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何時納入中國版圖？
江彥震
清康熙22年（1683年）農曆六月，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在澎湖海戰中擊潰東寧王國劉國軒艦隊，未久，位於承天府（今台南市）的延平郡王鄭克塽於七月十五日（陽曆9月5日）向施琅請降，康熙皇帝經過議政大臣會議討論後，七月份決定接受鄭克塽投降，並下令鄭克塽家族及其部屬悉數搬離臺灣，遷至北京或山東；八月十八日（陽曆10月8日），鄭克塽率眾剃髮易服，東寧王國為期21年的統治正式結束。
康熙皇帝在國防、經濟、人民等因素多方考量之下，態度轉變，接受施琅的主張，在1684年（康熙23年）將臺灣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在1888年（光緒14年）臺灣建省以前隸屬福建省，在省之下為分巡臺灣廈門兵備道（後改為臺灣道），道下設臺灣府，府下再設縣、廳，臺灣鎮總兵掌管全臺防務。
1659年，清兵入滇，永曆帝逃往緬甸，後被俘。 1662年，南明勢力最終被徹底撲滅。
明末民變前的明王朝面積約為300萬平方公里，至此，完全歸入清朝版圖。
直到1895年台灣就與中國大陸脫離，割讓給了日本。 1945年日本戰敗撤出臺灣，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沒有甲午戰敗，台灣就不會割給日本，台民就不會遭日本軍閥欺凌。沒有抗日勝利，就沒有台灣光復。沒有國民政府在台灣卧薪嚐膽，生聚教訓，奮發圖強，就難有台灣的經濟奇蹟和現今台民的豐衣足食。
臺灣清治時期，又稱為清領臺灣，是指自1683年清朝康熙皇帝派遣施琅消滅鄭氏時期的東寧王國政權，至1895年4月清朝與日本帝國簽訂《馬關條約》台灣割讓予日本為止，共計212年間。清朝是臺灣歷史上在台灣島上建政持續時間最長，且唯一超過百年的近現代政權，但清朝政府從未將台灣全島納入其行政版圖之中。
1684年，清朝正式將台灣納入版圖，最初劃為福建省的一部分，1874年發生牡丹社事件後，台灣重要性升高，自此開始增設府縣、經濟現代化等積極建設，並於1885年在台建立福建臺灣省。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清朝在1895年4月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規定永久將「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及「澎湖列島」）讓予日本。歷經臺灣民主國的短暫抵抗後，台灣在同年6月進入為期50年的日本統治時期，至二次大戰日本戰敗止。
台灣最早的文獻記載，來自1582年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神父擱淺台灣時的記錄。這段時期，台灣被稱為「福爾摩沙」(llha
Formosa)，意為「美麗之島」。歐洲國家對外擴張，發現美洲新大陸，開始航海探險，為台灣的文獻記載奠定基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24年佔領台灣，開始對台灣進行殖民統治。鄭成功於1662年擊退荷蘭人，建立東寧政權。實行漢式管理，引進漢文化，是台灣史上一個重要轉捩點，從荷蘭人的殖民統治，轉向漢人的統治。
臺灣自十六世紀（明代嘉靖朝後），便是福建、廣東、日本等海盜倭寇的窩藏之地，由於貿易昌盛，陸續吸引西方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進犯明朝東南沿海海域。荷蘭與西班牙更一度佔領臺灣作為對明朝、日本貿易的據點，繼而統之的東寧政權，即是來自以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為首之海盜集團勢力的延續。
1679年，福建總督姚啟聖與巡撫吳興祚合奏，提議請荷蘭出兵聯手滅鄭，再將台灣歸還荷蘭，康熙批示「依議」，派特使團到荷蘭治理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要求派遣艦隊協攻台灣。荷蘭轄下的東印度公司總督以無人統兵回拒。
故1683年攻下臺灣，康熙皇帝視臺灣為海盜淵藪之地，進攻臺灣原只存「遷其民而棄其地之念頭，對於是否納臺灣入清帝國版圖猶豫了十個月之久；一方面康熙除了臺灣問題之外，還需分神處理俄羅斯對黑龍江邊境侵擾（雅克薩戰役），境內平定三藩之亂也有不少內政問題有待解決，於清廷而言正值多事之秋，若要再將臺灣收入版圖，勢必又要大量開銷來設置官署、招募駐防兵源，對於財政上無異一大負擔。
1683年7月施琅攻台後接見俘虜Alexander
vans Gravenbroek，詢問荷蘭屬下的東印度公司，是否有意願重新占領台灣？總督閣下是否願意花費代價取得台灣？ 爾後由荷蘭俘虜帶信給巴達維亞的東印度總督，探詢荷蘭購台灣意願。
眼見康熙皇帝猶疑未決，平臺有功的姚啟聖、施琅陸續上書康熙，盡皆主張納臺灣為版圖才能根除陳年已久的海寇騷亂，施琅更上書〈恭陳臺灣棄留疏〉，力陳臺灣對於鞏固東南海防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且表達外國勢力諸如荷蘭等屢屢對臺灣之覬覦野心。康熙皇帝則唯恐受封靖海侯的施琅有自恃功臣、領臺有擁兵自重之虞，遂另行諮詢閩籍老臣李光地之意見，李光地大致贊同施琅的保臺疏議，另外提出三年輪調一次「班兵制度」以理臺，終於獲得康熙皇帝首肯，確定於康熙23年4月（陽曆1684年5月底）將臺灣編入清帝國版圖。
康熙帝領有臺灣，因恐臺灣孤懸海外、軍民據島作亂，乃設置班兵制度，凡軍官、兵丁等一律從中國內地輪派，不得由臺灣當地徵召，且凡武職人員三年一換，並不准官員攜眷來臺。在行政單位的設置上，將臺灣、澎湖併入福建省，最高長官設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任命周昌為首任道員；廢除原東寧王國的天興州、萬年州，另置「一府三縣」：府治稱臺灣府，屬臺灣縣（約今台南市），臺灣縣以南設鳳山縣（約今高雄市、屏東縣），以北設諸羅縣（約今嘉義縣以北，不含今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縣級以下坊里莊社等行政名稱、劃分多沿用東寧王國舊制。
清廷取消海禁政策，另外頒布渡臺禁令：其一，欲渡臺者需經官府稽查審核，偷渡者必處嚴懲、其二，凡渡臺者，皆不許攜家帶眷、其三，不准廣東省民渡臺。渡臺條例雖有此明文，禁令條文亦偶有增減，但其實沿海管制並不嚴格，禁令形同具文，偷渡移民所在多有。
而之所以會禁止廣東省移民，官方版本多宣稱「潮、惠乃海盜淵藪之地」，但根據史學者鄭維中於2021年出版的《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一書研究，他認為臺灣在東寧王國時期，鄭成功繼任者鄭經乃因發動政變才得以繼承大統，但因此卻和其叔父鄭襲代表的泉州海商集團交惡，鄭經為維繫政權財源，在位期間，政商皆大量倚重廣東籍海商集團人士，而清廷取下臺灣後，未免廣東集團接續東寧王國政權作亂，所以才頒布廣東省移民禁令。
遷臺人數長期以來並無控管盤查，不少移民因無法治生產淪為遊民，且男女比例失衡，社會不安、治安日壞，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早在康熙57年（1718年）提出警告，惟可惜康熙年間官兵怠於治理的態度放任過久，積習難改，地方吏治敗壞，民怨四起，最終仍導致康熙60年（1721年）杜君英、朱一貴等叛亂起事的發生。
這一時期臺灣雖歸屬清廷，但對臺灣治理有實質影響力的是施琅及其家族，施琅家族不僅接手並壟斷前東寧王國之貿易市場，更挾有軍功之威望支配鹿港（今彰化縣鹿港鎮）地區，引渡不少泉州移民來臺發展。
雍正帝在1723年即位之後，勵精圖治，大力整飭康熙朝後期的弊病，連帶影響對臺灣治理的態度，其中以藍鼎元的獻策對雍正皇帝的治臺方略頗具影響。藍鼎元為漳州人士，朱一貴事件爆發時，隨族兄藍廷珍平定亂事一同來到臺灣，隨後便提出臺灣的治理方略，不少獲得雍正皇帝採納。
在朱一貴事件平定後，朝廷鑒於諸羅縣幅員過廣，不易管理，經藍鼎元倡議，朝廷在雍正元年（1723年）於大甲溪以北設「淡水廳」，大甲溪以南、虎尾溪以北設置「彰化縣」，彰化縣縣城設於半線庄（今彰化市），並將原在諸羅縣（今嘉義市）之北路協鎮移駐到彰化縣，便於北控淡水、南馭諸羅。雍正五年（1727年），澎湖群島從臺灣縣分割出來，設「澎湖廳」。雍正朝「一府四縣二廳」之行政規制沿用近九十年，直到嘉慶17年（1812年）朝廷增設「噶瑪蘭廳」（約今宜蘭縣）才有所改變。
雍正二年（1724年），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在大肚溪北岸設立藍張興庄（約今臺中盆地南緣），報墾立戶陞科，申辦墾照「藍張興」，引渡漳州移民偷渡來台開墾農田、闢建水圳；同年取消廣東省移民來台的禁令，客家移民也在雍正年間起有規模地移入臺灣。藍鼎元上書雍正皇帝，建議批准移民攜眷渡台，以期降低臺灣械鬥騷亂，獲得雍正帝同意，並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頒布實施，福建、廣東移民漸趨容易，數量也日益增多。
根據臺灣學者曹永和《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一書中考證，臺灣在康熙末年因應鹿皮數量減少，已無法再靠外銷鹿皮獲得商業利益，臺灣產業結構在雍正年間開始轉往農業發展。
綜觀雍正時期的臺灣產業結構，清廷大肆招募移民開辦「水田化運動」，稻米取代鹿皮成為產業主力，朝廷又推行「臺產稻米資閩省內地」等政策，臺灣脫離了原本自十六世紀荷治、明鄭時期附屬亞洲貿易網絡的體系，轉為大清帝國內需經濟供應的一環，故雍正一朝可謂臺灣地區產業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
不過，隨著漢籍移民陸續增多，農作拓墾範圍相應擴張，侵犯臺灣原住民既有生活領域漸多，雙方矛盾日益嚴重，引起原民不滿、憤而反抗，以雍正年間爆發的邵族骨宗事件、道卡斯族大甲西社事件為代表，後續嘉慶年間尚有郭百年侵墾事件之發生，造成西部平埔族遷徙大至山區、丘陵地區。
康熙皇帝收臺灣之初，多擇良吏派往臺灣，如臺灣知府蔣毓英、諸羅知縣季麒光與臺廈道陳璸任內皆頗有建樹，但康熙皇帝晚年怠政，對於貪官汙吏皆從輕發落，造成各地吏治敗壞，也包括臺灣在內。康熙60年（1721年）爆發的朱一貴事件便顯現出當時臺灣官員無能腐敗問題。雍正皇帝即位之後大力整頓，吏治風氣一度好轉，但雍正皇帝在位13年後人亡政息，1735年即位的乾隆皇帝對臺灣並無心思經營，大多採取放任政策，臺灣長年皆處於吏治敗壞的狀態，才會導致當地械鬥四起、民亂不斷，尤以乾隆51年（1786年）的林爽文事件、同治元年（1862年）的戴潮春事件為幟。
乾隆51年（1786年）的林爽文事件弭平之後，乾隆皇帝肯定諸羅縣軍民在這場亂事中同心戮力、抗敵有功的表現，乾隆52年（1787年）「諸羅縣」更名為「嘉義縣」，乃取「嘉勉其義」之意，但臺灣行政設置仍保持「一府四縣二廳」，並未變動。
直到嘉慶初年，漳籍的吳沙率領漳州、泉州、粵籍人士向今宜蘭地區開墾，侵占噶瑪蘭族土地，造成當地原漢糾紛甚多，實有新設行政官廳的必要，朝廷遂在嘉慶16年（1811年）增設「噶瑪蘭廳」，正式將宜蘭地區納入清朝行政版圖；爾後又延續牡丹社事件爆發之後的同治13年（1874年），長達六十多年時間行政機關未再有變動。
道光年間，曾任臺灣道、福建巡撫的徐宗幹便曾對臺灣吏治之敗壞提出四大原因：其一，地理位置孤懸海外，官員若自行其是，上級監督不易、其二，因朝廷採行「本籍迴避政策」，派駐臺灣的官員不諳臺灣普遍的通行語，和下層民眾言語不通，下情無法上達，雙方易有誤會、其三，官員俸祿極其微薄，以致貪汙受賄，乃至於官商豪族勾結情事層出不窮、其四，官衙辦公經費匱乏，凡招募人事、公共建設經辦等，多令主事者往往有心無力，又或因循苟且，得過且過，故徐宗幹才有臺灣「三年一大反，五年一大亂」之喻。
臺灣可考民變紀錄根據許文雄〈十八及十九世紀台灣民變和社會結構〉一文統計，總計為107次，茲舉乾隆朝60年計29次、嘉慶朝25年計20次、道光朝30年計34次等等，尚不包括鄉里之間難以計次的族群械鬥（閩客械鬥、泉漳械鬥以及原漢衝突），足見18世紀中葉之後臺灣社會的動盪不安。但也有一群平民藉由協助朝廷平亂促成階級流動，因功受封官銜、官職，或獲取土地、特權，進而躍昇為土豪世族之事例，諸如霧峰林家（林朝棟）、鹿港楊家（楊振文）、新竹鄭家（鄭崇和）和雲林張家（張士箱）等。
除此之外，臺灣在18世紀中葉後，西部漢人人口數業已逼近200萬，清朝政府雖採「原漢隔離」的政策，明文禁止漢人侵犯原住民土地，交界處設有土牛、石牌、紅線等，但保護地權整體效果不彰，大部分的土地仍落入漢籍業戶手中。西部平埔族群（道卡斯、巴宰、巴布拉、巴布薩以及洪雅族）面臨漢人的墾伐，獵場漸失，只得選擇遠離故土，集體遷徙至丘陵、內山等區域居住，而未隨同胞遷移的平埔族人，只得依附漢人，或與其通婚，於是文化及語言也漸趨漢化。
19世紀中葉以後（約莫道光皇帝末期、咸豐皇帝在位時期），清帝國內地接連面對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太平天國之亂等問題，朝廷應付內憂外患業已自顧不暇，難以付諸心力經營東南一隅的臺灣，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帝國進犯臺灣爆發牡丹社事件之後，朝廷重臣因恭親王奕訢、李鴻章、左宗棠帶起一場「海防與塞防之爭」的朝廷議論，嗣後才有沈葆楨主導南洋海防，並遠赴臺灣經辦政務、大興變革之情事。
沈葆楨自同治13年（1874年）5月份受命為欽差大臣，被派往臺灣前線，處理與日軍談判〈北京專約〉之事，直到該年年底日軍全部撤退期間，足以令沈氏對臺事務頗有涉獵。其後，沈葆楨提出多項治臺方略，獲得朝廷批准，自翌年光緒元年（1875年）之後，清廷兼採「鞏固海防（沿海、臺灣）」與「塞防（蒙古、新疆）」之國策，對臺灣治理轉入積極。
劉銘傳的改革，係以居民自己負擔為原則，可說是一種「就地取材主義」，並非來自中央投資。當時台灣的財政主要依靠地租，劉銘傳採取清賦措施，向朝廷上奏「三至五年之後，將以台灣之財收自給自足」雲。劉銘傳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四月，設清賦總局於台北，三個月內完成居民的人口調查，並進行兼具治安目的的「保甲」編制。保甲制度即是，以「甲」為單位，將居民置於連坐制之下加以管理，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甲有甲長、保即設保正。人口調查完成後，隨即著手土地的調查，確定土地及田的所有者，摘發漏稅的「隱田」，並確定其所有權人。這樣一來，地租收入一舉由不到五十萬兩增至六七‧五萬兩，但清賦事業做得不徹底。而所做的台灣人口調查與土地調查，成為日據時代的人口調查及土地調查的基礎。
鐵路事業方面，當初雖然計劃從基隆至台南敷設縱貫鐵路，但因為資金不足及劉銘傳離職，故僅敷設基隆到台北約三十二公里，光緒十九年（1893年）二月又完成到新竹約六十七公里。
劉銘傳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六月，告病辭官回鄉。繼任的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基於地方財政問題，因而未能承繼劉銘傳之改革事業，其改革事業遂中途而廢。而後，於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邵友濂離職，代之由唐景崧就任福建臺灣巡撫。
台灣建省還不到十年，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1895年）後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之主權割讓給了勃興中的日本，在經過台民與臺灣民主國短暫抵抗後，進入台灣日據時期。
據《清史稿》記載：「光緒...二十一年，棄臺灣，省巡撫。」「日索交臺灣益亟，朝旨命臺灣巡撫唐景崧交臺，臺民洶洶欲變，並引公法力爭。」
[20150608]
