一家企業大部分的資金都放在中國大陸時，到底他會比較關心中國的外資管理政策或總體經濟條件，還是台灣的經濟政策呢？用歐伯賀斯門(Albert Hirschman)的比喻，當資本家有「退出」(Exit)的選擇時，他們在國內表達「聲音」(voice)──即參與政治決策的誘因可能就會降低。

在台灣，這個問題卻和墨西哥或其他國家有巨大差異：這個由於對外經濟整合所造成的內部社會分歧，是鑲嵌在原有的國家認同衝突脈絡中，使得這個新社會分歧負載了多重意涵，也對台灣民主的發展提出全新的挑戰。

吳乃德(1997)曾經申論米勒(J.S.Mill)分析國家認同對民主的威脅：(1)國家認同的衝突讓公共政策的理性討論成為不可能。(2)由於人民缺乏同胞的感情，社會終將缺乏民主政府運作所必要的團結一致的公共輿論。(3)國家認同的衝突將使得一個國家具有兩組的政治領袖，而任何一組都無法獲得全部人民的信任。

國家認同衝突，和全球化產生的社會緊張，是以類似的方式在威脅民主政治的基礎。所以問題就在於，原本全球化對國內民主的威脅，在台灣卻由於其所造成的社會分歧是和原有國家認同衝突有所重疊，而彼此加強力量，從而對台灣的民主鞏固產生深遠影響。

台灣的民主化動力乃是和國家認同的衝突乃至省籍矛盾糾纏不清。但隨著民主化中選舉競爭的拉力，加上外在中國威脅的拉力，促成台灣民族主義朝向公民式民族主義出現。就在世紀末的前夕，台灣十多年來不論是國家定位或國家認同的分歧，出現匯流的趨勢。

但誠如朱雲漢和林繼文在論述台灣百年來的國家建立和民族認同爭議的文章中，結尾提到：「台灣和大陸間經濟互賴的深化，越來越多台商和移民在大陸生活….必然會使台灣人認同的鞏固複雜化」。我們的確認為兩岸經濟擴大來往的趨勢，和國內民眾對一國兩制的支持，以及政治菁英立場在兩岸問題的分殊化──民眾的立場本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菁英動員出來的──這兩個現象是密切相關的。

特別是政黨輪替這一年，一方面台灣經濟節節滑落，另一方面，台資及台灣人快速流動到中國大陸，而使他們的經濟利益被緊緊綁在中國土地上──這正是對外經濟整合所造成的國內分歧。只是在台灣，兩岸經濟的整合被視為是台灣經濟的唯一出路。中國大陸，成為纏繞台灣政治和經濟想像的「魅影」(phanton)。這使得即使許多目前沒有移往中國的人，也認為個人及台灣的希望在中國大陸。

因此，這個經濟利益和價值的社會分歧很可能會逐漸取代過去的省籍或統獨分歧。當然，這個論證還有待進一步檢證，包括其和民族認同（自認是中國人或台灣人），統獨選擇，乃至對兩岸經貿的意見之間的關係。但目前，許多人都已經觀察到部分原本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企業家或政治人物，當其經濟利益和大陸發展緊密結合，亦逐漸改變對兩岸經貿政策，甚至台灣前途的看法。

兩岸經濟整合是否會使原來國家認同的暫訂妥協，以不同的面貌產生衝突？這些問題或許都還是未來式。但如果一個政治社群內的成員對國家無法產生共同認同，將使得民主的運作無從可能。正如比較政治學大師羅斯托(Rustow)在三十年前提醒我們的，「民主是一個由暫時多數來統治的制度。為了讓統治者和政策可以自由地變換，國家疆界必須延續，公民的組合也必須有持續性。」而「一個想要成為民主的國家，絕大部分公民必須對他們屬於那一個政治社群這件事毫無疑問、毫無保留。」而林斯和史德朋(Linz&Stepan)則說：「民主是一種國家的統治形式。所以除非其先成為一個國家，否則沒有一個現代政體可以達成民主鞏固。」

四、結論：以徹底民主及社會正義為主軸的CBD

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對各國國內所施加的經濟改革方向，以及對外經濟整合的壓力，會影響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鞏固：這正是未來台灣面臨的重大挑戰。前者使得台灣舊有經濟發展模式出現問題，而新自由主義經濟策略的社會成本又不斷浮現，再加上政黨輪替後的民進黨政府缺乏足夠的資源與制度性能力來處理危機，遂導致政府的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 )，並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民主體制的信心。另一方面，兩岸經濟整合做為全球化的一種特殊形式，不僅如其他國家形成了新的國內社會矛盾，更特別的是，這個社會矛盾乃是鑲嵌於台灣既有的國家認同衝突的脈絡中，因此強化、轉化原來的國家認同衝突----目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支持一國兩制的比例上升，而這將嚴重威脅台灣的民主鞏固。

台灣民主前景面臨的另一個嚴肅考驗，乃是中國大陸的強勢崛起影響台灣內部選舉，更遑論其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面對這個國家安全與民主威脅，CBD（以群眾為基礎的防衛體系）無疑是一種重要出路。

CBD強調的是超軍事的武器系統，以及群眾動員。但正如歷史上，國家對民眾的動員總是伴隨著公民身份及其相應的一套權利──即公民權(citizenship)──的賦予，所以要讓群眾成為國防的新基礎，也同時必須賦予民眾更多的權利，才能讓其願意參與，並強化凝聚力。

換言之，CBD必須建立在徹底的民主實踐與社會正義上。就前者而言，民主必須落實在更草根的層次。面對全球化造成的社會分歧，唯有透過讓民眾不斷在生活各層面(從社區到全國事務)參與公共事務的審議、討論，讓民主真正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才能對抗全球化帶來的離心力，也才能建立民眾防衛的基礎。

CBD的另一個基礎乃是社會正義。面對全球化帶來的高風險，以及經濟改革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台灣必須建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尤其是，相較於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和社會安全乃是台灣的絕對長處。唯有在這兩原則的實踐下，民眾可以被賦予力量，可以感受到這個社會的基本制度是合理的，那麼他們才會願意獻身於參與國家的集體防衛，這也才真正是台灣國家安全與民主發展的唯一道路。[20180606]

國策顧問聯誼會會長劉盛良序

國策顧問聯誼會會長劉盛良序

本書作者江彥震與本人共事相知十餘年，本人當選「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時，他即擔任總會文宣部主任，本人每次代表「世界客屬總會」出席海內外各項客家活動的場合，多借重其文筆撰寫文稿，以便發表演講或在媒體發表文章，頗獲得各界的好評，尤其是在總會主辦「世界客屬第二十一屆懇親大會」期間，大會委派其主責各項論壇活動，並主編大會特刊等，正好發揮其所長而有傑出的表現，為總會建立口碑。

之後本人又獲中國國民黨提名，連續當選兩屆不分區立委的職務，乃請江彥震轉到立法院工作，由其負責法案的處理，質詢稿的撰寫，選民服務的辦理，也都能勝任愉快，本人曾經獲得評鑑第一名立委之榮譽，江彥震出力不少。

2012年初，本人陸續擔任五屆立委的公職生涯告一段落，正準備解甲歸田，恢復平民百姓的身分，未料不久卻欣聞，榮獲總統府敦聘為「國策顧問」之榮銜，此時江彥震已遷居龍潭鄉間，渡其退休生活，然而為不辜負層峰厚望，於是又再度邀請其回台北負責國策顧問辦公室的工作，而且每一次國策顧問座談之前，都能夠提供書面的國是建言作為與總統座談的建議資料，對國家社會多所貢獻。或許本人在每次國策顧問座談時都有耀眼的表現，所以在卸任後，同仁成立「總統府第十二、十三任國策顧問聯誼會」，本人竟然被推選為會長。

這段期間由本人擔任理事長的「中華世界民族和平展望會」秘書長林烈豪也已屆耄耋之齡，告老請退，正好請江彥震接續其秘書長之職。兩年來也把展望會辦得虎虎生風，活了起來，會務越來越旺，不但獲得馬總統及政商名流的青睞，還獲得媒體的普遍肯定。

去年8月31日，本人雖已是退休之齡，仍被選為「中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理事長，兩岸客家交流工作江彥震也非常熟悉，因此請江彥震兼任該會之副秘書長，以協助會務發展。

據本人所知，江彥震閒暇之餘喜好筆耕，經常撰寫有關客家文化、客家地區鄉土民情、歷史故事、客家傑出人物傳記，以及關於時事評論等文章，投諸報端或期刊、雜誌等媒體，每每引起熱烈迴響。

由於江彥震的文章經常見諸各類媒體，累積相當知名度，因而各個地方舉辦論壇，多會邀其撰稿，參與論壇，乃至成為相關學術論壇之常客，而被歸類為學者專家。同時也被龍岩學院的『閩台客家研究院』聘為客座研究員、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聘為顧問、以及台北的《客家雜誌》顧問、世界客屬總會顧問、台北市中原客家崇正會顧問、龍岩《環球客家》雜誌簽約作家等。

2007年江彥震在《環球客家》期刊發表一篇〈台灣南部客家文化重鎮–美濃〉的文章，竟然被大陸梅州市引用為各中學畢業考試語文試題題目。此後大陸其他地區幾乎每年多有學校引為考試試題，為兩岸文化交流跨出了一大步，也大大的提升了『台灣美濃』的知名度。

綜上所述可知，在江彥震的履歷生涯當中，從任職《中國時報》開始在媒體啟蒙、學習、訓練，歷經客家社團的歷練、國會生態的體驗，加上其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已經培養成為學驗俱豐的傑出人才和勤於筆耕的「一枝健筆」，尤其對客家的發源、遷徙、繁衍、各地的鄉土民情，以及文化內涵、「客家精神」等多有透徹研究與心得，堪稱客家學界的「後起之秀」。

 劉盛良 敬筆  2016.7.6

國民黨如何從谷底翻身

國民黨如何從谷底翻身

報告人：劉盛良(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暨退休人員聯合總會 總會長)

今年年底將舉行「九合一」的地方選舉，這次選舉可能會能讓國民黨得到再次崛起的機會，也有可能讓國民黨又一次重創。端看國民黨能否從谷底翻身。

2016年520台灣第三度政黨輪替，自民進黨重返執政以來，國民黨的前途充滿著坎坷，擋不住民進黨提案的年金改革、《勞動基凖法》修法也沒爭取到選民的信任、《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和不當黨產的相關法律通過、「去蔣化」、「去中化」在政客、名嘴推波助瀾下，製造社會仇恨對立風氣變本加厲，對國民黨而言在在都是嚴厲考驗與挑戰。

在台灣重整再造快要70年的國民黨，今年要面對的問題的確是不少，例如黨史被民進黨政府認定是“政治檔案”、必須交歸國家所有，國民黨名下的黨產一件一件地被當局檢查產權、過去的歷史也被一條一條的翻出來檢視。

本黨將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就以今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來說，目前本黨一些獲得提名的黨員或許不見得能夠給選民耳目一新的感覺，但是也有黨員同志在地方上“默默耕耘”，如今反而對民進黨提名候選人造成威脅、甚至有望贏得勝選。

蔡英文政府在《勞動基凖法》的修法、同性婚姻的立法、能源供電、空氣污染、兩岸對立，互不往來造成觀光慘業和農產品過剩滯銷，農民血本無歸等等問題上的做法，導致支持者的不滿，甚至影響到了地方首長的支持度，這些支持者雖然未必會在選舉的時候將自己的選票投給國民黨，但是這股不滿的氣氛未來會成為民進黨動員支持者時的障礙，就像2014年選舉時國民黨面臨的問題一樣。

雖然本黨能否因為民進黨或者蔡英文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不斷下滑而獲益還有待觀察，但是這也顯示本黨在年底的選舉中很有希望翻轉的態勢。

在台灣這塊土地，「中國國民黨」這面招牌，感覺既遙遠又沈重，縱使蔡英文政府民調始終低空迴旋，欲振乏力，但這種民意支持的取向，國民黨並沒有佔到便宜，前副總統吳敦義成為國民黨新共主，能否引領台灣人民勾勒願景，迎向未來，讓全民有所期待？誠為本黨艱鉅的試煉。

政黨存在的意義在於達到執政的目的，國民黨早期以黨領政，黨國不分，時至今日，國民黨應該定位為一部選舉機器，致力黨務改革，創新內造，旁徵博引，廣納建言，走入基層，傾聽民意，尊重黨員，研擬更符合民意的政策，跳脫從上至下父權號令指揮的傳統窠臼，建構由下而上的民主化意見傳達機制。黨工的心態亟待重新調整，因應現階段社會大幅度的變革，符合社會觀感和人民期待。

2000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國民黨的定位已然轉型，國民黨以往是革命政黨，二十世紀轉型為民主政黨，黨的任務就是透過選舉取得政權，黨工必須具備高度機動作戰能力，獨當一面，經營基層，拓展組織，發展黨務。

遺憾的是，舉世翻騰躍進，唯獨國民黨仍沿用上個世紀墨守成規的舊思維因應瞬息萬變的新時代考驗，黨工的心態僵化保守，因循苟且，偷安怠惰，笑罵由人，我行我素，始終「以不變應萬變」，政權不失也難！

國民黨地方黨部主委歷來沿襲舊制，採取「空降」、「官派」方式產生，既無地方淵源，又無情感連結，「三年官、兩年滿」，每每總在敗選後一走了之，徒增派系對立，製造地方矛盾衝突，一再讓黨受到傷害，吳敦義接任主席後，首度辦理全國1０個縣市主委直選，已經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催生國民黨地方縣市黨部主委全面直選，由具有民意基礎的地方民代或首長擔綱，凝聚地方幹部情感，加強黨員互動向心，整合黨員同志意見，是下個階段亟待努力的方向。

國民黨以往的黨工坐領高薪，黨產被清算後，不妨參照慈濟、佛光山、法鼓山等宗教團體，朝「黨工志工化」的目標努力邁進，結合各界資源致力社會公益，奉獻慈善志業，加強黨工在職訓練，職場再教育，重新調整心態，建構正確觀念，勇於為黨的政策辯護，捍衛國民黨的核心價值，因應時代潮流所趨。

關於人才培養，百年老店國民黨總是循規蹈矩，按部就班，向來都不是一蹴可幾，黨員若想透過選舉爭取出線，總得論資排輩，依序交接，慢工出細活，長期以來，始終講究黨內倫理、輩份、排序，欠缺人才培育計劃，權力接班早已面臨嚴重的斷層危機。積極培養新人，紮根基層，落實地方，廣開年輕人參與黨務改革大門，暢通新世代參政之路，是國民黨現階段的當務之急。

早期國民黨「無孔不入」，政黨的觸角深入校園、軍隊、機關單位、社團組織吸收黨員，拓展組織，1987年7月16日台灣解嚴，政黨全面退出軍隊、校園和各級組織，校園「知青黨部」偃旗息鼓，軍隊「培根計畫」銷聲匿跡，各級黨部戛然終結，停止運作，宣告走入歷史。

時至今日，高中職以上大學院校，擁護國民黨的年輕學子，往往會被同儕貼上反動勢力的標籤，被扣上封建守舊的大帽子，被對手陣營歸類為保守落後的舊勢力，被譏諷為應該掃入歷史的灰燼。

國民黨的青年軍，在校園總是隱性的極少數，噤若寒蟬，動輒得咎，彷彿做錯事的孩子，畏首畏尾，見不得人，曝不了光，只能在檯面下默默進行串聯。

近年來，在社會各界高喊政黨退出媒體、校園和軍隊的同時，民進黨的政治操作卻悄悄滲透進入校園，吸收黨員，發展組織，拓展黨務，民進黨正步上國民黨的後塵，支持民進黨的校園年輕族群，被形塑成新潮、先進，代表前衛、改革力量的新希望，永遠站在時代的尖端，支持者不僅義正詞嚴，公然挺身而出，日常生活當中，甚至在檯面上大喇喇地成群結隊，糾團上網，網路霸淩，風起雲湧，主導議題。

從2014年318太陽花到2015年反課綱兩波學潮，青年學子和民進黨之間「剪不斷，理還亂」曖昧的臍帶關係，這是時下臺灣社會，對於青年族群政黨傾向的普遍認知和既定印象。

國民黨墨守成規，守舊迂腐，不諳網路族群法則，長期缺乏有系統的主張論述和政策辯護，沒有足以讓年輕人內心深處悸動的感人訴求，更沒有讓年輕人施展抱負、發揮創意的政治舞臺空間，在在都是黨務發展疲軟乏力的關鍵因素。

面對3C產品充斥，時下政治人物與時俱進，不得不轉型行銷，爭取曝光，從早期的個人網站、部落格、噗浪、推特，到晚近的社群臉書FB、LINE，想在政壇掙得一席之地，如果不結合3C網路，肯定自絕於選民。國民黨唯有老店新開，以新思維拓展新道路，融入新媒體，開創新格局，如果不能與時俱進，終將被時代淘汰。

歷經2014年318太陽花，以及2015年高中生反課綱兩波學潮衝擊，以往對政治絕緣的年輕族群不再冷默，國民黨在本屆九合一和總統、立委大選兩度被徹底打趴在地上，年輕族群首投族撼動選情，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首投族崛起的衝擊，世代交替，傳承接班，蔚然成風，形成時下台灣政壇的民意新主流，尸位素餐的老面孔已不討喜，遭到選民全面唾棄。國民黨是百年老店，舊瓶必須裝新酒，老店必須重開，如果不懂得傾聽人民心聲，不能與時俱進，國民黨終將被時代淘汰。

舉世瞬息萬變，國民黨不能再以不變應萬變，必須破釜沈舟，痛定思痛，爭取新世代年輕人感動認同。唯有加速世代交替，用人唯才，拔擢年輕人躋身政治舞臺，從地方紮根，透過選舉，從基層培養未來人才進入各級政府，進入國會，國民黨才可望浴火鳳凰，展翅翶翔，國民黨能不能確立核心價值，找回創黨精神，維繫黨譽，重拾黨魂，持續精進，策勵未來，再創百年榮景？端視今後能否爭取民意認同，從谷底翻身！[20180729]

江氏祖訓

江氏祖訓

江彥震

江姓在宋版《百家姓》中位列第141位。根據2007年中國大陸公安部的統計，江姓總人口約為362萬，排在74位，約占總人口的12.4%。但在2017年的排名為79位。在台灣，江姓人口約有15.2萬多，是第二十五大姓。江姓由上古八大姓之一的嬴姓演變而來。據《史記·卷第五·秦本紀 第五》記載，嬴姓因分國而分成十四氏：徐氏、郯氏、莒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風俗通》載：伯姓出自「嬴姓，伯益之後」。

伯益因助禹治水有功，故受帝舜賜姓嬴，封於嬴城（今山東省萊蕪市萊城區嬴城遺址）；其他嬴姓諸侯國還有安、益、趙、郯、葛、黃、梁、徐、蕭等國，以及後來統一中國的秦國。江姓得姓始祖：『江元仲』。名恩成，字元仲。舜帝時為伯益之三子，侍夏帝啟為大理（主掌刑名之官），受封于江邑，並建立了『江國』。江國後被楚國所滅，其後子孫以國名為氏，稱江姓。故江氏後人尊江元仲為江姓的得姓始祖。

古代江國的國都位於今河南「正陽縣」附近。春秋時，江國介於楚、宋、齊三國之間，經常受到這些大國侵擾，加之淮水氾濫，往往淹沒江國的中心地帶，所以江國一直未能強盛起來。公元前623年江國被楚國所滅，後代子孫流落各地，並以國名為氏，由嬴姓而改為江姓，將江姓世代承襲了下來。故江氏發源於河南正陽，早期主要在河南發展繁衍。

亡國後的江氏子孫，先從正陽向北逃到『淮陽』（今屬河南），又從淮陽再北上遷至陳留圉縣（今河南杞縣於鎮），後又遷至『濟陽考城』（今河南民權縣），並在此發展成為名門望族，故江氏以「濟陽」、「淮陽」為郡號。江國滅亡後，還有一部分江國子孫逃到齊（今山東臨淄一帶）、陵陽（今安徽石埭縣東北）以及鄖陽。

西漢時期，在江貞的率領下遷往今山東濟水之南，其部分後裔仍留河南，繁衍於淮水之南。此後，江姓在河南、山東立足後，又向四處繁衍發展，遷播到全國各地。晉朝陳留人江瓊，為馮翊太守，永嘉之亂時，棄官回奔，後改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今屬甘肅），世傳家業。唐初，陳政、陳元光父子入閩開漳，隨行軍校有九十一人，六十一姓在福建落籍，其中就有河南的江姓，這當是江姓最早入閩者。

宋朝靖康年間，金兵攻陷汴京，江氏大規模南遷到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地。江姓有一支自汴京遷之杭之仁和（今浙江杭州市），還有一支由江確率領由山東濟陽遷至江西都昌，傳至遷入福建寧化石壁村，其後有遷永定高頭、平和葛希大溪村者。江曄（八郎），生三子：江萬里、江萬載、江萬頃。江萬里為宋度宗左丞相，抗元殉國，其弟及子孫再遷江西。

明初，江姓作為明朝洪洞大槐樹遷民姓氏之一，被分遷於江蘇、浙江、山東、河南、湖南等。明末，有江姓族人跟隨鄭成功進入台灣，在台灣定居，後來又有人移居海外。清初，有湖北麻城的江文、江榜兄弟回歸河南正陽落籍。明清以後，江姓遍及全國各地。如今，江姓在全國分佈甚廣，其分佈以江蘇、廣西、安徽、四川、廣東、湖北、福建等省為主，這七省的江姓約佔了全國漢族江姓人口的65%。

上祖自唐朝元和年間至石壁鄉。其後轉移上杭綿村九磜。南宋紹興年間，始祖百四郎（又名百念四郎，九磜公），妣邱六娘，自九磜攜三子招落永定金豐苦竹大溪寨下村。二世祖百五郎，妣馬四娘，三世祖百豐（又名金豐公），妣戴八娘。百七郎生下七子。宋元鼎革間，七子攜家分移各地，衍成「金豐祖派」。長子江百八郎，娶周二娘。分落永定縣高頭鄉和詔安縣三都象頭。次子江百九郎，娶黃三娘。分落廣東省潮州府海陽縣戀州都小靖村龍掘坪住，今屬大浦縣轄。三子江百十郎，娶何七娘。分後廣東省潮州府大浦縣清遠都胡廖住。四子江百十一郎，娶胡九娘。分落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弦歌都三饒村嚴寨住。五子江百十二郎，娶陳十娘。歷代世，有啟昌公，永隆公叔侄移於詔安縣霞葛井邊居住，嶺下公與余氏移於金溪下河居住，張十五娘攜子貴十郎回永定陳東水尾居住。六子江百十四郎，娶蔡四娘。分在永定縣大溪莒溪竹蘺頭下住。七子江百十五郎，娶唐十娘。永定縣金豐里莒溪塚下居住。

六子百十四郎生下六子，長子江千一郎，娶劉十娘。分在金豐里新塞屋下住。次子江千二郎，娶周十娘。分落南靖縣清寧里河頭住。三子江千三郎，娶李十娘。分在金豐里瓦窯下住。四子江千四郎，娶郭四娘。分落南靖縣清寧里大豐村倒水住，厥後分移山浦，再移小溪尾下村。五子江千五郎，娶鄭四娘。帶未娶弟千六郎，分落漳州府平和縣大溪並詔安霞葛南乾。譜載上祖蒙東衙三將與慈悲娘娘恩典，子孫於祠堂祖龕右邊設供，供另祀東衙三將與慈悲娘娘。自明清始，各支裔孫多以祖傳「認祖詩」互相確認其金豐裔孫身分，中也不乏年代久遠而失傳或無傳者。

自石壁而遷九磜，自九磜而遷金豐苦竹大溪。傳世久遠，子孫興盛，地不足以容之，大半蕩析分離。或在漳，或在潮就地當差，無遂分爾我。我祖因聚族會議具修立訓，詞曰：『移者移，守者守，各從其好。日後生來詢問叔侄相認者，發福無疆。忘本背義者，貧窮夭折。孝順者，壽長富貴。忤逆者，遭凶遇害。教子孫誦讀，使知禮義。勤攻四業，各安本分。貴顯莫得恃強淩弱，貧賤切勿附執趨炎。如有行惡偷盜奸猾騙人如此不肖子孫，許房長燭察重革。若移異地居住被富豪欺壓，如誣盜殺傷及圖賴等情，各房長告會衆告官司理究，無得落人圈套。與異姓同居共里，務要編派遵人束約，毋得違衆自立，以致衆惡。早納官糧，勿負私債。富莫設娼宿妓，貧莫狗偷鼠竊。勿因小忿而成大禍，莫貪小利以致大害。凡我子孫，聽我俚言，慎毋忽略。』今觀祖訓詞雖質而寡，文實爲持身制事守家涉世之藥石也。讀訓詞者幸詳說之，使人人佩作韋弦焉。

事實上，經學者分析，江姓系出多元，(一)出自嬴姓，即上述傳說是大禹的賢臣伯益的後代。(二)出自姬姓，為翁氏所分。西周初年，昭王餓支庶子孫受封于翁山（今浙江省定海縣東，一說在今廣東省翁源縣東），後以邑名"翁"為氏。宋初，有福建泉州人翁乾度生有6個兒子，分姓洪、江、翁、方、龔、汪六姓。其中次子處恭，分姓江，其子孫也姓江。(三)江姓還有一支是姓蕭的改姓的，唐代蕭氏因敗於黃巢，怒而指江為姓，後裔主要聚于江西婺源江灣。(四)魯姓一支改江姓。[20180813]

客家精神与客家文化的现代转型

客家精神与客家文化的现代转型

网址:http://smqbw.cn 编辑:连传芳 作者:黄杰明 来源: 时间:2018-05-31

学界对客家精神已经进行过很多有益的探讨，如丘桓兴认为客家精神有五大内涵：开拓进取、
艰苦奋斗、崇文重教、包容宽恕、爱国爱乡；江彦震认为客家精神就是硬颈精神；唐鉴荣认为
客家精神本质上是以孝为基础的慎终追远的精神；黄瀚认为客家精神的核心是外迁精神。外国
人对客家精神也有论述，如英国传教士肯贝尔认为，客家人具备了世界上一切山居民系的自由
和冒险精神；日本人山口县造认为，客家的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

客家精神首先应体现客家人的特点，其次应是客家文化中最核心的灵魂，且超越时代和阶级局
限，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的一些观念意识、心理特质和意志力量。因此，客家精神是不会与现
代文明相冲突的，与现代文明是相契合的。
什么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自由流通、平等竞争、遵守契约)，主
导是民主政治(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灵魂是人道主义、科学精神和传播自由。

客家传统文化虽然很多方面与现代文明的原则和观念是有矛盾冲突的(特别是制度心理层)，但
客家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却又是与现代文明可以相契合的。这种契合正是客家传统文化能够
实现现代转型的基础，我们必须深入挖掘客家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明相契合的部分--客家精神。
我认为，有助于实现客家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客家精神主要有两点：一是艰苦创业精神，二是
积极入世的主体参与精神。

我认为，客家人最显著的精神特征就是坚韧不拔的拓荒者精神，也就是艰苦创业的精神，这是
由客家民系的形成历史所决定的。客家人的历史就是一部迁移史、血泪史和苦难史，客家人正
是在战乱和灾荒中不断迁徙，不断开荒拓土，从而形成了这种客家第一精神。客家人所到之处
，总能将一片蛮荒之地变成人烟稠密的繁华村镇，“客人开埠”的说法在南洋各地流传，罗芳伯
、张理、谢枢泗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世界客都梅州市市政府将梅州人精神概括为“梅花香
自苦寒来”，将梅花定为市花，就是对这种精神的肯定。

拓荒者精神在客家先辈中是十分突出的，走出大陆的客家华人华侨身上也具备很明显的艰苦创
业的精神，如早期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当代创立著名的金利来品牌的曾宪梓先生等就是其
中的杰出代表。但在现今客家地区的客家人身上却普遍缺乏这种精神。客家地区地处山区，交
通不便，资源匮乏，是客家地区经济落后的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拓荒者
精神——艰苦创业精神的没落。客家人吃苦耐劳，勤俭朴素，但只知埋头苦干，只满足于打工
养家，不敢冒险创业。所以，艰苦创业精神是现代客家文化最值得重新提倡的精神，只有高扬
客家先辈坚韧不拔的拓荒者精神，才能实现客家地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不仅仅要
大力招商引资，更应培育本土客家人的创业精神，特别是青年大
学生的创业精神。

坚忍不拔的艰苦创业精神在社会文化的转型升级时期特别重要，必不可缺，必须大力提倡，高
举弘扬才行!

客家人虽久居闽粤赣深山，却一直以中原汉族正统自居，继承中原古风，敬祖睦宗，崇文重教
，崇尚忠勇，爱国爱乡，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总是勇于挺身而出，如宋元之际文天祥领导的客
家地区抗元斗争，特别是在近代反侵略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文人志士和英雄人物，如黄
遵宪、丘逢甲、叶剑英等人。客家人能够从深山老林走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舞台，由隐而
显，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和瞩目，靠的正是这
种积极入世的主体参与精神!

敬祖睦宗、崇尚科举等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种落后的行为观念，但它体现的正是客家人虽然穷
困没落、身居蛮荒，却仍积极入世的主体参与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促使客家人坚持对文明教
化的向往(即对文化知识、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向往)，积极参与并融入当时的社会主流。客
家人过去只读四书五经圣贤之书，这是时代的局限。但它蕴含的对文化知识的向往和追求仍需
提倡，重视教育的传统仍需发扬，并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转化为一种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理性的
精神。

积极入世的主体参与精神过去促使客家人刻苦读书应举，或积极从军参与革命斗争；今天，这
种精神也同样可以促使客家人正视自身的缺陷，认识自身的长处，扬长避短，并积极参与到现
代文明社会的建设中来。

客家人既不要背负沉重的历史负担，也没必要妄自菲薄。客家人的许多性格还是与现代文明相
契合的，如客家人正直诚信，遵守契约，这是一种能让企业长期生存持续发展的企业家必须具
备的品质。客家人以和为贵，包容性较强，与潮汕人相比较少排外性，只要客家地区交通基础
设施完善起来，招商引资环境完善起来，必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投资发展。

只要我们能够高扬不灭的客家精神，客家人同样能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成为弄潮儿，从而加快
客家本土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客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为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中
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吳伯雄嘆兩岸不能再這樣下去 愛台灣不是自己喊爽的

                      吳伯雄嘆兩岸不能再這樣下去 
                             愛台灣不是自己喊爽的

                                                                      2018年06月30日 14:47 中時 周毓翔

前國民黨主席吳伯雄今天出席中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會員大會。吳伯雄表示自己剛去了一趟大陸，這趟走了寧夏、甘肅參加伏羲氏祭典。他感嘆兩岸關係不能再這樣下去，台灣每個政黨都說愛台灣，但是那是講給自己爽的話，但是拿得出去拿不出去？台灣應該要拿出主張，要有中心思想，否則跟大陸交流會越來越邊緣化。

吳伯雄指出，他此行也見了甘肅省書記林鐸、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石泰峰，後來他也到上海與上海市書記李強聊到大陸惠台31政策，上海還增加到55項，吳說他當面向這些人確認到底是口號還是會落實，對方一再強調「一定要落實」，吳伯雄認為這就是正確方向、和平發展的方向，而不是武力對抗的方向。

吳伯雄表示，兩岸政府跟政府，海基會海協會的管道幾乎已經斷了，這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民間的來往非常重要，透過來往把彼此的善意傳達過去，不要讓人民跟人民發生誤會，發生敵意，也希望客家經貿交流協會能夠發揮更積極發揮作用。

吳伯雄說，心態上要了解現在的情形，也願意維護台灣的尊嚴，跟對岸做對等交流，而不是單向的麻煩人家，要把對等交流透過經貿文化訪問來表示，「兩岸關係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吳伯雄認為，在台灣不管什麼黨都會說愛台灣，問題是怎麼樣的愛才對子孫、對台灣有利，「是講給自己爽的話，拿得出去拿不出去？」是可以理性討論的，大家都愛台灣，但是應該用正確的方式愛台灣，目前大陸方面有他們的原則跟政策方向，所以我方更需要拿出我們的主張，能夠讓他們對等對待我們，「如果沒有中心的思想，將來跟大陸的交流會越來越邊緣化。」(中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